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延续教育文化根脉，国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教育机构内迁计划，将华北及沿海地区的重要学校向西南后方转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国立第三中学（简称国立三中）作为内迁学校之一，于1938年4月20日在贵州铜仁正式创办。在民族存亡之际诞生的国立三中，作为战时教育内迁的典型代表，在其八年办学历程（1938-1946年）创造了双重历史价值：一方面，学校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延续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血脉；另一方面，这个特殊的学生群体通过“流亡——求知——报国”的三重实践，完成了从流亡少年到国家栋梁的蜕变。
⒈流亡者：战火中的 迁徙与聚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随着11月7日上海金山县沦陷，当地中学师生被迫踏上流亡之路，成为江南地区首支教育迁徙队伍。这场被迫的迁徙很快演变为全国性的教育自救运动——来自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沦陷区的师生们，怀着“誓不为奴”的信念，以火车、舟楫、徒步等各种交通方式，向西南大后方艰难转移。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至1938年初，流亡师生总数已逾10万人。
这些迁徙队伍面临着严峻挑战，师生们大多只带着轻便的行李，在漫长的迁徙路上饱受饥饿与寒冷的折磨。再加上水土不服、医疗资源匮乏以及体力消耗，致使很多师生身患疾病。面对当时景象，社会各界发出救助流亡师生的呼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联名上书，呼吁“保全国之菁华”；中共《解放日报》则发表《救救大后方青年》社论，指出“青年之存亡，系民族之未来”。为了收容安顿撤退出来的中学师生，1937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启动教育内迁计划，决定在内地设立临时中学。初期规划在湖南、四川、贵州、陕西设立四所国立临时中学，后因流亡师生持续增加，最终扩展至二十二所。这些学校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流亡师生的安置问题，更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独特的战时办学模式。
周邦道负责筹建国立贵州中学。这位时年39岁的教育官员，曾是首届高等文官考试状元，带着教育救国的使命，将校址选定在黔东重镇铜仁。校址选定之后，1938年1月，周邦道分别在汉口、南昌、长沙设立筹备处，旋即启动跨省登记。汉口登记点主要接收长江中下游流亡师生，编为第一大队；长沙登记点处理两湖地区报名者，编为第二大队；南昌登记点面向赣闽浙撤离人员，编为第三大队。三地共登记师生2600余人。
江苏常州高中学生钮经义编入一大队，于2月20日乘木船离开长沙，由水路经湘西向铜仁进发。3月4日，杭州高三学生陈祥达摘下胸前挂着的“难民陈祥达”符号，成为二大队队员，登上国立贵州中学租用的湘江轮。在此前后，16岁的南京汉民中学学生李明哲随三大队由武汉出发，坐木船到常德、辰溪，再步行到铜仁。期间，因道路不靖，一日数惊，而时走时停。抵湘西，请求“湘西王”陈渠珍允于过境，绕道晃县(今湖南新晃县)而抵铜仁。第一、二大队于4月14日基本到校，第三大队于4月26日到齐，全程历时两月余。4月20日，国立贵州中学正式挂牌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朗朗书声响彻郁郁桐林，不久改名为国立第三中学。
铜仁在明朝即为府治，据传昔有渔人，在渔梁滩下，得释迦牟尼佛与孔子、老子铜像三尊，故取名“铜人”，后易“人”为“仁”，遂以“铜仁”为名。江有大小二江，大小江均源出梵净山，在城南钢崖下合流，称铜仁江，下入麻阳江，沅江而归洞庭湖及于江汉。这里地处湘黔要冲，既有沅水航运之便，又远离前线战火。这座隐于黔东群山之中的小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堪称世外桃源，层峦叠嶂的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蜿蜒的溪流穿行于梯田阡陌之间，淳朴的民风与清幽的环境相得益彰。在抗战时期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能觅得如此理想的办学场所，实属来之不易的历史机缘。
国立三中迁至铜仁时，在当地政府与士绅的鼎力支持下，迅速完成了校舍安置工作。时任县长吴星汉与地方贤达欧阳巨卿、何荆丞等乡绅达成共识，将原驻军旅部设为校本部及高中教学区，文庙作为师范部，文坛辟为初中部；江西会馆与黄家祠堂改造为男生宿舍，车公馆则安排为女生宿舍及附属小学校舍。鉴于抗战的长期性和当地对教育的需要，学校不断地扩大。1938年9月在赤帝宫增设了实验教育班。1939年8月，初中部及实验班迁至江口禹王宫，香山寺，女学堂等处，另于城隍庙增设农业职业科，合称为国立第三中学第一分校。
此后仍然有大批学生陆续来到黔东铜仁。1939年，江苏金坛小学生冯纯伯一家人在贵州省铜仁安定下来，冯纯伯在国立第三中学附小上六年级，已经荒废了一年多的学业得以继续。这群背负行囊的少年，身体里既烙印着国土沦丧的创痛，又在千里跋涉中缔结出命运与共的生命连结，将“失去家园”的个体悲恸，转化为“教育强国”的集体意志。
⒉求知者：非常规的 教育实践
三中的核心办学理念，旨在为国家在抗战胜利后培养大量建设所需的栋梁之才。为了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国立三中在建校伊始便将“抗战建国，责任在吾躬；读书懋勉，报国精忠”的铿锵誓言谱入校歌旋律。国文教师涂式凡在讲授陆游《示儿》时，当念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课堂上师生无不潸然泪下。这些由江浙沦陷区流亡而来的教育者们，将切肤之痛化为教育力量，他们在“纪念周”活动及各类集会上，常常饱含热泪地控诉日寇暴行，痛陈山河破碎之殇，并以掷地有声的报国誓言激励全校师生。
由于铜仁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来自贵阳和长沙的报刊往往需数日才能送达。为及时掌握抗战动态，学校专门设立无线电收听小组，每日将广播内容整理成油印简报，印制数十份分发至各部门并张贴于公告栏，全校师生因此得以持续追踪战况进展。在此背景下，师范部第二班学生自发组建“时事研究会”，公推思想进步的王维新同学担任负责人，通过集体研读进步书刊、分析时政要闻，深入探讨救国方略与抗战对策。学校积极开展篮球、足球等多项体育竞赛，同时组建合唱团、话剧社、文学研究会和京剧社团，师生们共同创作排演富有爱国情怀的文艺节目。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的集体意识，成为支撑师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教学的精神支柱。
国立三中师生初抵铜仁时，除了几处旧校舍，什么都缺。学习、住宿、生活等十分辛苦。在抗战烽火中，国立三中师生栖身于铜仁残破的校舍，将物资的极度匮乏升华为一种震撼人心的创造力。松脂与桐油混合的“战时灯油”，在每间教室催生出特殊的“黑鼻族”——早上起床后，同学互见对方被熏黑的鼻孔，竟成苦中作乐的晨课。竹签笔与复写纸墨水的组合，造就了独特的蓝痕书写体，作业本上深浅不一的字迹，记录着知识传递的顽强。每本油印教材都带着前使用者的批注痕迹，形成跨越年级的“对话式学习”，扉页“阅后请传”的印章，成为最动人的教育传递。这些看似窘迫的生存策略，实则是战时教育者用器物重构的知识传播体系。
尽管战火纷飞，国立三中一建校，还是把教学改革视为要务，以更好地培养人才。要求教师根据改革的精神编写教材讲义和讲稿，改进教学方法。国立三中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既有严格的课堂教学，又有课外的自由论坛。各部都有图书室，学生自办各种壁报，可以自由畅叙己见，抒发心怀。旅部楼顶的总图书馆内，还可看到重庆版《新华日报》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江西公馆的戏台，也曾公演过《雷雨》《家》等剧作。这些活动，使大家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根据学生的志向与爱好，各年级分设甲、乙、丙班，特别在高中阶段，有重点地加强数理化或文史等的教学，以便于学生选择高考的志向。老师们不限于课本教学，还辛勤编印大量课外材料，作课外或暑假作业的补充。功夫不负用心人，国立三中学生的全国高考录取率都在80%以上，为大后方20余所国立中学的榜首。
国立三中在铜仁办学的八年期间（1938-1946年），共培养了九届毕业生。根据现有资料统计，该校办学规模可观：高中部开设26个班级，培养837名毕业生；初中部同样设26个班，毕业学生973人；高等师范科4个班级，毕业生147人；简易师范科4班，104人毕业；此外还设有五年制中学2班（25人）、六年制中学1班（11人）以及附属高小4班（约200人）。这所战时名校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其毕业生中涌现出众多投身革命事业的志士仁人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
钮经义，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主要成员，新中国提名诺贝尔奖第一人；许学彦，著名船舶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海军重点、批量生产并出口的“62”型高速护卫艇，国家重点“718工程”中的主要三型船舶：远洋跟踪综合测量船队的主测量船“远望号”、海洋调查船“向阳红10号”和远洋打捞救生船“J121号”；冯纯伯，著名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家级重点学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的学术带头人；李明哲，著名畜牧经济学专家，我国畜牧经济学的开创者，国家首批畜牧业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傅乐成，著名历史学家，所著《中国通史》被誉为“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
⒊报国者：多重形式的 抗战参与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战线相对稳定和时间推移，社会各阶层的抗战热情开始出现明显消退迹象。国立三中进步师生运用文化宣传、政治抗争和军事参与的方式，持续开展抗日活动。
与流亡学生一起辗转来到国立三中的教职员工中，既有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刘苇、刘云和冯大鹏等教师，也有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余正清、马松子、王竹铭等人。他们在1938年下半年秘密组织了“读书会”，学习和传递《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杂志，研读《通俗资本论》《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定期组织“读书会”成员以郊游形式集会，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政治，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进步歌曲。“读书会”在学习的基础上，还组织宣传队排练节目，利用节假日在校内外演出。先后组织了“曙光剧社”“黔锋剧团”，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雷雨》《野玫瑰》《寄生草》《塞上风云》《回春之曲》等，演出收入全部捐给“抗敌后援会”。更令人动容的是，每逢寒暑假，师生们便组成宣传队，背着简易道具深入黔东各村寨，用当地方言表演抗日剧目，在田间地头播撒救亡图存的思想火种。这些活动既振奋了校内师生的抗战士气，也在当地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抗战时期进步学生运动的典型缩影。
1938年8月，在抗战烽火中，中共湖南省湘西工委秘密派遣女党员薛仲美以学生身份潜入国立贵州中学。她与校内进步学生领袖蒋澄斋接上组织关系，两人分工协作：薛仲美主抓女生工作，蒋澄斋负责男生群体。同年9月，湘西工委主要领导梁春阳亲赴铜仁指导工作，正式任命薛仲美为当地学生运动负责人，并下达了发展新党员、筹建党支部的重要指示。然而随着当年冬季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湘西地下党组织被迫实施紧急撤退——梁春阳奉命转移至延安，薛仲美则在组织疏散过程中不幸与上级失去联系。
1940年春季，国立三中“读书会”组织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进步学生们针对校方管理层利用战时特殊时期中饱私囊的行为，展开了“反贪污、反发国难财”的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校方不得不撤销江口分校涉嫌贪腐的校长和总务主任职务，同时对学校食堂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整改，切实改善了学生的伙食条件。
“读书会”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40年初夏，国民党教育部调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李超英接任三中校长职务。李超英以纠正学生思想、整顿学校、清理图书资料为名，把《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进步读物统统列为“禁书”，不准购买、不准传阅。特务机关把“读书会”成员列为“异党嫌疑分子”和审讯对象。贵州驻军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视察铜仁，在给国立三中“训话”中，扬言要抓所谓的“异党分子”。一名学生仅仅顶撞了主任几句，就被驻军逮捕杀害。李超英还串通国民党驻军逮捕了“读书会”负责人蒋澄斋及成员庄世泽、许国华、刘映登、汪应基、仇祖培。又逮捕了师范部的孙孝文，谭孝微等学生，关押迫害。1941年1月16日，蒋澄斋、庄世泽、被国民党军警以“异党”名义秘密杀害，一些学生被开除了学籍。1942年3月21日，又逮捕了刘子咏、郭锡祉等8名学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国立三中师生依然坚守着炽热的报国情怀。面对政治高压，师生们前赴后继地投身抗战洪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同时，对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及关岛等亚太地区展开全面军事进攻；为实现其“切断中国外援”的战略目标，再于1942年3月8日攻占缅甸仰光，导致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要道陷入瘫痪。为重新打通这条抗战命脉，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此背景下，贵州铜仁地区积极响应号召，在1941至1944年间先后有600余名热血青年加入中国远征军，其中国立三中的青年学生就达百余人。
1941年9月，贵州铜仁地区响应抗战号召，税警总团在当地征召了首批100余名青年入伍。次年春季，铜仁城再度掀起从军热潮，国立三中、省立铜仁师范等校学生及社会青年踊跃报名，最终82名优秀青年通过选拔。在隆重的欢送仪式上，数千民众冒雨相送，青年们高呼抗日口号，沿城区主要街道游行后启程赴贵阳。这些铜仁子弟被编入孙立人将军统帅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在缅甸战场立下赫赫战功。他们不仅成功解救了被围困在仁安羌的英军部队，更在卡沙阻击战中以寡敌众，为掩护主力撤退浴血奋战三个月。在收复密支那等战略要地的战斗中，铜仁子弟不畏牺牲，攻克了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他们穿越野人山修筑道路，先后参与孟拱、八茅等重大战役，成功收复曼大、瑞古等多处失地。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面对日军的疯狂反扑，战火甚至蔓延至贵州独山一带。在此民族存亡之际，铜仁地区掀起了第三次知识青年从军热潮。得益于前期的广泛动员，当地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此次征兵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共有300余名青年通过严格选拔，全部符合入伍标准。1945年2月，这批热血青年在父老乡亲的隆重欢送下启程前往贵阳接受军事训练。同年6月，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战场展开战略反攻。第八十二师作为主力部队之一，肩负起攻克松山子高地的重要作战任务。该师官兵与驻印远征军协同作战，向日寇第三十四军发起猛烈攻势，为收复缅北失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师生们陆续返回家乡，国立三中整体移交贵州省管理，并更名为省立铜仁中学。1973年，学校最终定名为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铜仁一中），这一校名沿用至今。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国立三中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那群特殊学生群体谱写的青春壮歌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卷中。他们先是背井离乡，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流亡）；继而以笔为剑，在艰难环境中坚持求学（求知）；最终投笔从戎，将所学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报国）。这种“流亡—求知—报国”的人生三部曲，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写照。从被迫离家的懵懂少年，到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国家栋梁，他们用热血和智慧完成了生命中最伟大的蜕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起了不屈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