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

20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硝烟弥漫，风雨如晦。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偌大的中国竟已找不到一块可供学生摆放书桌、安静学习之地，承载着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教育遭逢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是决定西迁教育机构，于1938年的一二月间先后颁布了《战区中小学师生审查登记检定办法》《国立中学暂行规定》及《国立中学课程纲要》，对收容教育战区流亡学生作出了全面部署与具体安排，并在河南镇平西峡口、四川合江、贵州铜仁、陕西安康设立了国立河南、四川、贵州、陕西四所临时中学。后因国立中学陆续增加至34所，1939年春便改以序数为校名，于4月22日将贵州国立中学改名为国立第三中学，简称“国立三中”，即现铜仁一中前身。首任校长就是民国文考状元、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先生。

国立三中确定于贵州铜仁成立后，即明确了周邦道先生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再分兵两路，一路周邦道亲自带队赴铜仁选址和后勤筹备；一路分别在长沙（贾国恩负责，教育部巡视员）、汉口（黄质夫负责，南京棲霞师范学校校长）、南昌（魏孝亭负责，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三地设立战区失学青年登记处，开展流亡师生登记工作——往往校服、校徽甚至一枚纽扣皆可资学生身份证明。一个多月后，三个结集点先后共登记了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来自全国各地460所中学的流亡学生1600余人，另教职员工270余人。

全体登记师生编为三个大队，一路向西，赶赴铜仁。1938年2月20日，长沙结集点的师生从长沙赶赴常德；3月4日南昌结集点的师生赶赴湖南一师集中，乘轮渡进洞庭到常德；武汉结集点的师生坐火车到岳阳再乘轮渡到常德。三队再分批次换乘木船溯沅江过桃源、沅陵，渡辰水到达辰溪、锦江。4月14日，一队二队到达，同月2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4月26日，三队到达。此间可谓筚路蓝缕，历经艰辛。

国立三中总部设在城东付家山西坡，以旅部大楼（贵州军阀车鸣翼第三独立旅旧址）为中心，向左右延展。高中部设在旅部大楼，主任为原南京棲霞师范校长黄质夫，教务处长为原江苏中学校长黄新远，后勤主任为教育部巡视员贾国恩；初中部设在文坛（原电影公司），主任为原杭州中学校长叶桐；师范部设在府文庙（原地区老中级法院），主任为原常州中学校长吴学增；附小和女生宿舍设在车公馆，男生宿舍在江西会馆和黄家祠堂。1938年8月，在赤帝宫（原老残院）增设实验教育班。1939年秋，校本部迁车公馆，在文坛增设女子部。初中实验班迁至江口禹王宫、香山寺、女学堂等处，在江口城隍庙增设农业职业科，合称三中第一分校。

1942年10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派督学濮得超在芷江创办“国立第二十中学”。中国军队汇集湘西，准备与日军举行最后一次湘西大会战，为确保师生安全，民国教育部确定将二十中靠后搬迁。1945年7月，在宋庆龄的关心下国立二十中搬迁至贵州玉屏，其中600多人并入国立三中。由于二十中有师范生，遂又在东山寺复设了师范部。

王乐曦女士，那时还是女孩，即于国立三中成立伊始来到铜仁，就读于车公馆附近的附小。时间过去几十年了，在她耳畔回响的还是周邦道先生当时写的那首校歌：

江通云梦，山接蚕丛，

国学卢阳带砺雄；

仁实勇毅，垂为校训，

朴茂整肃，导之学风。

箐箐多士，陶铸磨砻，

舞趁鸡声气若虹；

抗战建国，责任在吾躬，

读书懋勉，报国精忠。

伫看取，他年史页，

留将几许写黔东。

王乐曦女士一辈子都恋着山东、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南京、台湾，这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尤其是经历战火纷飞的年代。学成毕业后，因憧憬抗日英雄，她嫁给了空军飞行员李怀民。

李怀民先生，云南讲武堂、云南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第一期毕业，历任云南航空部队飞行员、副队长、小队长，中央航空学校教官，轰炸机中队长，空军第八大队少校副大队长，空军第六大队中校大队长，空军轰炸教导总队总队长。在对日空战中，所带战队曾创造过“零伤亡”的神话。

1949年，王乐曦随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台湾，客居“眷村”。当时大陆去往台湾的政府官员、公务员及有意迁台的居民合计120万人，为了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台当局就大兴土木来安置这些新移民，久之，就形成了一座座“眷村”。最初他们一家人被安排暂时住在台北近郊阳明山的空军新招待所。不久，全家搬到台南高雄县冈山镇，住进空军眷村。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但他们还是喜欢吃家乡的乳饼和饵块，还是喜欢说大陆或西南的官话。在眷村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陆人，操着各地的乡音，也是一番风景；但唯独不会说台湾话。老一辈的大陆人，他们大多拒绝做台湾人。据王乐曦女儿李醒嘉回忆：父亲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有没有可能把我葬在四川老家？”两岸“三通”后，很多老人来到大陆老家就再不回台湾了。人们见面的问候语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国问“吃了吗”，现在是“回老家了吗”。这也是眷村的独有文化，也是乡愁文化吧。

李醒嘉很珍视她的一张旧的身份证，籍贯一栏是父亲指导和要求填写的“四川人”；父亲死后的墓碑上也赫然写着“四川人”——他一直教育孩子们不要忘本。后来将“籍贯栏”改成了“出生地”。李醒嘉说：“如果父亲地下有知，一定会抗争到底。”王乐曦也如此，老爱用家乡话强调：“俺是山东的！”

眷村的村民都想家。李醒嘉说，在没有“三通”的时候，“乡愁的煎熬都写在脸上、长在嘴边，怎么也遮掩不住。”“村前的张家跟老家联络上啦！后排的李家接到老家的信啦！这些小道消息静悄悄地在村里流传着，这股撞击力也汹涌澎湃地撞击着每个村里的老乡。”

眷村里，老人们思乡情结表现在各方面，如吃家乡菜、喝家乡酒、说家乡话，把吃喝玩乐都安上家乡名；连地名街道名都将老家的给带上，如杭州路、宁波路、江山街、舟山街。一个广东人在骂湖南人：“我警告你湖南佬，如果你炒辣子再不关门窗，我就让你扑街(广东话去死的意思)。”南腔北调，嬉笑怒骂，好生有趣。

几十年过去了，眷村人从最初的期盼“反攻还乡”，到对月思乡，直到后来客死他乡，慢慢成为社会变迁与家国沧桑的故事。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浅白率真的诗句似乎表达了这种情感：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之后，因女儿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王乐曦女士也启程客居美国。

90年代初，王乐曦女士要在铜仁一中设立奖学金，很让人感动。她并不是很有钱的人，在美国生活主要靠自己的退休金，却每年奖励10名铜仁一中高考成绩优异者，一两千美金不等，持续了很多年。老校长吴光权、老书记成运甓，谈及此事，敬佩不已。

时年八十多岁的王乐曦女士，回母校期间，总是乐呵呵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她在寻找孩提时的读书记忆，旅部大楼前、抗战纪念堂、校本部大门口等处，都还保存着原来的样貌或遗迹，走到任何一处她都激动不已，且必须留影纪念。可惜，在寻找当年她的教室车公馆和经常玩耍的麒麟阁时，她的脸却很阴沉，表现得很失望，因为时过境迁，什么遗迹也没有了。

学校还专门请专业摄影师杨伯给她照相。记得在抗战纪念亭前留影时，杨伯取景想突出身后的抗纪亭，就将人头取得很近，王乐曦女士就嗔怪了：“离这么近，是想把我的皱纹照出来吗？”

当时学校安排我做一期“校庆主题”的手绘专刊，体现校园文化，突出校庆氛围。我当时就有了设计灵感，全刊18个版面，要生动活泼，要青春律动，也要有思旧色彩，要用传统表达。于是找来冯健权老师，版面文字全用毛笔小楷书写，找学生来配水墨画，每篇回忆性的文章都用思旧色彩极浓的“竹柳”点缀，这下就有档次了。后来张贴在实验楼下的橱窗里，在灯光的映衬下，实在高级。

最重头的就剩下《刊首语》了，有感于王乐曦希望青春永驻的话语，我当晚就写下了《让我们永远年轻——献给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校友们》的文字，权当寄语。

走过好长好长一段路，背后已是模糊的云烟，但我们却永远年轻。世界老了，地球老了，我们的胴体也渐渐老去；但我们的心却永远年轻。

在那朦胧而真切的岁月里，我们履过战争的烽烟，历经忧患的波澜，在梵山锦水间度过了本该如花般的少年；我们在这里学工、学农、学军；我们从这里走向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我们在这里品评着公园的好坏，争执着花与刺的关系；沐浴着开放自由的空气。

在那些十分精彩但并不懂得珍惜的日子里，我们爱过恨过、笑过哭过；在风里、在雨里，在雾霭纷飞的早晨、在雪花扬洒的傍晚 ，风风火火或平平淡淡地跑到各自感到寂寞或快乐的地方，去端详摸揉欣赏羡慕着自己或同学的照片，去回味老师的批评和同学的戏谑，去咀嚼快乐的游戏或懵懂的烦恼；当我们再次走到曾经视听云彩江声的东山上、挥斥方遒的桐花林中，才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一切都过去了，岁月不再，青春不再，年轻不再！

我们曾在学校剧社演绎过堂吉·诃德，故事老了，情节老了，我们依然能够欣赏那些拿腔拿调的对白，来来回回，我们真的还很年轻！我们曾在学校合唱团深情演唱过“两地书”，曲调老了，琴弦老了，我们依然醉情于美妙的旋律中，反反复复，我们真的很年轻！鼓乐队里，号角永远年轻；候鸟群中，修燕永远年轻；林海雪原，松柏永远年轻；大漠孤烟，驼峰永远年轻！

生命在不断延伸，我们永远年轻。

第二天，墙刊出来了，王乐曦的女儿李醒嘉女士，又是录像，又是摄影，赞叹不已。她给吴光权校长说，想见见做墙报的“艺术家”。于是我们大家共进了午餐；谈的都是青春和读书的话题。

王乐曦女士，年轻时是大美女；老了，亦是老美女。不仅仅是她的打扮，包括恰到好处的妆容和着装；更是她的兰心蕙质，她举止大方得体，行为落落高雅；最动人的是她那灿烂的笑容，看到她就像见到盛开的鲜花。她的生活就像花儿一样，她的幸福也像花儿一样。

她在美国的日子，生活的常态就是与花为伴。她的寓所里，种满了鲜花；每天精心、静心地养花、护花，闲暇时就上街卖花。最让我惊愕的是，她说：“我给孩子们的奖学金，就是我卖花的钱。”说完，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一丝自豪和得意。我突然想到那则捡破烂资助孩子读书的新闻，但马上否认；我又联想那个在风雨之中凄楚的卖花姑娘，还得否认；我还想到在大雪纷飞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继续否认。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且历经风雨的人，在我的想象中，不会那么的豁达洒脱；我甚至以为，她也会忧郁寡欢，也会长吁短叹。但她一点没有。

我没有见到她在美国的花园或花圃或花卉卖场，但我想象得到，在一片花的海洋中，一个洋溢着笑脸的美女老奶奶，在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讲解着各种花卉的栽种要领、养护知识、花语寓意的场景。这时候你会觉得她的生活就像花儿一样，她就是花海中盛开的一朵鲜花。

以致我觉得，她给孩子的奖学金，就是一项种植鲜花、种植幸福的种子工程。她希望每个孩子都快乐幸福。

有一天，成运甓书记找到我，说：“王乐曦女士叫我转交点东西给你，从美国寄来的。”打开一看，是美国迪斯尼花车巡游的照片和几枚美分硬币。看着一张张热闹、欢乐、沉浸在花车巡游的照片，我明白了：乐曦女士，是想让我们分享幸福和快乐；那花车上，一定有她种的花。

明末诗人何巩道，诗云：

东风吹起满林春，半里浓香十里尘。

但得花开人便醉，不知谁是种花人。

王乐曦就是那个种花人。

鲜花开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