编者：我们把本文主人公的简历就放在文题之下的目的是“昭然若揭”显而易见的：我们相信很多读者与我们一样，多半都会最先就被文中“2009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0年当选为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科学院会士”这么两行文字打动。
“院士”——百度百科也这么注释说，它是某些国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一般为终身荣誉。而在中国，它通常是指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它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
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铜仁县农机厂曾有幸于1970-1978年的九年间接纳过本文记述的罗锡文院士，作为一份地方媒介，我们也乐于做一做“追星族”，将李祥霓先生撰写的报告文学《科学家的故事·开直播机的老头——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机专家罗锡文》分节连载，以飨读者，并慰铜仁人民、铜仁山河。
1945年12月2日生于湖南株洲，中国共产党党员。1970年7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1970年7月至1979年8月为贵州省铜仁县农机厂技术员；1979年8月考入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攻读农业机械化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农业机械与装备关键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广东省农业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系系主任、工程技术学院院长；1996年5月至2006年5月任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9项；获授权发明专利120余件。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5项，二等奖2项。指导了148名研究生和14名博士后；被评为广东省、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农业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等；获中华农业科教奖、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业机械发展贡献奖，获授中国农机工业功勋奖章、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60 周年杰出人物称号。曾获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学会（CIGR）“卓越功勋奖”和“国家/区域奖”、CLASS工业奖。2009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0年当选为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科学院会士。
我一生有三位老师：第一位是农村，第二位是工厂，第三位是学校。 ——罗锡文
农村——梦想深种的沃土
1945年12月2日，罗锡文出生在一个名叫简家冲的小山村。因父亲是湖南株洲镇邮局职工，很少回家，母亲便带着他们三兄弟和两个姐姐在乡下以种水稻为生。
“那时生活很艰苦，我们兄妹5人很早就跟着母亲下田干活。‘双抢’（指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时，天还没亮就被母亲从床上叫起，跟着大人一起下田拔秧，天亮了回家吃过早饭再下田插秧。”罗锡文说。
小时候，母亲的一声呵斥，让罗锡文牢记了一辈子：“那时我六岁左右。在田中插了一阵秧，腰痛得不行了，就站起来伸伸。妈妈就一声呵斥：‘小孩子有什么腰，赶快插！’”提起这段经历，罗锡百感交集。
小小的罗锡文每天跟着大人一起下田拔秧、插秧、车水、割禾、扮禾……干过水稻生产的所有农活。每天起早贪黑的艰辛劳作，让他小小年纪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什么时候不用人插秧就好了。”
一次耙地时，罗锡文滑倒在田里，差点被牛踩伤。还有一年秋收时，他和姐姐比赛割水稻，一不小心，左手无名指尖连指甲带肉被镰刀割掉约2毫米，疼得在地里打滚。
正是童年时的这段农活经历，让罗锡文对农民的感情愈加深厚，“总想着怎样才能把他们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自此，一颗改变农作方式愿望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心中，须臾不曾丢下。
回忆小时候在农村干活的情景，已经誉满国际的农机化专家罗锡文院士脸上漾开了恬静的微笑。
“插秧的时候，我最渴望的就是地头出现妈妈的身影。妈妈收拾好家中的活后，会提着一壶热茶来到田边，让我们解渴，歇息片刻后再继续插秧。”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劳作一天回到家，罗锡文最享受的时光，就是躺在塘边的竹椅上乘凉。“那时候，妈妈总会拿着一把大大的扇子，为我们赶蚊子、扇凉。这个画面，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1958年至1964年，我在株洲市里读中学，一周才回家一次。到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都吃不饱饭，人饿得不行。但每次回家临回校时，妈妈总会捧出一斤左右的一把米，用小袋子装上，塞到我手中，让我自己拿去学校蒸着吃。后来我才知道，那都是妈妈将平时的口粮一点点省下来攒给我的。”
为节省钱供罗锡文和姐姐读书，父亲退休前，都是轻易不会回家一次，家里的一切全靠母亲勤勉撑持。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罗锡文养成了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作风。几十年来，他不论到何地做试验，都一定要脱了鞋子下田走一走，亲身感受农机作业的环境：“想想，这都是妈妈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都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子欲养而亲不待”：1982年，罗锡文研究生毕业的头一年，母亲去世；研究生才毕业的第二年即1983年，父亲跟着离世。
考上硕士研究生那一年，父亲显得十分高兴，与住在乡下的两位叔叔一起办了一桌菜，请亲戚们吃了一顿饭。并在饭桌上说，他们三兄弟还从没去过广州……
“不想，他最终还是没去成！”讲到此，罗锡文闭上眼睛，摇头哽咽……
1958年至1964年，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罗锡文在株洲市三中完成了初、高中阶段的学习，顺利考入华中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当时大学教学非常重视实践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全班每位同学都学会了组装电子管收音机，他省吃俭用亲自组装的一台就像宝贝一样被随身带了几十年。
大学毕业时，正是祖国“大三线”建设——新中国在1964年至1978年间展开、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急需大量人才之际。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的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七大体系。
“那时候，全国大学生都积极响应大三线建设的号召，我们学校有2700多名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一半人来到了大西南。”
1970年大学毕业时，罗锡文满怀憧憬准备进入无线电领域工作，却意料之外地被分配到了贵州省铜仁县（今铜仁市碧江区）广播站。因他不喜欢这种每天开关机器的单调工作，申请去到了县农机厂。他告诉笔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主要还是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民劳作的艰辛，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将他们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工厂——筑梦起飞的摇篮
提起当年的铜仁县农机厂，现年78岁的罗锡文两眼放光，精气神顿生：“我在铜仁县农机厂工作了9年，是贵州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是贵州人民培养了我。”
罗锡文常说，1970年起在农机厂工作的9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得以与农机结缘。9年间，他不仅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情谊，还学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
20世纪70年代正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被分配到作为农机厂工作最脏、最累之一的铸造车间，和工人一起将焦炭和铁块从地面挑到三层楼高的冲天炉添料口边的罗锡文，并无半点委屈之感，几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样兴致盎然：“我们挑的铁块，最轻（小）的几十斤，最重（大）的上百斤。要爬上窄窄的梯子，将焦炭、铁块一层一层地放进冲天炉，炼成铁水。”
但这对于刚离开大学校门的罗锡文来说，还是显得太难，于是他找到车间主任，建议做一台运输机，并画了一张图，还作了详细介绍。厂里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安排几个工人和他一起试制。十几天后，运输机完工试机，工人们看到运输机将铁块源源不断地从地上运到冲天炉添料口边时，都忍不住“成功了！成功了！”一阵齐声高呼。
罗锡文在工厂的第二个工作是与其他师傅一起将在冲天炉中熔化的铁水抬到砂型边倒入，让其冷却成各种各样的铸件。铁水出炉温度高达1470℃，小铁水包重100斤左右2人抬，大则重300斤4人抬。抬了几天，罗锡文发现，如果谁崴了脚，铁水倒出，瞬间就会把人烧成灰。他又找到车间主任，建议修2条轨道负责运输铁水，人就在冲天炉口接下直接将其推送至砂型边。轨道两星期即装好，铁水从此不用人抬。
罗锡文一度在锻造车间抡大锤。24磅重的大锤，每天要抡几百次，吃饭时手都难抬起。看到车间里放着一台空气锤，他前去检查出原因是坏了一个交流接触器，利用自己的所学将其更换后，又让空气锤重新工作起来。
2023年6月，笔者采访罗锡文当年在农机厂的同事、主管生产的杨先苏（后来的厂长、铜仁市碧江区经贸局副局长），他一时既感动又激动：“我与罗锡文44年没见面了。几年前他倒是回来过，还请大家吃了饭，我当时正外出，没能见面。”
讲起罗锡文，杨先苏滔滔不绝赞不绝口：“罗锡文在农机厂，根本就没有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低人一等心态。他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上班，无论在哪个车间，都能与工人打成一片，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他虽不是学机械的，但他肯动脑又肯动手。厂里进了新机器，他就一个人琢磨，仔细研读说明书和结构图，再和大家一起安装调试。因此，再大再复杂的机器从安装、操作到修理，他都能一手搞定。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就连他自己改造、研制的机器和工具，都不认为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他改进、发明了好几种机械和器具，却从没想过自己究竟是工人、技术员还是工程师，反倒是人人都把他看成是厂里最喜欢动脑筋的工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罗锡文满腔热情对待工作和真诚待人的品格让工人们都很喜欢他。“与罗锡文一同进农机厂的大学生有10多个，可只有罗锡文才实现了将皮带传动车床改为齿轮传动，提高了加工精度。他还与工人们一起研究制造出了10千瓦发电机、16吨冲床、手动插秧机，还有后来得奖的机动喷雾机。”
罗锡文在农机厂的那些年，经常带领工人们一起搞技术革新，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人劳动强度。领导看重罗锡文，工人喜欢罗锡文。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罗锡文经常被工人们轮流拉到他们那虽不富裕，但有着热菜热饭及热心肠的家里吃饭。罗锡文很感动，觉得自己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报答大家对他的厚爱。他总是时时处处帮工人们排忧解难，甚至操办红白喜事。
罗锡文在铜仁县农机厂一干就是9年。他说，这9年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我很庆幸这9年的锻炼机会。我总是和我的学生讲，一定要到实践中去，实践出真知。”
9年中，罗锡文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不仅学习了许多知识，还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他每年都参加厂里的新产品研发和试制，虽然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爱钻研、爱发明的热情并未减弱半分。他深入车间学习，学会并熟练掌握了车、钻、刨、铣、焊、磨、冲等工序的技术。9年中，他先后主持和参加了皮带运输机、轨道车、拉管机、铸管机、冲床、插秧机和薯类打浆机等10多种农机的研发和试制。1978年，罗锡文拿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科技奖项——他主持设计的“锦江-18型机动喷雾机”荣获贵州省科学大会奖。
1978年夏天，农机厂收到一份邀请参加在江苏南通召开的全国喷雾机现场会的通知。罗锡文感到这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便找到厂长要求参会，最后，厂长同意罗锡文自己掏钱去参加会议。
“事实证明我去参加那次在江苏南通召开的全国喷雾机现场会太对了。”正是在这个现场会上，罗锡文遇到了他研制农业机械的引路人、恩师高良润教授。
现场会上，罗锡文带着获贵州省科学大会奖励的“锦江-18型机动喷雾机”，去请教我国著名的“喷雾机之父”高良润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高良润就已经是中国著名的农业工程专家和教育家，是我国高等院校农业机械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曾任镇江农业机械学院（后来的江苏大学）教授、副院长，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博士生导师，被称为我国“喷雾机之父”。
罗锡文的虚心请教，让高良润喜欢上了这个勤学好问且有着独到见识的年轻人。他敏捷地意识到罗锡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农机研究人才。所谓“伯乐常有，千里马不常见”！爱才心切的高良润提出让罗锡文在工厂不忙时到他任职的镇江农业机械学院，听他讲授农业机械方面的知识。一个贵州山区小小农机厂求知若渴的青年，一个高等院校专门学科求贤若渴的教授，就这样在江苏南通相遇。由此，高良润教授将罗锡文领上了农机科研之路。
1978年秋天，罗锡文如愿在高良润教授实验室工作了2个多月。时间虽然不长，可高良润教授讲授的农业机械科研知识，使他更加认识到农业机械的研发对祖国农业的重要性，更坚定了学习农机、研发农机、将农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决心。离开镇江农机学院时，高良润教授提议罗锡文报考他的研究生。
“那时候，贵州太闭塞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考研究生呢！”
不是农机专业出生且已33岁的罗锡文，白天坚持上班，晚上“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加紧复习。197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分数一出，成绩在报考高良润教授的6个考生中排第二的罗锡文，却因高良润教授的招生名额只有一个，遗憾没能成为高良润教授的学生。后来之所以还能被其他学校录取，罗锡文说，他去交报名表时，铜仁县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多填几个志愿。他拿起招生目录，“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五个醒目大字“嘣”地一下跳进他的眼帘的……
得知华南农学院录取通知书送到的消息时，高良润教授只好惋惜地对罗锡文说：“华南农学院也是一个学习农业机械知识的好学校。不过，你硕士毕业后，一定要报考我的博士生呀。”
1979年9月，罗锡文要离开农机厂去学习他梦寐以求的农业机械化了。他自然非常高兴，但又难舍工作了9年的农机厂。“虽是一个县里的小小农机厂，但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44年后的2023年5月28日，面对笔者提起他曾在铜仁县农机厂工作的9年，罗锡文深情地说：“那段岁月，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农机厂的领导和工人们对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爱护、帮助和培养，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那个远在贵州山里的小小农机厂，是罗锡文对农业机械的初识——感知——启智——研制——发明之地。罗锡文说，他终生难忘农机厂对他的培养，会常常叨念起那些与他同甘共苦的领导和工人兄弟，以及那些烤辣椒蘸盐水下苞谷酒的快乐日子。讲到这，罗锡文轻轻地吧唧了一下嘴唇，幸福地眯上了眼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