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要保持定力和耐心，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铜仁市作为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边陲的纽带，应当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健康和协调发展。

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在经济建设领域，速度通常指代经济增长的速率，效益则反映资源投入与有效产出之间的比率。速度与效益之间既存在统一性，亦存在差异性。经济效益的提升能够强化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通过技术革新与管理优化等手段促进速度的提升；适度的速度增长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减少单位成本，进而提高效益。然而，盲目追求高速增长可能导致重复建设、环境破坏等粗放型增长问题，从而降低综合效益；而单纯追求效益可能会错失市场机遇，抑制发展动力。因此，铜仁在推进发展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速度（量变）与效益（质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维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以支撑人均GDP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跃进，又要致力于通过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实现质的飞跃。例如，在汞化工无害化处理技术、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链等领域持续进行创新，推动资源高效利用，确保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重获益，逐步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铜仁模式。

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源于技术革命的突破性进展、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其核心特征在于创新性和质量的卓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妥善处理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平衡，确保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实现质量的提升，避免单纯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需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铜仁通过实施开发区“管委会+公司”运营模式的改革、构建专业园区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的形成，正是为先进生产力的质态提供制度创新保障的生动实践。同时，新质生产力天然具备绿色化特征，强调低碳、高效和智能化。这一特征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平衡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确保生产过程的高效和环保，避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铜仁作为全国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应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注重引进和培育低碳环保型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体系，系统与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整体系统的协同效应。铜仁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时，必须运用系统性思维，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全面考量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维度，在保持增长速度的同时，协同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到铜仁经济建设中来。在矛盾论中，两点论是指要同时看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重点论则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在经济发展中，速度和效益可能是一对矛盾，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提高效益，实现质的提升。首先，应以“两点论”统筹多维平衡，破解速度与效益矛盾。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适当扩大有效投资与开放通道，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速度支撑是非常必要的，铜仁宜加快建设铜吉铁路、铜仁德江机场等交通枢纽，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和湘黔合作区，形成“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同时要强化质量导向与创新驱动，严控低效投资，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益。其次，应实现生态价值转化，以“重点论”破解速度与生态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方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但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仍不惜牺牲生态环境。铜仁应以此为鉴，切实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的论断，又通过生态产业化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铜仁需以“重点论”突出绿色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比如依托梵净山等自然景观，发展生态旅游，通过生态农业、林业碳汇等方式，实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以此促进速度与效益的和谐统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铜仁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未来，应当确立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保持坚定的意志和耐心，进行科学的决策和精准的策略实施，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关键手段，利用生态优势重塑竞争优势，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路径依赖，为西部山区解决“速度焦虑”与“效益困境”提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