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辰水
铜仁，与历史上的多数城市一样，与一条重要的河流密不可分。今天，这条被泛称为锦江的河流，历史上称为辰水，时至今日水利上还称为辰水。
郦道元《水经注》载：“辰水出县三山谷，东南流，独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龙门山，历独母水溪，北入辰水。以铜仁大江谓即辰水，小江谓即独母水。”三山谷就是梵净山，当然也有人认为指狭义的九龙山，辰水上游的省溪（今太平河）与提溪（今闵孝河）皆源于梵净山。《铜仁府志》记载：“铜仁江有二：一曰大江，一曰小江。大江在府西南，源出九龙山，小江在府西北，源出瓮济洞。”《黔南识略》记载“小江源出梵净山，有九十九溪，最大者为瓮济洞。”瓮济洞及北山即龙门山。
关于辰水的记载，史书还有很多记载。《禹贡》曾氏注：“辰水出贵州铜仁。”《元丰九域志》：“麻阳有辰水。”《汉书·地理志》：“辰水出贵州梵净山，南经溪口，至铜仁施溪司，径入麻阳，经县城南，北流二百三十里，至辰溪县入沅。”
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不难看出，辰水就是指源自梵净山而流入沅水的这条河流。历史上有“武陵有五溪”之说，从历史来看，主要指沅水源头及主要支流，即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后汉书·郡国志四》武陵郡临沅条下注引《荆州记》曰：“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县分为五溪”。辰溪就是辰水，《渠阳边防考》：“辰水出铜仁蛮界，流经麻阳县城南为锦江者，名辰溪。”
郡县以水得名，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特点。关于与辰水有关地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辰阳，根据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辰阳在辰水与沅水交接之处，古人“山南水北曰阳”，辰阳，就是辰水以北的地方。1980年前后，湖南省辰溪县辰阳镇米家滩考古发掘出90多座战国古墓，这一庞大的古墓群，以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辰阳在战国时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邑，2002年9月，辰阳镇雷公垴又考古发掘出大夫、将军级战国贵族古墓群，辰阳于战国的存在不容置疑。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在《涉江》中吟道：“……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诗人用诗歌告诉后人，早上从一个叫枉渚的地方出发，晚上到达辰阳度宿。枉渚，枉水流入沅水的小水湾，在今湖南常德市南。可见，诗人当时沿着沅水而上，有感而发。
辰阳，虽与今天的铜仁还有一段距离，但就如诗人屈原一样，他的身体与灵魂是会沿着沅水而上的。不可否认，也有很多类似屈原的诗人、歌者、劳动者，从辰阳沿辰水而上，追寻一条水的足迹。据考证，在汉朝，辰水流域的今铜仁境内区域，行政区划上便隶属于辰阳县。三国时期，此地曾两度属蜀，两度属吴，不过仍隶属于辰阳县。
关于辰阳，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汉高祖置县时，初名辰陵，后以地当辰水之阳，改名辰阳。”辰阳的地名究竟始于何时，如前所述，前些年已在辰阳地发现战国古墓，“改名辰阳”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而且作者也是以后人的口吻进行记述，古代的地名几经变更，有的是反复变更，难免会用对自己有利的记述，不管怎样，但辰阳设县的历史不容否认。
隋朝开皇九年（589年），辰阳县迁于沅水北岸，于是与辰阳之名不符，又以地当辰水入沅水之口，故易名为辰溪县。同年，废沅陵郡为辰州（当以辰水得名）。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改州为郡，辰州又复为沅陵郡，属荆州。此时的沅陵郡初治龙标，后移于沅陵县，时辖沅陵、龙标、辰溪、大乡、盐泉五县。
唐武德三年（620年），据守沅陵郡的萧铣部将董景珍归附于唐，唐王朝开始经营沅陵郡，当年，又改沅陵郡为辰州，治所依然在沅陵。垂拱二年（686年），以辰州麻阳县地及新开山洞置锦州（卢阳郡），锦州领卢阳、诏谕、渭阳、万安、洛浦（本属溪州，长安四年〈704年>属锦州）五县。《一统志》记载：“辰水一名锦水。”锦州理应因锦水而得名。《铜仁府志》载：“渭阳万安，今铜仁县”。当时的渭阳县、万安县就是今天铜仁市碧江区的大部分区域，治所位于今碧江区三江汇流处黄土街一带。
景云二年（711年），置辰州都督府，兼理军事、民政，下领辰州、锦州、沅州、舞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全国改为十五道。开元二十七年，辰州都督府撤销，锦州、辰州以及巫州、业州及羁縻晃州皆属于黔中道。天宝元年（742年），锦州更名为卢阳郡，同年，“移万安县治于郡西南大江坪”，更名“常丰”县，县治便从今黄土街一带迁至大江坪一带。乾元元年（758年），卢阳郡又复名为锦州。
“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五代时期，《铜仁府志》载：“今铜仁盖为后唐所有……马希范据此，则铜仁先属蜀，后属楚。考楚至后周广顺元年，地属南唐，则铜仁又属南唐矣”。马希范是马殷第四子，南楚第三位国君，早在马殷据楚及镇压“飞山蛮”后，采取“上奉天子，下奉市民”的策略，积极依靠大姓酋长实行统治，封田氏为锦州刺史，马希范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策略，创造性地与当时的地方首领彭士愁歃血为盟，订立《溪州盟约》，设立溪州铜柱，成为历史的佳话。从羁縻制度或酋长统治这个角度而言，辰水流域铜仁府地，主要为锦州所辖之地。
如前所述，宋熙宁前，锦州等地皆为羁縻州，熙宁七年（1074年），北宋名将章淳平“南江蛮”，在锦州等地撤销羁縻州，在锦州（含叙州、奖州）等地设置沅州，元丰年间，沅州卢阳郡属荆湖北路。《沅州志》载：“时南江诸蛮若舒氏、田氏、向氏各有州四五。熙宁五年，命章淳经制荆、湖蛮，蛮皆入地。惟田氏有拒命者。明年，进兵破懿州，南江州洞悉平。七年，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又以潭阳地为卢阳县，以辰州麻阳、诏谕二县隶州”。惟田氏有拒命者，说明锦州的田氏最初也有不愿归附的意愿，毕竟作为羁縻州又自己特有的权力，《铜仁府志》有记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锦叙诸蛮相率诣辰州，言愿比内郡输租税，诏不许”，各州愿意以王朝所辖郡的比例纳贡缴税，未予采纳。这几姓各有州四五，四五当然是概数，州的大小也不一，田氏在黔东之地还有思州等，思州的一部分区域后来也成为了铜仁府属之地。《铜仁府志》记载：“熙宁八年，并锦州砦人户及废诏谕入麻阳为一县。”关于锦州江砦的设立没有明确时间记载，但砦的设立主要基于军事考虑，是一个军事单位，主要是管理和控制羁縻州县的少数民族，顾名思义，锦州砦就是负责管理锦州少数民族的军事单位，当然在以军事为主这个功能的同时，也有行政的部分功能，毕竟那时的官僚体系还不健全，而且锦州这些羁縻州县的区域本身就处于行政的末端，几乎没有什么政事，如果有什么政事，也是军事和稳定。所以史书记载也是将“锦州砦人户”并为麻阳县，而不是说并锦州砦为麻阳县，从这个角度上说，铜仁府属之地属于锦州还是最客观的。
宋以前，辰水流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皆与“辰”紧密不可分割，特别是从辰州之地划分而设置锦州，这也是后人为什么习惯称辰水为锦江的缘由。
因辰水有名的还有辰砂。史书记载，“辰州所产朱砂最有名，又多从辰水运出，因此，朱砂又称辰砂。”历史上，铜仁境内的朱砂最有名，此地时属辰州，准确地说，辰砂主要指铜仁的朱砂，此外包含湘西一部分，主要为与铜仁接壤地区，比如凤凰的茶田，新晃县有部分汞矿。
辰砂以万山朱砂为最有名。相传，秦汉即有人在此采矿。唐宋时，这一带先后隶属辰州、锦州、沅州，所产朱砂、水银，史册多有记载。唐垂拱二年，锦州即以光明丹砂为土贡。宋淳熙二年（1175年），“沅州生界伶佬副洞官吴自由子等3人从黔东湘西货丹砂麻阳等地”。黔东当指铜仁一带，伶佬，又指侗族祖先。曾盛产丹砂的铜仁市碧江万山等地皆有许多侗族。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中也曾提到锦州采砂的情况。庆元元年（1195年），沅州通判朱辅著《溪蛮丛笑》中有“辰锦砂最良……砂出万山之崖为最，伶佬以火攻取”，“水银出于丹砂，因火而就”的记载。“元初，沅州五寨有肖雷发等每年包纳朱砂1500两，罗管赛包纳水银2240两。”铜仁境内在隋唐时期就已开采的辰砂矿还有大硐喇汞矿（属今铜仁市碧江区云场坪镇）、路腊（属今铜仁市碧江区云场坪镇）汞矿、茉莉坪汞矿等。
2铜人
铜仁府属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1981年，锦江河流域漾头镇杜家园遗址出土的石器残片，以及随后在灯塔街道办事处岩董遗址（曾属漾头镇）出土的夹砂红陶、灰砂灰陶残片等，验证着早期人类在该地域的活动。2009年，第三次文物普查调查又先后发现寨坝、龙井、方田坝、宋家坝、落鹅、锡堡、茅溪、磨刀湾、笔架冲、新屋、落箭坪、黄腊关、坳田董、施滩、坝皂等多处遗址；在方田坝遗址征集到铜钲；在纸厂和坳上坪两个地点采集到陶器和磨制石器，据初步研究，这些遗存的主体年代应在商周时期，不排除个别遗存或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晚至汉代。2019年底至2020年初，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专业的考古队对锦江流域铜仁至江口段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和调查，新发现了挂扣、凯德、寨屋、璇水湾、凯芒、陆家寨、艾家坪、坪茶、烂泥田、龙塘、上喻家坪等11处早期遗址和徐家坡、长坪、木抱、坪后等4处石制品采集点。
这些早期遗址均分布在锦江两岸的一级和二级台地上，早期地层堆积较为丰富，有房址、柱洞、灰坑等遗迹，遗址内采集到大量的石制品和陶片。尽管如此，但相对于中原来说，这里仍是偏远的边陲之地。因此，关于这里早期的行政建置，历史只有一些大致的记录。“铜仁周时为荆州西部、梁州南面的的边地，春秋时属楚，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隋置静人县，唐初属辰州”，后设万安县并改为常丰县，“五代十国原唐设的州县自然消失”。
《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铜仁，元为铜人大小江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初，改为铜仁长官司。”铜仁长官司，是铜仁首次出现在历史典籍中，而首次出现，又与土司相连。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王朝通过少数民族首领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统治，二是各民族首领向中央王朝承担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义务。其治理的原则是：“其道在于羁縻”，曾在此地设立的锦州一度为羁縻州。
铜仁一名的由来，现在较为流行的只有一则传说，在大小江汇合的三江汇流处，有一天生奇石矗立于中心，相传元朝时，有一渔民在这石下拾得儒、道、释三尊铜像，从此，这个地方便称为“铜人”，这尊岩石也被称为“铜岩”。传说毕竟是传说，这应是民间给“铜人”所作的一个“偏”解。《溪蛮丛笑》“铜鼓条”中提到，在古麻阳城附近江中出土铜人像二尊，相传是唐明皇夫妇的坐像。铜人位处麻阳上游，这则关于“从江中拾得铜像”的传说可以说是同一文化的“位移”，只是铜像从两尊变为了三尊，指向从唐明皇夫妇变为了儒道释。还有一种可能，这里的“古麻阳”与“铜人”本就是同一区域，铜人的数量与所指只是传说的时间不同。
关于铜人之名，最早的记载为元朝的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铜人为什么称为“铜人”，除了如上所述的民间传说，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既然“铜人”以土司之名首次出现，理论上应该从土司设立的某些方面寻找到答案。据历史记载，元朝当时，在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的附近，先后设立或存在的土司还有：浦口长官司，位于原铜仁县谢桥乡浦口乡（现碧江区桐木坪乡卜口村），地势平坦肥沃，离铜人大小江等处不远，当地百姓还有关于土司的传说，《元史·地理志》也将其列在一起；大万山苏葛办等处长官司，元初，“蛮酋田谷以功授大万山长官司”，大万山司东面还有勒舍长官司，后并入大万山司；省溪坝场等处长官司，省溪就是今天江口县的太平河，《明史》载其“司西有宙罗江，即省溪”，任可澄《贵州通志·建置沿革》解释，“辰水又称辰溪，省溪乃辰溪之讹，坝场距省溪仅二里，今仍旧城称”；提溪等处长官司，提溪，即今江口县的闵孝河；施溪样头长官司，施溪，就是今天碧江境内的瓦屋河，样头就是今天的漾头镇，其地还有“漾头司”一说，施溪治所在今万山区的下溪（至于该司在明朝设府时划归思州府，那是另一回事）。此外，还有乌罗龙干等处长官司、平头著可通达等处长官司、治古寨长官司、答意寨长官司、龙泉葛泽长官司、德明洞长官司、西山大洞等处长官司、秃罗长官司、五寨铜人等处长官司。龙泉葛泽就是今松桃自治县孟溪镇一带，治古长官司在今松桃自治县正大镇一带，答意长官司在今松桃自治县长坪乡一带，五寨铜人等处长官司含今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自治县、碧江区，湖南湘西州凤凰县的交界区域。
铜人大小江等处长官司与五寨铜人等处长官司，说明“铜人”作为一个地名或者特指的存在，已经包含了一定的区域，而且还被分为不同的土司所治。
《溪蛮丛笑》中关于铜鼓的记载，有这么一段话，“蛮地多古铜。有铜柱，马希范所立。麻阳有铜鼓，盖江水中掘得，如大钟，长筩三十六乳，重百余斤，今入天庆观。并有铜像二，相传唐明皇像。余散他处鼓尤多，其文环以甲士，中空无底，名铜鼓”。蛮地，泛指溪峒地区各民族聚居地；古铜也应是泛指流传下来或正在使用的铜质器具等。余散他处之鼓，意思是指散见于他地的铜器。铜仁关于三尊铜像的传说，前已述及，与其肯定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也可以理解为“余散他处之鼓”。铜人，最初很有可能是外界对这片区域喜欢或善用铜器之好、信仰或传承铜器之魂的一个别称，对好铜之蛮而称为“铜人”，最后逐渐演变为铜人这一片区域，一个特指的地名，因随着中央王朝权力不断深入，好铜之其余蛮地已经有了特指地名。
3铜仁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将从元代接管过来的铜人大小江等，隶属思南宣慰司。从此，“铜人”变为了“铜仁”，并沿用至今，人改为仁，官方的说法是出于宣扬伦理教化的需要，民间的说法是，“仁”的一个单人旁加上旁边的“二”就是三尊“铜人”。其次，大小江等处也不在新的长官司范围之内，说明大小江已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辖地变小了。其三，“军民”二字被取消，说明剥夺了土司统率土兵的权利，地位有所下降。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在废黜思州、思南两宣慰司的基础上设立铜仁、乌罗、思州、黎平、新化、思南、镇远、石阡八府，隶属同时设置的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从此，铜仁作为贵州的一部分，不断在黔东大地上展示出了自己的历史担当。
《明史·贵州地理志》载：“铜仁府，本思州宣慰司地，永乐十一年二月置铜仁府。领县一，长官司五。西南距布政司七百七十里”。《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又载：“铜仁府。铜人，元为铜人大小江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初，改为铜仁长官司。永乐十一年置铜仁府。万历二十六年始改长官司为县治。领长官司五：曰省溪，曰提溪，曰大万山，曰乌罗，曰平头著可。乌罗者，本永乐时分置贵州八府之一也，所属有朗溪长官司、答意长官司、治古长官司，而平头著可长官司亦隶焉”。明史地理志关于铜仁府的记述应是1598年以后至明亡前的情况，因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任长官司土官李永授贪酷殃民，罪恶贯盈，王朝便废除铜仁长官司，改设铜仁县，府县同城，李永授被发配到云南平夷卫充军，其子李以谦世袭“土主簙”职衔，不许管事。
关于乌罗府，明宣德五年（1430年年），治古土司龙答哥、答意土司石各野因不堪忍受卫所流官苛虐无度，“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翁桥等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竿子坪长官司吴毕郎作乱，招抚不服”（《明宣宗宣德实录》）。贵州指挥使调集明军平苗，两年后龙答哥、石各野战死。正统三年（1438年），朝廷废答意、治古二长官司，乌罗府只存3司，不足以立府，故废，而将乌罗、平头著可两司归铜仁府管辖，朗溪蛮夷长官司归思南府管辖。据此也可推断出，铜仁府设立初至少管辖铜仁、大万山、省溪、提溪等长官司。
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清朝出动15万军队自四川、湖南、广东三路进攻贵州，八月，贵州大部分土地为清军占领。清军攻占铜仁后，仍沿袭明朝的建置旧制，设置铜仁府仍辖铜仁县及五长官司，隶属贵州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八月，铜仁府境内苗民起义失败后，为了加强对苗族地区的管理，铜仁府添设理苗同知1员，分驻正大营，从此，铜仁府辖1县1厅5长官司。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镇压黔、楚、蜀三省交界处“三不管”地带的苗民起义后，又将铜仁府驻正大营理苗同知改驻长冲老松桃，置松桃厅，仍隶铜仁府管辖，于正大营设巡检1员，“专理苗务”，《松桃厅志》记载，“雍正八年，移正大营同知为松桃理苗同知”。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增设铜仁县丞1员分驻正大营，而将铜仁府原驻正大营的巡检司移驻盘石营，改称盘石巡检司。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撤销思州府，将其所辖的黄道、施溪2长官司划归铜仁府。不到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恢复思州府，黄道、施溪2长官司又拨回思州府。黄道、施溪长官司短暂的隶属铜仁，应该说为后来的行政区划提供了一个基础，流经两长官司的施溪河（今瓦屋河）流入锦江，从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铜仁。乾隆六十年正月，松桃厅苗族农民石柳邓与湘西苗民石三保、吴八月等组织抗清起义，铜仁、思南、石阡等地苗民纷纷响应，而且还有汉人参加，史称“乾嘉苗民起义”，“苗疆大震”。起义被镇压后，清王朝慑于苗族的反抗，将松桃厅升为贵州省管辖的直隶厅，由省派员分驻，同时将铜仁府辖的乌罗、平头著可两个长官司划属松桃直隶厅管辖，但平、乌两司的吏目仍归铜仁府管辖。
嘉庆年间，铜仁府辖大万山长官司长官“因缺嗣废革”，其地后建万山乡，属铜仁县。光绪六年（1880年），贵州巡抚岑毓英奏准将铜仁县移治大江口。第二年，善后局林肇元等主持划分府县疆界，将府属司前、寨杉、提前、提知、提土等上五洞及桃映、瓮答两乡和坝盘、木抱、扣答3乡上股划归移治后的铜仁县管辖，另将原铜仁县所辖的龙鱼、客寨、坡头、万山、长坪、平茶6乡和坝盘、木抱、扣答3乡下上股划归铜仁府管辖。光绪九年，铜仁县正式移驻大江口，同时右军守备营也从滑石营移驻大江口，而省溪吏目则移治大万山。光绪十年九月一日，铜仁府与铜仁县按照新拨划的地方管理，曾经的府县同城变为了府县分治。
民国元年（1912年），铜仁县并入铜仁府。民国2年末民国3年初，撤销铜仁府并改名为铜仁县，治所从江口迁回铜仁，同时恢复原移治江口的铜仁县并更名为江口县，在移治大万山的省溪基础上增设省溪县，原铜仁府辖的正大营设正大营分县，隶属松桃县。至此，具有六百年历史的铜仁府正式进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