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提起段玉裁，都知道他是中国清代最著名的经学家，他的《说文解字注》问世以后，很快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当年嘉定学者钱大昕在《六书音韵表序》中曾评价说：“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与段玉裁同为戴震弟子的王念孙为《说文解字注》作序时，盛赞该书是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但是，由于段玉裁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光芒太盛，从而使得他在政界的作为，反倒被这璀璨的光芒所遮蔽了，以至于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名学者，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名知县。正如段玉裁墓前的楹联：“砚田乐事千秋业，铁骨家风七品官”所盖棺定论那样，名学者和名知县，才是后世认定段玉裁一生中两个最为璀璨的闪光点。而段玉裁之所以能成为名学者和名知县，都和我们铜仁市的玉屏县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玉屏县是段玉裁成为名学者和名知县的发祥地。
段玉裁（1735年-1815年），字若膺（曾字乔林、淳甫），号懋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镇江府金坛县（今常州市金坛区）人，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清代《说文》四大家之首。于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府金坛县西门外大坝头村(今常州市金坛区花山乡大坝头村)的一个清贫的世代书香家庭。
之所以说段玉裁的家庭属于世代书香家庭，是因为他的曾祖父段武、祖父段文、父亲段世续，祖孙三代都是邑庠生，也就是县学的生员，即老百姓口中的秀才。段家三代都是读书人，在当时小小的金坛县，自然是属于世代书香门第。
可惜的是，这个世代书香家庭前面还有“清贫”二字的定语，因为尽管段玉裁的前辈们三更灯火五更鸡，在学而优则仕的路上奋力拼搏，然而十年寒窗下来，最终也只挣到个穿上蓝衫，成为一个秀才而已，几代之中没有一个能成为举人的。奔得最好的算是段玉裁的父亲段世续，不仅是县学的生员，而且还是一名邑廪生，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的公费生，每月能享用由官府供给钱粮补贴。
虽说秀才本是宰相根苗，但如果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考中举人，那也就没有什么奔头了。好在秀才还有满肚子学问，做个乡村的私塾教师倒是绰绰有余，所以段玉裁的祖父、父亲最终都做了私塾教师。私塾教师虽然是读书人中的最差归宿，但比起普通的耕耘之家仍是要风光得多。段家虽不是良田万顷的富户，但这种私塾教师的职业，却仍能薪火相传维持段家的书香门祚不衰，使得段玉裁从小就有条件受到世代书香的熏陶。
段父常年执教在外，家务全靠母亲史氏操持。段玉裁有一姐二弟一妹，一大家子人，仅靠父亲做私塾教师的那点微薄收入，日子自然过得十分艰辛。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就算是打牙祭了。从小就见证了家境清贫的经历，对段玉裁的成长和后来的学术成就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家族祖训，更是影响了段玉裁的一生。
段玉裁自幼聪慧好学，十三岁时为邑庠生，为当时江苏学政尹会一(字元孚)所称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十五岁的段玉裁在乡试中崭露头角，成为段氏家族中的第一个举人，然而自第二年入京会试后，却屡试不中。无奈之下，段玉裁经人介绍，在京城谋得一个景山官学教习的职位。
段玉裁在京城拜访乡试的主考官钱汝诚时，很受钱的赏识，留他住在钱府中。钱府藏书丰富，段玉裁因而得以接触到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惊其考据之博衍，始有意于音韵之学”，于是一边做教习一边做学问，在京期间，段玉裁仰慕当时的经学大师戴震的学问，恭敬地拜他为师，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知名学者。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段玉裁终于被吏部铨选为知县，并抽签抽到贵州思州府玉屏县。三十日，段玉裁由吏部官员带领，“敬缮履历，恭呈御览”，朝见了乾隆皇帝后，三月，在京城北漂的段玉裁，便踏上前往玉屏县的仕途，开始了他的名知县生涯。
玉屏县自从乾隆二十二年编撰过一部《贵州玉屏县志》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编撰出版过《玉屏侗族自治县志》，所以对于段玉裁在玉屏县的政绩，未能及时留下丰富的资料。好在任可澄在民国《贵州通志》卷十五《宦迹志·思州府属职官》中，留下了一段记载：“段玉裁……任玉屏时，值乾隆中叶，地方安靖，与民休息，举凡征粮、断狱、兴学、驭吏，皆能事事尽心。条理秩然。虽究心古学，而乾隆六十年中，县令无能出其右者。”
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很多帝王将相都埋没了，而知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但是能在玉屏县把这小小的芝麻官做到“虽究心古学，乾隆六十年中，县令无能出其右者”的天花板的高度，玉屏县这两年多的知县生涯，段玉裁绝对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才能获得任可澄在《贵州通志》对他的“乾隆六十年中，县令无能出其右者”的高度评价的，所以我们才会说，玉屏县是段玉裁成为名知县的发祥地。
这里顺便说一下，很多资料都说段玉裁在玉屏县待了三年，例如民国《贵州通志》卷十五《宦迹志·思州府属职官》记载：“段玉裁……在玉屏三年”，段玉裁在自己的《八十自序》中也说：“庚寅出宰于黔，越三年，宰于蜀，至辛丑引疾归”等等，但是据罗继祖《段懋堂先生年谱》考证，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先生因公诖误入都，见东原（戴震）于洪蕊登寓宅，出所撰《韵谱》请益，东原以为体例未尽善”，显然这年的四月段玉裁已经离任玉屏了，所以笔者才会说段玉裁在玉屏两年多。
段玉裁“素性方正，则难与俗谐”，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他“因公诖误入都”，被同僚非议离开了官场，离开玉屏县，幸好当时的云贵总督彰宝了解了段玉裁的情况，向乾隆皇帝奏请恢复段玉裁的原官职，得到皇帝的圣旨，发往四川以知县用。这就是王念孙在《大清敕授文林郎四川巫山县知县段君墓志铭》中记载的：“被议，去官。总督察君状，奏请开复，得旨，发往四川以知县用。”八月，段玉裁到成都候补，等待任职。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九年九月，段玉裁第一次署理富顺县知县。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段玉裁署理四川南溪县知县，至四十年冬，离开南溪县，第二次署理富顺县知县。四十一年秋回到成都成为候补知县，等待下一次任命。乾隆四十三年，方任职巫山县知县，直至乾隆四十五年告病回乡。
段玉裁在四川期间，做了很多的实事，例如他在富顺县的四年任期内，非常重视富顺这个“才子之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完成培修文庙、扩建学易书院、迁建文昌宫、新建薛翁祠等举措，对清代中后期富顺县的县官们作出了重教兴文的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段玉裁在富顺县重修《富顺县志》，富顺县在宋朝就开始修志，明朝至清初又有所增补。但是当段玉裁看到乾隆二十五年所修的《富顺县志》时，认为“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于是想“重修富邑志”，做点实事“以遗县民”。他亲自发凡起例，考定审校，“五阅月而书成”，并于乾隆四十二年刊刻出版。全书共分五卷，体例严密、内容丰富，尤以考据见长，清末民初的富顺著名知县陈锡鬯赞其“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者也”，是公认的“著名方志”，段玉裁也因此被称为“修志名家与方志学家”。著名学者梁启超对段玉裁所修的《富顺县志》更是推崇备至，称其为“方志中之表者”。
富顺县自古就是一个产盐的富县。北周时以盐井富世井设置富世县，唐代改名富义县，明代改名富顺县，1938年8月，长江被日寇封锁，海盐运不进来，国民政府决定划出富顺县的第五区和荣县的第二区的产盐区，取自流井和贡井前一字，设置自贡市，从而使得自贡的井盐闻名中国。段玉裁任富顺县知县时，县内自流井盐场的一个富商，想请段玉裁为他的500亩耕地和800亩山林减免税赋，送来了两箱礼品，一箱装有500两白银，一箱装满30丈绸缎。
段玉裁是位穷知县，钱都用来买书和出书了，甚至连在北京时欠下戴震的债务都无力偿还。然而面对着如此多的财物，却是心如止水，坚决不受，反倒是用自己善于说文解字的天赋，叫人把盐商请来，给那个盐商讲解“赇”字说：“你看，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左边是代表钱财的‘贝’，右边是‘求’字，也就是说，有的人一边向他人送财物，一边又向接收财物者提出非分要求，这就叫‘贿赂’”。
段玉裁在两任富顺县知县期间，由于“县之土于蜀较俊，其民物较阜”，段玉裁实行“吏不扰民，而民自不扰吏”的施政方式，四年间理政爱民，深受百姓敬爱，离任后被富顺县的百姓称为“循吏”。
段玉裁任职巫山县知县时，也做了很多实事。《巫山县志·政绩志》记载：“段玉裁，江南金坛举人，乾隆四十三年莅巫，时值饥馑，斗米钱二贯。公到，先开仓放赈，乃请上宪，全活甚多。”未经请示上级同意就擅自先开仓放粮，这罪过轻则丢掉乌纱帽，重则会掉脑袋，然而，为了救百姓，段玉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谁叫他是巫山县的父母官呢。段玉裁对巫山的教育也很重视，据《巫山县志·学校志》记载，段玉裁还重修了巫峰书院，并“以郦氏《水经注》巫山城东有孔子泉，亦曰圣泉，改名为‘圣泉书院’”。
两省四县短短十年的知县经历，已经成就了段玉裁“铁骨家风七品官”的名知县名声，如果段玉裁能好好地一直待在体制内吃皇粮，在官场上熬到退休，日子绝对不会过得穷困潦倒，但是段玉裁太热衷于做学问、太看重“砚田乐事千秋业”了。乾隆四十六年，段玉裁先是以父亲年过七十请求回乡奉养，这不符合规矩的理由自然得不到批准，后段玉裁又以自身有疾为由，终于在47岁时（一般致仕年龄为70岁）得以辞官归故里，带着他的72箱藏书，雇船经长江回到老家金坛县。从此卜居苏州枫桥，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段玉裁一生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诗经小学》《经韵楼集》《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戴东原年谱》等近30部书700余卷，内容涉及中国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经学、方志学、学术思想等多方面。特别是他的《说文解字注》问世以后，很快就赢得了崇高声誉，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首。
而说到段玉裁能够成为名学者，我们又不得不回到他成为名学者的发祥地——贵州省的玉屏县。
玉屏县是段玉裁踏上仕途、开始他名知县生涯的第一个县。这个县是雍正五年（1727），将属于湖南省的平溪卫撤销，设置成县级机构并划属贵州省的。因此，玉屏县不仅成立的时间短，而且地盘也小，老百姓则相应地也少，这对于段玉裁来说，这是占尽了“地利”的，虽然“举凡征粮、断狱、兴学、驭吏，皆能事事尽心，条理秩然”，但治理这样一个小县，以段玉裁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再加上“值乾隆中叶，地方安靖”，这又占了“天时”，能让段玉裁能有很多的空余时间来“究心古学”，将“室中满贮旧籍，暇即尽夜观摩，孜孜不倦。”当然，段玉裁个人的勤奋自然是主要的。比如说段玉裁在富顺县两任知县的四年期间，正遇上四川的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段玉裁被抽调到打箭炉化林坪兵站做军事后勤工作。大而武器弹药，小而送往迎来，整天忙碌，累得腰酸背痛，但每到晚上，他却篝灯读书或写作，天天如此，令人惊叹。小金川战役结束以后，他回到富顺任上，白天政务繁忙，“然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三鼓，辄篝灯改窜所撰《韵谱》（九月书成，改名为《六书音均表》）以为常”。由于他挑灯夜读时，“一灯荧然”，特别显眼，“县尹读书楼”便成为当时富顺县励志读书的一道风景。而段玉裁在玉屏县任知县的这两年多的时间中，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尽夜观摩他的满屋书籍，所以，在玉屏县的两年多，不仅是他成为名知县的发祥地，而且对于他学识修养的进步、之后能成为名学者，更是举足轻重。民国《贵州通志》卷十五《宦迹志·思州府属职官》记载：“论者谓玉裁学问深造，任玉屏时进益为多，如王文成学问功业震耀一世，实得力于居龙场驿时也。”
作为大清朝最后一科举人，连贵州省省长都不愿意做的任可澄，同段玉裁一样看重“砚田乐事千秋业”，一心牵挂他编纂的《贵州通志》的学者，绝不会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他能在《贵州通志》中，把段玉裁在玉屏县这两年多的学问深造，同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相提并论、同日而语，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玉屏县不仅是段玉裁成为名知县的发祥地，更是他成为名学者的发祥地。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