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前四五天，母亲就开始张罗社饭，我帮不上什么大忙，跑前跑后瞎掺和。

糯米粘米必不可少，四斤六斤的比例；还有青菜、荠菜、野蒿、野葱、蒜苗、腊猪肉、花生、豆腐干什么的。野葱得去山坡上、田埂边遍寻影踪一根根地挖回再一根根地洗。与折腾之意相近，但另有一“波”三折、将你来回“贬”的生动蕴含。野蒿性苦，得先剁成碎末，百般搓揉（甚或捶打），等压挤出的汁液由青变绿变浅绿才妥。

一起加盟的青菜、荠菜、野蒿、野葱、蒜苗、腊肉、豆腐干等也都要切成碎截、细丁，各用盆钵盛着。众菜都到齐时，盆钵聚挨，蛮有声势。青菜的水分较多，砍细后先下锅炒一会儿，水分才能去得彻底。把锅烧热，放适量菜油，最好当然是自家榨的油菜花油，将腊肉丁下锅炒一会儿，再陆续加入豆腐干、野蒿、青菜、野葱、花生等一起翻卷，洒点盐，不用多久，一股多元化的香味儿便蓬勃生发，向你的味蕾发出强烈邀请。

停火。将饭稍煮，臼了米汤，加入多元化青色队伍。起初像个不太合群的小白脸，慢慢打成一片，同气连枝。再淋点炒腊猪肉时出的油，盖紧锅盖，掌握好火候，慢慢焖。到这时，母亲才可以坐下，长长吁一口气。

社饭可以用焖，也可以用蒸，母亲说焖出来的社饭香味更醇厚，所以一次次都不厌其烦。

每次做社饭，我能帮上的忙就只是切菜和烧火。用的大锅，烧的柴火，按照指令随时调整大火、中火或小火，好让母亲可心无旁骛地在灶后张罗。当整个美食工程功德圆满，揭开锅盖的瞬间犹如松开弹簧按钮，独有的草木气息强劲弹出，香得张扬高调。

小时候和弟弟抢着把最大的一碗端给母亲，而看着我们回转身就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总是连笑带骂：“看你们这两个鬼崽崽，慢点，莫呛着，又没有哪个和你们抢……”

刚才说挖野葱波贬人，这波贬人大概要乘以十才抵上煮社饭的总工程量。所以每到家先后煮社饭的春天，我都问得小心翼翼：“妈，今年还煮社饭不？”

每次的答复自然都是肯定。有时父亲阻拦，说有饭吃就行，可母亲仍坚持一年给我们煮一次。说，一年就忙那么一次，累不死。

1999年春天，在铜仁上学的我，给母亲信中提及学校食堂也有社饭卖，但香味不及家中万分之一。写时也没多想什么，岂不知大约两星期后，母亲风尘仆仆地从松桃赶到铜仁——九十多公里的路，两三个小时的中巴车程，就为了让女儿吃上她亲手煮的社饭。

后来嫁人，进城，离乡，想吃社饭，直接去铜仁小十字农贸市场，一年四季都有卖。虽觉与母亲做的相比，怎么都还是差点火候，但绝不再向母亲开口。倒是母亲年年总来电话：煮了些社饭，你们周末得空回家来吃。

在铜仁城待久了，才知年年煮社饭也是铜仁人的一种偏执。不知偏执了多少个百年，最终约定俗成——挂社：谁家亲人去世，前三年清明节不挂清只挂社，将煮好的社饭在清明节前拿去坟前祭奠。盛情殷实的人家，挂一次社，要邀上数百亲朋好友一同前往，热热闹闹，讨一个客走旺家门的好兆头，赓续黔东人丧事喜办的达观。

松桃城也有挂社的讲究，但没那么隆重。按母亲所叙的版本，苗家人的社饭前身是野菜饭。世代苗人先祖命苦，多逢战乱而不得不四处迁徙，颠沛流离之中，有些人终其一生，从不敢奢望吃上一餐纯粹不放杂粮的大白米饭，能不挨饿就已是万幸。所谓野菜饭，便是逮到什么野菜就煮着什么野菜饭，是后来煮着煮着迎来太平盛世的日子，原本苦兮兮的杂杂野菜饭便也一道升级成香喷喷的社饭。我更采信母亲的说法些，以为其他更多是后来人的附庸和生发。现在人喜欢吃社饭，被动成主动，既是忆苦思甜，亦是量子纠缠。

没有什么苦难不可以煮成香甜，没有哪个喜欢做社饭的母亲不是好母亲。这是我写这篇文字才发现的，社饭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