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简朴细处事，半世蹉跎正做人”，这是父亲坟墓上的碑联。碑联的内容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父亲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更多是屈服命运的唯唯诺诺。

我家姊妹多，负担重，记忆中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在操持。我是老幺，年幼时，父亲已上了点年纪，自然父子间就少了那分亲近。我总觉得他不够优秀，不足以满足我自以为是的虚荣。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

记得一个秋日的上午，课间。父亲交完公余粮路过村小，见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他连忙放下扁担跑了过去。他上身穿着布扣汗衫，脚上穿着水耳草鞋，他跑到篮球场中央，抢篮投篮很投入，动作有些夸张，周围传来阵阵掌声和笑声。或许是夸赞，或许是嘲讽，但我固执地认为是后者。因此在我的同学指了指父亲冲我“嘿嘿”两声，然后叫出父亲的名字时，我毫不犹豫地扫了他两耳光。见我们扭打，老师及时赶来制止——也许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大打出手。

父亲爱打篮球，他和大伯、三叔、四叔及寨上另外几个曾组队到区里和县上参加过比赛。受家庭成分影响学业中断后回到老家，活路再忙他都坚持打球。

老家背后是连绵起伏的山，前面是弯弯的小河，河两岸是平坦开阔的田地，是典型的高原坝区。曾祖父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远涉重庆挑盐巴来卖，在老家收桐子瓣挑到重庆去卖，多年的勤劳已积攒一定家底。一次，曾祖父受“总办”的召见，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总办”是官衔，全称为贵州省禁烟总办。“总办”威风凛凛，工作严苛，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分两列低头恭候，不敢窥视，否则“人头落地”。“总办”与我们同姓，当他偶知有寨上族亲后，捎信来叫曾祖父去见他。曾祖父听闻吓得浑身直打摆子，最后，还是吃了豹子胆，穿着水耳草鞋去会见。曾祖父当然没有遭受“人头落地”的厄运，否则就不会有他这个后生来叙述这个故事了。寒暄许久，“总办”叫随从奉些银两送曾祖父回到寨上，临别时还留下了几条枪。这让曾祖父及寨上族亲风光了很久。靠这，曾祖父购置上百亩田地，修建长五间正房、厢房和“龙门”。在“龙门”与河流、水井中间修建石阶连接，一派富丽堂皇。

曾祖父膝下有祖父、二祖父和三个姑婆。据《民国德江县志》人物志载，祖父毕业于南明中学（省立中学）。他参过军，后回老家赋闲。二祖父在地方官府谋职。据父辈讲，二祖父虽然在外体面风光，但回到家中一切都听祖父的。分家时，二祖父说：哥，你说了就算！一句多话没讲。祖父辈重视教育，分家时，留一块“学田”，专供两家孩子读书开销，不足部分由两家分摊。父亲是独子，他长三叔月份，按祖父辈安排，排序在大伯之后三叔之前，依次才是其他叔。虽是叔伯弟兄却是亲弟兄相待，哥称弟可直呼其名，弟叫哥是毕恭毕敬。记忆中，父亲和叔们做活路时，叔们都会照顾他让他捡轻松点的活路做。大伯、四叔远涉重庆读书，三叔在邻县省属重点中学读书，靠“学田”收入显然不够开销。祖父安排人开仓放粮，“碾”出几担大米用马驮着运到读书地方以作开销。父亲先后在邻县及本县一中读书，他的老师是外地入黔的地下党员，曾在我家以教私塾为名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县里的主要领导。

我曾怀疑家族是以剥削穷人“发迹”的，寨上上了年纪的老人众口一辞断然否定。他们说，祖父辈“家大”，靠的是勤劳节俭。每年，“敞”开甑子请大家吃饭是常事，杀年猪更是全寨每家大人细娃吃几天，寨上有后生读书会给钱，添家丁要送些猪油……

时局动荡总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被“解散”回家后的某天收到他老师的来信，叫他于某月某日赶到县城报到，或到教育科，或到邮政科工作。父亲邀约一个远房亲戚随同前往。那人按照预约早早来到我家院落，汪汪的狗叫声吵醒了在我家做长工的伯娘。据母亲讲，伯娘爱开玩笑。那人有个不雅的诨名，当他出现时，伯娘大声喊着他的诨名，“滚去滚来”笑个不停。狗仗人势，响声越来越大，吵醒了祖父。祖父起床后，见他们站在院坝龙门边，正欲启程。“不准去！”祖父威严地把父亲全身扫遍……父亲没有争执，他放下行囊回到屋里。他终究没能走出一步。那人拿着那封信到了县城，由此参加工作。

那人回家探亲时，父亲正经受着一场又一场的心灵俱痛：骨肉之间生离死别，祖上遗留下来的所有家产全部被没收，全家搬出大院住进茅草房里……那人坐在院坝的板凳上，他跷着腿，养尊处优的样子，他偶尔乜斜一下父亲，提醒父亲“划清界限”“老实接受改造”。他嘴上的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可一支也没舍得递给父亲。父亲的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但他始终没有流露出半分的不满。

其时，父亲的头上有一顶“帽子”，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从一个不谙于事的学生，变成了老实木讷的农民，忽然间又成了“阶级对象”。他承受着一次一次永无休止的批斗，忍辱着、憋屈着，以低在尘埃里的姿态匍匐前进，谨慎地维护那卑微的自尊。

每年春节，父亲要提前去深山老林里砍柴或烧炭交公。有一年，天降雪凝封山封路，任务不可能完成了，父母亲急得焦头烂额。寨上一个在公私合营社工作的伯娘晓得情况后，准备了一挑炭，悄悄地叫父亲连夜挑回，第天上交……一天清早，父亲上坡割牛草，交草过秤时上面还有露水，被指“草上水多，故意在河里泡水增加重量”，要父亲老实“交待”。这子虚乌有的“罪证”，父亲被送往异地“牢改”。事实上，即使草上一颗露水也没有，他们也会找出另一个让父亲去“牢改”的理由。

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负责看管父亲“牢改”的人曾有恩于我的祖上，见父亲老实，向上级汇报，帮忙申请把父亲提前释放出来。和父亲一起“牢改”的，后来释放出来都得到了安置。父亲“牢改”回来后，内心惴惴不安，犹如惊弓之鸟。那是快过年的时候，父母亲坐在火堂边，我一个叫咪公的人老远走来，他凶神恶煞地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吓得瑟瑟发抖。咪公推开虚掩的门，一边大声武气地吼着，一边朝父亲递个眼色，父亲战战兢兢地从咪公肩上接过粮食……咪公解放前在我家当长工，解放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他掩人耳目，给了两碗“救命米”，父亲一直惦记在心，感恩不尽。

父母亲住的茅草房远离村寨，房屋已凋敝，冷不防地，床下会出现一两条蛇。夜深的时候，成群的豺狗从屋坎下过，叫唤声“阴风惨惨”的（母亲的说法），父亲倚在门后，手里捏根锄把，以防不测……

后来，二舅抗美援朝回国后安置在省外某油田工作；三舅从省城某卫生学校毕业后，申请到黔北地区某偏僻县份工作。舅们牵挂着我家，他们从微薄的工资中凑钱寄来叫父母亲改变居住条件。父亲向队里申请时，回答是：不行。之后，或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修建，但不能到寨上和附近的山林里砍木料。后经人介绍，从外县几十里外的地方买到一栋“三柱二瓜”的木旧房。那里到我家要翻越几座山，淌过几条河，父母亲和寨上的族亲“转活路”，大家齐心协力把木料一根一根抬回来，有几次还点亮葵花秆照明，其艰辛程度无法描述。木料弄回来后，再申请一个离村寨近的地方，请了木匠立起来，周围用竹篾、苞谷秆之类栏着，才有遮风避雨之处。

因为那顶“帽子”，一些亲友逐渐远离，亲戚家也不得随意走动，连赶场也要申请报备。受这影响，几个叔，大哥二姐从没踏过学堂门，一句“地主崽子”伤及他们本有的自尊……直到改革开放，父亲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有这一天。

我上小学时，曾见到父亲压在木箱底下的一个“红本本”，上写着：经xx区xx公社xx大队选区选民代表大会xxxx年x月x日通过，xxx摘去（地主、富农）帽子。x处是钢笔填写的，括号里的内容打“√”标注，其余内容是印制的。后来才知道，“红本本”是摘帽证明书。

“帽子”摘了，才可以挺直腰杆走路。那时，田土承包“下户”，父亲已年老体弱，好在身体尚无大恙，大小活路还得去做。家中负担重，亲戚家过事务要挑担子，青黄不接时要借粮食吃，到秋天收割后要交公余粮，剩下的又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如此循环，穷根难除。我不止一次听到父亲的声声叹息。

大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四叔为地下组织送过信。在甄别为革命作出工作人员时，大伯没有报上他们的名字。大伯心怀歉意，他离休后带着父亲到湖南龙山、广西南丹等地开矿。因没有经验，管理不善，都没有成功。我师范毕业那年，给大伯写信，想动用他的关系照顾分配到好点的地方。大伯给我回信，引导我“服从党的安排，目前祖国四化建设需要人才，条件艰苦的地方更能锻炼人”。

父亲在劳作之余，自学《医宗金鉴》等书籍内容，诊疗简单的病症，不收费，倒也自得其乐。他还种叶子烟，除自己抽点外弄到街上卖了换点盐巴钱。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曾提及往昔的伤痛，对在运动中“整”过自己的人，父亲淡淡地说，没办法，那是政策；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父亲常念及，要我们懂得感恩。

父亲是在2006年秋天的一个早上走的。头一天晚上，他还和家人一起，也没说哪里不舒服。那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家中的电话，我赶回老家时父亲已经闭上眼睛……

父亲去世两年前，是患过脑溢血的。那时每次回老家，我都叫他不要喝酒，注意情绪，防跌倒等。他都答应。有时在老家“打平伙”小酌一杯，父亲也“知趣”地婉拒别人劝酒。但他去世后，我们在他床下发现一个酒坛。一半坛子酒，心照不宣。

也许，酒让父亲学会了在默默中倾诉，让他在经历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后获取一种内心的释然。只是他一直珍藏着，把一切交给岁月……

“细”处事，“正”做人，这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父亲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