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府的设立及唐思州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仲春2月，明成祖朱棣诏设贵州布政司，蒋廷瓒为布政使；并罢除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在其地设置思州、新化、黎平、思南、镇远、石阡、铜仁、乌罗八府，与贵州宣慰司一道隶属于贵州布政司。思南府由此诞生。

关于思南与思州，一直是地方史专家与学者争论的话题：一是年代久远，再加上各地方资料记载的不完整与差异，且本身也有分合交替，所以对当时的属地及其建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唐贞观四年（630年），改务州为思州，这是公认的思州在史书中的首次出现。关于务州，史书载为唐武德四年（621年）设立，《旧唐志》有“武德四年，置务州，领务川、涪川、扶阳三县”之语，可知务州的设立始于当时招慰使冉安昌，他认为当时属于巴东郡的务川县是前往牂牁的要路，“须置郡以抚之，复于县理置务州”。

务川县本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设立，缘由是隋“招抚生僚，置务川县”。《嘉靖图经》关于思南府有如是一段话：“《禹贡》荆州之裔土。周属楚，为黔中地。秦属黔中郡。汉为武陵郡地。后汉分置黔阳郡。三国为蜀南中地。后周属清江郡。隋置黔中郡，寻废，以其地置务川县，隶庸州。”《寰宇记》也载：“隋初，其地属清江县。至开皇十九年于此置务川县，属庸州。”可见一是务川县与清江县或是清江郡联系紧密，可推断在其地所置，二是务川县曾辖于庸州。关于庸州的设立和废除，《隋志》有“清江郡，后周置亭州，大业初改为庸州”之载。也有研究认为，“保定四年（564年）在北周丹心地置庸州，辖丹心等县”，州县治所在一地，据说称老“县坝”（今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县坝村）。《寰宇记》又载，“（隋）大业二年（606年）废庸州，以县属巴东郡”。《隋志》与《寰宇记》之载对庸州的设立与废除似有矛盾之处：一在初年改，一又在初年废，且废的时间是大业二年，如此短时间即废不是不可能，可准确的时间还是难以从浩瀚的史料中找寻。《周书》中也有简短记录，陈高祖永定元年（557年），也即魏孝闵帝元年，益州总管王谦以所管泸、戎、宁、汶、合、楚、武、庸等二十八州举兵，而尤以庸、武等十州之人为多，据此，庸州的时间也不是在保定四年，而应在557年以前。关于庸州的废除，也有研究认为是大业三年。但不论是大业二年还是大业三年，庸州废除了，所隶之务川县划转到巴东郡管辖，也才有了如前所述设置务州的理由。

涪川县本于隋开皇五年在原费州之地设立，属黔州。“费州，古蛮夷地，二汉、晋属牂牁郡。山川险阻，为俚僚所居，多不宾附。后周始置为费州……”后周宣政元年，信州总管裕王以招慰生僚王元殊、多质等归国，遂立费州，因州界费水而名。当然费州后来又几经复置和改名、废除，足见当时治理机构之多变。《嘉庆一统志》云：“唐费州，隋黔安郡之涪川县。”

扶阳县则于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置于扶水之北，古人曰山南水北为阳，因此而名扶阳。《旧唐志》记载为“庸州刺史奏置”，《寰宇记》记载为“务州刺史奏置”，务州设立时间在其后，理应为庸州刺史奏置。

《旧唐书》载，“是年，又以废思州之丹阳、城乐、感化、思王、多田五县属务州，省思义、明阳、丹川三县”，从这个逻辑上推理，思州似乎应在务州之前。当时，务州设立以后，务州刺史还奏置设立了多田县，“以土地稍平，垦田盈畛，故以多田为名”，另外，山南道大使赵郡王孝恭也为招慰生僚而设立了城乐县，筑城以后，“人歌舞之，故曰城乐”，因而也就有了废除多田、城乐等五县属务州的说法。可问题是，同一本《旧唐志》在记载多田、城乐二县设立的时候还补充到，“贞观四年属思州”，岂不是自相矛盾。“贞观四年属思州”，可以推断为多田、城乐二县630年因务川改为思州一并属于思州，这是符合逻辑的。问题在于“又以废思州之丹阳、城乐、感化、思王、多田五县属务州”，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是否之前还有一个思州？如果还有一个思州，那思州这个地名的最早出现究竟是在哪一年？则思州之名始见于630年就需要重新论证。二是五个县到底哪一年改属于务州？这两个问题综合起来，一是应该没有另一个思州，猜测是《旧唐书》作者从著书时的角度来记录的因素，应为追述之误。

《元和志》载，务州改为思州的当年，也就是630年，唐王朝“于黔州都督府，总施、业、辰、智、牂、充、务、应、庄九州”，这里记录了务州，而没有思州。说明此时还没有思州，即使务州改为思州与此事虽为同一年，但也在黔州都督府设立之后。当然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之前有无思州的问题。还得说621年的事，唐高祖废除了隋朝大业七年（611年）设立的明阳郡，而设立夷州，当时夷州辖夜郎、神泉、丰乐、绥养、鸡翁、伏远、明阳、高富、宁夷、思义、丹川、宣慈、慈岳十三县。武德六年（623年），“省夷州之鸡翁县”。627年，夷州废除，关于其十三个县的去留，《新唐志》《嘉靖图经》都有记载，新唐书记载，“省夜郎、神泉、丰乐，以宁夷、伏远、明阳、高富、思义、丹川隶务州，宣慈、慈岳隶涪州，绥养隶智州”，《嘉靖图经》记载的情况与《新唐志》差别不大，“省夜郎、神泉、丰乐、宁夷、伏远，以明阳、高富、思义、丹川隶务州，宣慈、慈岳隶涪州，绥养隶智州”。由此推断，《新唐志》记载的“省思义、明阳、丹川三县”应在627当年或之后，因为当年思义、明阳、丹川三县还属于务州，“废思州之丹阳、城乐、感化、思王、多田五县属务州，省思义、明阳、丹川三县”与夷州废除作为同一年份的事，说明如果算真也其事，也是在627-630之间，而在此之间并包括之前（主要指621年多田、城乐二县设立以后）的正史中没有任何关于思州设立的记载。此外，《新唐书》记载，“充州，武德三年（620年）以牂牁蛮别部置县七：平蛮、东停、韶阳、牂牁、东陵、辰水、思王”，思王明明是充州之地，怎么会是思州呢？综合史料分析，务州之前没有思州。城乐、多田等县到底什么时候属于务州，暂无确凿资料可考。

思州刚设立，当年又分其涪川、扶阳二县设立费州，还从黔州分出万资、相永二县纳入，治所设在涪川。同一年，又在黔州都上县开南蛮地重新设立夷州。632年, “复置鸡翁县，隶夷州”。634年，思州的多田、城乐划归费州管辖，同时撤销感化县。636年，思州的高富县划归黔州。637年，高富县又由黔州划归夷州。思州的伏远县和费州的万资、相永县相继被撤销和废除。到这一年，黔州督思、费、夷、充等十五州。当年，智州改为牢州，智州最初由619年以信安、义泉、绥阳三县而设义州，同时另设都牢、洋川二县并纳入管辖，622年改为智州。牢州“以牢石为名”，徙治义泉。642年，废除牢州，“省绥养、乐安，宜林，以绥阳、义泉、洋川属夷州。芙蓉、琊川隶播州”。655年，夷州的鸡翁、高富县被撤销。686年，分辰州麻阳县地“置锦州及四县”。结合历史地图看，当时思州的地域主要在今沿河、务川、秀山、酉阳、印江、思南一带，而明朝的思南、思州两司主要在这个时期的思州、费州、夷州、充州、锦州交汇地带，这些州均在黔州都督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698年，废除黔州都督府，以庄州为都督府，十年后，708年，又废除庄州都督府，以播州为都督府，712年，播州都督府又被废除，重新设立黔州都督府。716年，开元皇帝二年，设立思邛县，由思州管辖。737年，“复以宁夷，属夷州”。天宝元年，即742年，改黔州为黔中郡，“依旧督夷、思、费”等九州，“领充、蛮”等五十州，也有五十一州之说，当年，还改夷州为义泉郡，思州为宁夷郡，费州为涪川郡，锦州为卢阳郡。乾元元年（758年），黔中郡又恢复为黔州都督府，义泉、宁夷、涪川、卢阳又恢复为州。

唐思州以前

唐思州以前，《寰宇记》载，该地“春秋时属楚地，自战国以后，土地与黔中同。晋陷蛮夷，无复郡县。至后周方得其地，未为郡县”。《贵州通志》亦载：“黔在当殷代，当为鬼方……黔在夏、殷以前，盖称赤水”。唐思州的这块地域，大抵最早也就属于赤水与鬼方。关于黔中，《史记》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前311年，秦恵王想要以自己所属“武关之外”交换楚国的“黔中”之地。楚怀王却“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后来，秦又把楚怀王作为人质，要求楚国割让“巫、黔中”，怀王不许。公元前280年，秦国便派“司马错伐楚”，攻下了黔中，并于公元前277年，由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始置黔中郡——《贵州通志》载《辑览》注云，“今湖南之常德、辰州、永顺，贵州之黎平、思南诸府，皆黔中地”。秦王想尽办法夺取该地，并设郡，足见对其作为当时通往西南与南方重要之路的重视。楚后又通过战争收回此地。《史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原注：《正义》云：黔中郡反归楚）。《辑览》载，“楚襄王二十三年，楚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所拔江南十五邑为郡以拒秦”。秦称此地为“江南”，而且有十五邑，说明了当时黔中之地的规模。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黔中郡在其中。公元前202年，汉高祖改为武陵郡，领县十三，镡成、无阳、辰阳、酉阳、充、临沅等县属之，《前书·地志》云，其“外有索、孱陵、沅陵、义陵、佷山、零阳六县”。根据《铜仁志·建制》记述，“按《通志》，今思州、思南、镇远、铜仁、黎平，皆汉武陵郡地”，在秦始皇分天下的三十六郡中，还有巴郡、蜀郡，巴郡领县有涪陵，蜀郡领县有犍为、牂牁。《寰宇记》对此有一段分析，“汉改黔中为武陵郡，移治义陵，今辰州溆浦县是。后汉移理临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锦、叙、奖、溪、澧、郎、施八州，是秦汉黔中郡地，与今黔州及夷、费、思、播隔越峻岭，东有沅江水及诸溪并合而东注洞庭湖，岭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牁北历播、费、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强中故地炳然自分矣”，结合各种史料综合推论，“思州、思南、镇远在武陵、牂牁间”有一定道理，《寰宇记》中的峻岭应就是今天以铜仁梵净山为主峰的武陵山脉，前铜仁地区有东五县与西五县之说，前受荆楚文化影响较深，后受巴蜀文化影响较深，原因即始自于此；从今天的建制分析，唐及宋元思州的地域当时应在武陵郡、巴郡、蜀郡管辖范围之内。

公元209年，孙权分武陵等四郡地与刘备。次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败，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带兵向南，武陵太守金旋，以及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投降，后周瑜“分南岸地给刘备”，南岸就是武陵四郡。219年，吴将吕蒙袭夺荆州，武陵又复归于吴。到了221年7月，蜀吴交战，武陵郡内的地方组织还派兵增援，蜀败，武陵及宜都、零陵、南郡四郡先后归吴。当年还在秦巴郡、汉武陵县地域设涪陵郡，“以地控涪江之源”，辖汉平、汉葭二县。225年，诸葛亮南征平牂牁、建宁、永昌、宁郡四郡，“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263年蜀亡，涪陵及江阳、犍为等地入魏；264年，蜀建宁太守霍弋又以牂牁等郡降魏；同年吴武陵发生叛乱而依附魏。如此看来，三国及唐、宋、元际，思州地域曾分属吴、蜀、魏。

279年，益州刺史王浚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遣参军李毅由涪陵取武陵，会于巴陵。次年灭孙吴，结束三国鼎立局面，武陵郡也纳入晋之管辖范围，并辖十县，隶属于荆州。《嘉庆重修以统志》云，“贵州，晋分属荆、宁、益三洲。注：《晋书·地理志》：荆州武陵郡，益州牂牁郡，宁州兴古郡”。282年废宁州并入益州，301年“李特反于蜀”，益州刺史罗尚请求诣南夷校尉李毅求救支援，302年李毅派兵支援罗尚，同年并复设宁州，“增统牂牁、益州、朱提”；应有益州面临特殊困难之故，303年涪陵的范贤、徐舆叛乱支持李雄而据成都，罗尚次年逃至江阳，“军司辛宝诣洛表状，诏书权统巴东、巴郡、涪陵”，益州刺史此后住三郡。307年又在牂牁置郡县，用以安定益州流民。313年分牂牁设立平夷郡，时牂牁辖万寿、且兰、广谈、毋敛四县，平夷辖平夷、鄨二县。当年李雄占据成都后于306年称帝，国号“成”，次年，汉中、涪陵等地均纳入成汉政权，又“以巴东、巴二郡置荆州”。333年，李雄的得力将领李寿攻陷宁州，宁州刺史尹奉及建宁太守霍彪皆投降，“牂牁太守谢恕举郡为晋”，后被李寿于当年八月攻破。336年，“分宁州之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341年又废安州。371年，改平夷郡县名为平蛮郡。两晋时期，涪陵、巴郡的一部分区域曾被短暂的成汉政权管辖。

南北朝开始的420年六月，“高祖受禅，奄又晋土”，时“宁州领郡十五，牂牁、平蛮、夜郎等郡属之”。“贵州，宋属郢、宁二州”。宋，就是当时的刘宋政权，郢州为宋孝武孝建元年（454年）六月设立，因时荆州、江州等居住军队人员较多，“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故欲分之”，郢州辖八郡，武陵郡属之。宋武陵领县十，有黔地的酉阳、黚阳、辰阳、舞阳四县。南齐太祖高帝建元二年（480年），因群蛮数次叛乱，有巴、建等，“刺史沈攸之连讨不克”，太祖遂设立巴州，“以威静之”，管辖巴、涪陵二郡，治巴东，不过到483年又废除了巴州。当时，州有二十三，郡三百九十，有寄治的，也有新设立的，有俚人居住之地，也有僚人居住之地，有无属县的郡，也有无民居住的郡，郡县的建制虽多，但名存实亡，其具体区域大多无从可考，“古书无考辨何为黔地者”。511年，“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郢、宁二州与焉”，有分有设，数量与南齐时等同。547年，以武陵郡设立武州，不过关于具体区域记载有所不同，或为辖巴郡、涪陵郡、东宕渠三郡，但《陈·纪》又言以郢州之武陵郡与荆州天门、义阳、南平三郡设立武州。不论如何，武州的存在应无争议，“贵州，陈属武州，兼属蛮僚”，后又以其“都慰所部六县置沅州”。550年，以巴、涪陵地设楚州，后西魏改为巴州，后周又改为楚州。560年，陈国武陵被周军大将军贺若敦攻破，武州刺史吴明彻败退于巴陵，于是陈世祖文帝派侯瑱都督湘、桂、郢、巴、武、沅六州军事，“敦乃自拔北归，军士病死者十五六”，561年武州地复归于陈。564年，涪陵首领田思鹤归化，周以其地设奉州，后改为黔州，585年后主长城公主至德三年（隋开皇五年），隋设立涪川县，属黔州。

一条思州与唐以前历史连接的线索就此明了了：这里的涪川县纳入了后来的务州，务州又改为了思州。南北朝这段时间，政权更迭频繁，后思州之地不过主要隶郢、宁二州及武州、黔州。

宋元思州及明初思州、思南宣慰司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政权不断更换。前蜀有“黔、涪等五十三州”，925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灭蜀，“得黔、渝等六十四州”。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年），三月，“湖南刘勍大破溪洞群蛮，收溪、锦、奖三州”，“自是群蛮服于楚”。这一时期，思州之地主要属于前蜀、后蜀、楚地。

宋太祖乾得元年（963年），“锦、辰等州归顺”。997年，宋分为十五路，黔中地分为荆湖（也称荆湖南路）、剑南东、剑南西三路，“以牂牁思、夷等州分隶”。至于具体分隶，“是时思、夷等州谁附，《宋·地志》及他地志均未详，姑存俟考”。1079年，又改牂牁思、夷等州隶于湖北、夔州二路。1105年，牂牁、夜郎首领以其领地归附朝廷。

大观元年（1107年），“番部长田祐恭内附，始建思州治”，而《宋史》载，“思州、政和八年（1118年）建”；另有史载，“宋为羁縻蛮地，政和八年建，开置思州，仍治务川县”，《贵州通志》的编者在分析这里的“自相矛盾”时，认为“盖内附在大观，而置州在政和也”。重新设立的宋思州，与唐思州有什么联系呢？《职方典》载：“镇远府，唐置婺川，贞观八年（应为贞观四年）改思州，天宝中改宁夷郡，后陷于番。大观元年，番部长田祐恭内附，仍置思州，领婺川、邛水、安夷三县”，《方舆胜览》载，“大观元年，番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夔路化外州郡几十，而思居其首。”

两思州地域上有重合，且取名应考虑到了传承，宋思州的地域或比唐思州广，“思居其首”是一方面，此外，据《嘉靖图经》载，邛水、安夷都是第一次置县，唐以前不见于史籍。其间，“以涪夷地为承州”，承州本羁縻夷州，因为酋长向其献地，夷州遂为新的承州辖地，并领绥阳、都上、义泉、宁夷、洋川五县。1122年，废除思州，“以务川城为名，邛水、安夷二县皆为堡”，为黔州管辖。1131年，“以务川城”恢复思州，管辖四县，安夷、邛水、思邛、务川，治务川。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思州酋长田景贤降元，授安抚司，置镇远沿边溪洞找讨使（招讨司：秩正三品），后又设立总管府，由田氏为总管。1280年，“勅思州安抚司还旧治”，元初设立思州安抚司时，治所由务川迁往龙泉坪，后因为火灾烧毁其城，治所又迁到了清江。

1281年，思州宣抚司改名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一是有思州安抚司改为思州宣抚司的事实，只是暂无史料佐证；二是追述之误。《嘉靖图经》载：“至元。十七年，思州田氏降，置沿江安抚司，隶思州军民宣抚司”。思州宣抚司的存在没有疑问，只是思州安抚司是由沿江安抚司改设还是它就是思州安抚司？1278年12月，“思州安抚使田景贤、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请归宋旧借镇远、黄平二城，仍撤戍卒。不允。景贤请降诏禁戍卒勿扰思、播之民。从之”。思州和播州请求归还宋朝借的镇远、黄平两个城市，而且还要撤出驻军，当然是不可能。那请求官兵不要扰乱民众，这还可以。

1284年，撤销思州宣慰司，“以思播二州奴隶顺元路宣抚司，后复置”。1292年，又改思州安抚司为思州军民宣抚司，其后又改为安抚司（具体时间《贵州通志》的记载为“年分阙”，其它史料均无）。

思州与思南的分裂有两种说法。《嘉靖图经》《嘉靖志》均有相关记载，《嘉靖图经》载：“自龙泉坪徙宣抚司治于清江郡，即此因称此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隶湖广行省”，《嘉靖志》载：“至元末年，勅思州安抚司还旧治；传六世，至正中，其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伪夏明玉珍，创设思南都元帅府”。

一是至元十七年，“至勅思州安抚司还旧治”，“寻自龙泉坪徙宣抚司治于清江郡，即此因此称为思州，而改成故思州为思南”，意思是思州安抚司从清江返回龙泉坪（今凤冈），原思州地虽被称为思南，但还是属于思州安抚司辖地。当然之后安抚司又迁回故地清江（今岑巩），那是另一回事了。

二是至正二十五（1365年），《明史》载“太祖起兵伪汉，略地湖南。元思南道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杨琛来归，并纳元所授宣慰诰命。帝以率先来归，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给三品银印，并授琛宣抚使”。田仁智归附明朝后，“思州宣抚使田仁厚亦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温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务川、邛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于是命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州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使”。此时，思南宣慰辖思南、印江等处，思州宣慰辖乌罗、铜仁、石阡、大万山、平头著可等地及思南、镇远很大一部分，“思南、镇远之半亦属焉”。明洪武中，“设思南、思州宣慰使，思州辖长官司二十二，思南辖长官司十七”——与《明史·地理志》的记载基本一致。

1371年，思南宣慰司地由湖广改为四川管辖，思南宣慰司地后来管辖安化、务川、印江三县（之前皆为长官司），以及蛮夷（1377年于思南地增置）、沿河祐溪和朗溪（1373年于思南地增置沿河祐溪朗溪厥溪蛮夷长官司，厥溪长官司不久后又废除）三长官司。当年，又把思州安抚司之镇远府降格为镇远州，改属思南，1372年“直隶湖广布政使司”。镇远州后来管辖镇远、施秉（先为长官司）二县，偏桥、邛水、臻部六洞横坡（1389年置臻部、六洞、横坡三长官司隶之，后并为一司）三长官司。1372年，改水特江长官司为水德江，为思南宣慰司管辖；改置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五长官司，“拨属思南宣慰司”；置石阡等处军民长官司，“拨属思州宣慰司”。

《明史》载，“（1387年）十二月，移思南宣慰于镇远”，《乾隆图志》安化县文云：“思州安抚司，元置，初治龙泉，移治清江，至元十七年还旧治。至正中，田氏分据其地，以献伪夏，置思南道都元帅府，移治安化。明洪武初年改为思南宣慰司，治镇远。二十二年还治水德江，即安化。”思南宣慰治所曾在镇远没有疑问，是一开始就在镇远，还是1387年所迁——《明史》所载之1387年“移于镇远”可信，《乾隆图志》载之“二十二年还治”对此做出了有力补充。

1389年，于思州地置平溪卫，隶湖广都司。1393年，“是时，贵州唯思南、思州二宣慰司隶湖广，普安卫隶云南，余俱隶四川布政司”，至此，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的局面已经形成。

思州、思南两司废除及建制演变

1413年，对贵州历史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始设贵州布政使与都指挥同治，设布政使一人”，在思南宣慰司地上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在思州宣慰司地置黎平、新化、思州、石阡四府，这就是改土归流在田氏二司上的实现，“田氏自宋宣和中有思州地，及是遂亡。”

思南宣慰使由田仁智世袭给了儿子田大雅，田大雅又世袭给了儿子田宗鼎，思州宣慰使由田仁厚世袭给儿子田弘正，田弘正又世袭给儿子田琛。田宗鼎承袭了思南宣慰使后，性情残暴，与其副使黄禧产生了恩怨，多次向朝廷奏章揭发，朝廷以田家世守其土，当年又率先归附，宽恕了田，而且把黄禧调到了辰州任知府，算是一个权宜之计。

后来，田宗鼎又与田琛争夺沙坑之地，结下仇恨，黄禧与田琛勾结，田琛自称天主，黄禧自称大将，帅兵攻打思南。田宗鼎没有办法，举家逃走，田琛杀死了田宗鼎的弟弟，并把宗鼎母亲的尸体从坟墓里挖掘出来进行砍杀。操祖坟，在传统社会里可是一件让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事，而且带有侮辱的性质，田宗鼎只好上诉朝廷。朝廷派当时的贵州布政使蒋廷瓒前往勘察调解，田琛向蒋报告，“自言思南故思州地，当归之”，而且还列举了田宗鼎的数宗罪状。蒋回答道，“思南旧归明玉珍时，汝何不自取以自属，乃今言耶？”蒋廷瓒还告诫田琛，就算宗鼎有错，你又何必随着他一起犯错呢？尽快守好你自己的土地，不要轻易挑衅，如再犯，就处以分裂肢体的酷刑。这么严重的告诫田琛也没有听见心里，回来后仇杀如故，多次警告都没有效果。最后只好派镇远侯顾成帅兵擒之，“顾成以兵五万压其境，执琛、禧械送京师”，田琛的妻子冉氏性格非常强悍，派人联络台罗等地的苗民叛乱，借此希望朝廷放回田琛，“帝闻而锢之”。开始都“赦宗鼎，令复职”，后“帝以宗鼎幸免祸不自惩，乃更逞忿，亦留之”。当初田宗鼎与黄禧的矛盾源于“宗鼎发祖母杨氏阴事，谓与禧奸”，杨氏也告发田宗鼎杀死了亲母，乱人伦之事，于是把田宗鼎交给了刑部，并告诉户部，“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已正气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南等三十九长官地可更为郡县”。于是就有了“始置贵州布政司，以蒋廷瓒为布政使”的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贵州为内地自是始”。“富不过三代”，这一民间俗语在田家两大土司的发展上不能说没有体现。

由思州思南二土司地设置的八府，其后也不断变化。宣德十年（1435年）新化府废除，并入黎平府，也有史书记载为宣德九年（1434年），作者认为《明史》记载的十年可信。正统三年（1438年），乌罗府废除，“府所属治古、荅意二长司官，乱后残民无几，以五罗、平头、著可隶铜仁，以郎溪隶思南”。同年，革除镇远州，以镇远、施秉二长官司隶属镇远府。

其后，黎平府辖一县，即永从县（1441年由永从长官司改置，也有六年、八年之说，因长官李瑛死，族人争袭，遂改），十三长官司，即潭溪、八舟、欧阳、洪舟泊里、湖耳、中林验洞、曹滴洞、赤溪湳洞、亮寨、龙里蛮夷、古州、西山阳洞、新化。思南府辖三县，即安化（1605年由水德江长官司改置，原因为长官张镕无子而族人争袭）、婺川、印江（1494年由思印江长官司改置，原因为长官张鹤龄因罪而废除），三长官司，即蛮夷、郎溪、沿河祐溪。思州府辖四长官司，即都坪峨异溪、都素、施溪、黄道溪。镇远府辖二县，即镇远县（1498年由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改置，原因为长官何伦因罪废除，“时土官何伦父子罪死，土人思得流官。守臣以闻，报可。”镇远地，宋大观元年改峨山为安彝，元改为镇安，至正元年复为安彝，后改为金容金达、杨溪公俄等处长官司）、施秉县（1444年由施秉长官司改置，后1621年废，1631年复置，施秉宋以前俱为思州地，元改前江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五年改前江为施秉长官司，仍属思州），长官司三，即偏桥、邛水十五洞、臻部六洞横坡。铜仁府辖一县，即铜仁县（1598年由铜仁长官司改置，缘由为“铜仁土司李永授不职”），长官司五，即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治古、荅意二长官司1438年并入）。石阡府辖一县，即龙泉县（1601年由龙泉坪长官司改置），长官司三，即石阡、苗民、葛彰葛商。

清朝基本沿袭明朝的行政体制。变化较大的有松桃厅的设立，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设铜仁理苗同知置正大营，以铜仁府副职移正大营，专理苗族事务。雍正八年（1730年），迁正大营理苗同知至长冲，设置松桃厅。在正大设巡检司。雍正十一年（1733年），松桃厅由长冲移至蓼皋山下建城。雍正十二年（1734年）移正大巡检司驻盘石营，设置正大县丞，并于境内设汛。嘉庆二年（1797年），升松桃厅为直隶军民厅，属贵东道，以原划给铜仁府的乌罗、平头著可二长官司回归松桃。嘉庆七年（1802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松桃直辖厅1卫、3司、15汛，民村231个，苗寨318个，直至1913年改松桃直隶军民厅为松桃县。雍正五年（1727年），以五开卫改为开泰县（今黎平县），铜鼓卫改为锦屏县（1832年改为乡，1912年重设铜鼓县，现为铜鼓镇），隶黎平府。清末府治开泰，辖开泰、永从（在今黎平县永从乡）2县，古州（厅治在今榕江县）、下江（厅治在今从江县下江镇）2厅。当年，改清浪卫设青溪县（民国时废除，一部分地并入镇远县，一部分并入天柱县），改平溪卫为玉屏县。

随着清廷灭亡，府司建制也纷纷改名。1912年撤铜仁府属铜仁县（治所今江口）并入铜仁府，次年改铜仁府为铜仁县（治今碧江区），以原铜仁县正大营县丞驻地设正大营分县（属松桃县兼管，后并入铜仁县，现属松桃），以原四十八溪主薄地设四十八溪（今甘龙口）分县（时属松桃县兼管，后并入松桃），于省溪司地设立省溪县（后撤销分别划入铜仁、玉屏，后于此设万山特区），后恢复原铜仁县（治所今江口县）并改名江口县。同时，改思南府为思南县，以思南府沿河祐司溪驻地设立沿河县，安化县改名德江县。石阡府为石阡县。思州府改为思县（后更名为岑巩县至今）。黎平府改为黎平县、洪州分县（后并入黎平县），黎平府古州厅改为榕江县，开泰县改为锦屏县，下江厅改为下江县，永从县依旧（后永从、下江合并为从江县，原永从县划为镇，改属黎平县）。镇远府改为镇远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