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家寨，一个偏僻又略带神秘的自然村寨，现属贵州省思南县香坝镇岗寨村，清朝后期属贵州省石阡府龙泉县。另一个一字之差的汪家寨，也是一自然村寨，现属贵州省思南县鹦鹉溪镇汪家寨村，之前属贵州省思南府安化县。两地相距100多里，本无相干却因一段征战往事和一个古地名江家寨，而在上世纪后期被当时的著书人（以下简称“时人”）“张冠李戴”，以“成果定论”编入1992年版《思南县志》以及《白号军起义》《思南文史资料选辑》等书刊（以下简称“新论”），进而影响后来著/读书人，都把本应是香坝镇岗家寨的古地名江家寨，定位到了鹦鹉溪镇汪家寨。

那一段征战往事，就是蓝/白“号军”之战；那一个老旧地名就是白号军老巢所在地“江家寨”。时人误把本是江家寨的岗家寨，反推确定到了百里之外的汪家寨。当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江/汪语音更为接近，可能被（清朝）当初的外地著书人听错而误写。二是，采访到了有误导需求的“知情人”而误信。三是，汪家寨残存有旧时屋基。

但是，笔者近年通过实地踏访，和查阅古籍如《都濡备乘》《咸同贵州军事史》《邓家队平黔战事记》《务川县志》《凤冈县志》《石阡县志》《德江县志》和民国版《思南县志》，有多个“证据”足以明了：岗家寨，才是古地名“江家寨”。

茔证

2024年6月22日，笔者与张桐等人，实地考察了岗家寨古坟墓碑两通。一通是庙沟何家坟碑，再一是大坝湾郭家坟碑。先说，（现岗寨村花水井组当门）庙沟“生坟”古碑。从碑文可见：墓主，（公）何其信与（婆）徐氏（合寿墓）。墓碑立于（清）嘉庆十七年，岁在壬申，即公元1812年，距今213年；地籍标明时属“贵州石阡府龙泉县地名姜家寨”。再说，（现岗寨村青杠堡组对面）大坝湾郭玉虎与向氏夫妻合葬墓。碑立于光绪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距今138年。地籍标明时属“贵州石阡府龙泉县属地名江家寨”。

从两古碑可见，而今之岗（家）寨，就是100至200多年前的江家寨或姜家寨。两百多年前的姜及其近百年后的江，仅书刻之字不同而已。按当地口语“音准”，读音完全相同。或者说，“江、姜、岗”三个字，在当地当年就是一个读音。如此说来，姜家寨～江家寨～岗家寨，就是这一地名不同时期“因（执笔）人而异”的不同写法。

书证

旧籍上有乡间小地名吗？一般而言都是寂寂无名。即便有，也会是少之又少。但恰恰，江家寨却一度在古书中多次重现。本稿，且从两本古书（影印本）及所主述白号军“起灭记录”说开去——

第一本：《黔南丛书第五集第三册（都濡备乘）》。作者杨宗瀛，举人，无锡人，任思南府辖务川县知县时撰，成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距白号军“事遗”三十来年。全书差不多从开头到结尾，可谓通篇贯穿“江家寨”地名。开篇第9页即讲“（白号军头领，四川人，刘）仪顺弟子陈迎祥（四川）犯事，奔（石阡府）龙泉县江家寨民何恭言（并）师事之，至是仪顺亦来匿恭言家”。关键点：讲清了江家寨与汪家寨分属不同府县，点题说明陈、刘（师徒二人）是先后到了（石阡府属）龙泉县江家寨，绝对没说是到思南府属安化县之汪家寨。第10页，接着讲“江家寨距青杠坡十里”。现在看来，岗家寨与青杠坡的距离，即在10里左右；如系汪家寨，则至少应在80里之上。

另一个实际原因是，咸丰三年时（1853年），由于思南府之安化、务川和石阡府之龙泉等县“区域错杂”，插花地遍布不便于管理，加上太平天国事件的大环境影响，上级要求这些插花地区域统一组编12个团练来强化社会管理，并准以“时、和、年、丰、民、安、物、阜、正、直、公、平”12个字，来分取团名。距青杠坡10里的江家寨，按规定应划入“和”字号之“人和团”。但（彼有资产的油匠老板）何恭言却想“不在人下”，而考虑建立一支自己的独立武装。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是重金贿赂龙泉知县幕僚曹某。经曹某一番游说，龙泉知县给何恭言颁发了组建团练的书札、印章和旗帜，于是何恭言就在江家寨明正言顺组建了辖下的合法武装“致和团”。这一合法外衣，也就为后来“举旗造反”（也有版本称“起义”），奠定了基础。有钱有势，自然就有各路神仙或者“落魄”之主，前来投奔依靠、归入其圈。如前说之刘仪顺及陈徒。

刘仪顺领军起事，在第59页更是说得清清楚楚：初依何恭言为地主，刘老幺善战（时已为仪顺义子）。说的就是刘仪顺并非一到龙泉县域就揭竿而威振四方，而是先借助何恭言的钱粮油和刘老幺及秦黑胡子等人的能征善战，逐步打开局面。然后，才“做大做强”的。又一页明示，何继叔领之江家寨为起事之地，特立老营。这“老营”之说与后边《咸丰贵州军事史》所写之老团，当是一个意思。因此，不可能存在时人所写“军早期起事的江家寨是鹦鹉溪之汪家寨，中后期守成的江家寨才是香坝之岗（家）寨”，亦即“江家寨就是汪家寨”之说。或者讲，时人这一“说断”新论，乃是简采误推之“谬果”。连着，还误导了当时及至现阶段N多著/读书人，只要说（写）及那段往事，就把“举事之地”定性到百里之外且当时另属一府之“汪家寨”。

第二本：《咸同贵州军事史（第四辑）》。凌惕安（1890-1950年），举人，贵阳人，曾任贵州文献编辑馆编辑，1932年编之成书。其第41章“白号之役”，首页即说“安化南，百里之江家寨”。说明了军举事的江家寨，距思南府安化县（时县署设思南府城）所在地有百里之远，而非实际在安化县北40里之汪家寨。无意间从方位和距离上，直白了江家寨与汪家寨完全不是同一块地。再者，文记军举事次年春天，稍有恢复元气的思南府（加派铜仁、大堡、印江等力量），兵分两路出击反攻。一路攻乌江下游璇家坝之田宗保，一路攻乌江上游江家寨何恭言老巢之“门护”附营——桶口和一碗水（时亦属龙泉县，现都属思南县香坝镇，分别距离老团30里和20里），目标直指江家寨老团。如果江家寨不是岗家寨而是汪家寨，则就仅距璇家坝10里许，那专门安排一支主力跑到100里之外去攻战，岂不是“失常至极”？其中还说道，江家寨有粮田好土数百亩，“资以耕战积粟荆竹园”（即援助30里处争战后期的前锋大营，中间20里处即后期伪“皇城”秦家寨）。如果说，此江家寨是百里外的汪家寨（距荆竹园也在百里外），那军粮人挑马驮或船运又怎么过得了思南府城附近的重兵防守路段和乌江河道？因此可以说，古书著者虽未亲历其地，但也没有“随心而定”，至少于江家寨这个地名和区位没有“东一榔头西一解据”之混表。插接《都濡备乘》一页（佐证）续说：何逆（继叔，江家寨奔秦家寨再）奔偏刀水，江、秦二寨平，（蓝号军，邓）第武即由合朋溪捣胖官头（现属思南县长坝镇）……于是荆竹园粮援俱绝。意即当年，江家寨还是荆竹园粮草保障的基寨（后勤部），更因江家寨老团“被拔”，荆竹园前锋大营顿时失去了“重要支撑”而致全面败溃。

第48页再述，江家寨周边有“罗二顶、大顶（现称大顶上）、姊顶（现称泗顶）、芋头湾、大尖山（现称大营上）、小尖山（现称尖山营上）”，稍远还有望天营等。又写：“首何冠一（恭言）何继叔父子据之，历十年”。均明证也。其第31页还载：江家寨则致和团首何继叔居之，号曰老团（时何恭言已病故，其子继叔接任团首）。这与当地人口述花水井地名又称老团（上），吻合一致。所以，旧时之江家寨就是现在的岗家寨，应该属准确无疑。

图证

现在拍摄照片，可以说明：古籍中所属军“闹事”地之附近地名，与百年后之实名仍然相符。

前江家寨即现岗（家）寨居中，附近之罗二顶、芋头湾、姊顶、大顶、小尖山和大尖山等，历历在目。古名今用，一直在用。而鹦鹉溪特别是汪家寨附近，一点也没这么些对应地名。小尖山（又名轿子顶），相对高程600米许，距老团（上）两里许，山之巅在四周属最高，可目光连及大尖山与老团（上）和大顶、罗二顶、芋头湾等营寨，既是瞭望台又是拱卫营。上世纪80年代其山腰台地，仍见大量瓦砾和卡墙。听说，当年“蓝/白二号”在小尖山打仗，墙沟（山腰地名）那里顺山而下一里多的长坡上，“血流成坡”淹到了山脚现在叫“大田”那个地方。其实，在老团后山还有后场坝、杨公岩等营寨和卡垒。至今在学堂坳和“关门”附近，都还有7—8米高的营壕和卡墙，炮孔遗迹依然如故。周边还有毛狗洞和赶场坪、张家山等营盘拱卫。大营上即古籍中的大尖山，位于江（岗）家寨到秦家寨必经之路的三分之一处，顶宽两百许亩，可种粮或屯兵，宜住家或垒营；四面绝壁唯东及西南方向之两处有路可通，均设有卡门。站在其高处，能目通秦家寨大营与小尖山烽哨，还能远观乌江桶口方向来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古籍《咸同贵州军事史》有记：当年清军战地指挥官第武“选百人联绳附葛掷火烧敌房，敌乱”。2023年12月翻印民国版《思南县志》第554页亦载：饶以爵，道光丙午科举人；咸丰七年仪顺之乱，以爵率团兵讨贼。渡石板滩，攻木尧山，鏖战五昼夜，平横岩银匠洞，进至大尖顶（山）。第557页载：饶营追至大尖顶，中贼计，围裏数重，会大雨，救兵不至，是役也，全军尽覆；惟以爵得副兵背负渡河，仅以身免。是类籍记，已证之。另据年逾七旬世居山顶之田仁友老先生介绍，他小时候都看见除西面绝壁外，其余三面均尚存有厚厚的古战场垒筑土墙遗迹，且山顶处处可见“瓦卒子”（破碎瓦砾）。

此外，老团（上）之旗杆堡遗存有旗杆座基，位于主寨岭岗上最高处，“工”字型，两米见方。当地人说：当时的旗杆，石柱加木杆，听传都是好几丈高，旗子高高飘扬，就是老团的象征；做成“工”字型卡槽，工艺特别，意在牢靠坚固不倒。当年，何大老板等人在将台上一拜，旗杆堡之帅旗就会随之应动。一番口中念念有词，只需九拜，帅旗即沿旗杆自动升起，高高飘扬。可惜，上世纪70年代“破四旧”被当时公社负责人张某良带人“敲倒”了。小尖山顶上那第三块石头，也有旗杆孔，那就小得多了，直径才20公分左右。还有大名鼎鼎的“点将台”遗址，岗家寨当地人称“将台上”。只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敲”地种粮撬坏了台子和砌台上的条石。当地百年前的旧屋基就更多了，如“将台上”旁边就是当年的上花厅和下花厅所在，最近20年虽然变成了耕地，但名称却一直沿袭，旧迹依然可见。

人证

除了以上三个“铁证”，其实还有“人证”。岗（家）寨村90岁高龄何天富老支书介绍说：这里之前就叫江家寨，是民国时期才改称岗家寨的，最近这一二十年官方又简化成了“岗寨”，早些年也有写成“冈”字。但老百姓多数还是称岗家寨。岗家寨本就是高山上的米粮川，当年石阡府（在这周边区域）的皇粮都要完（交）到老团（上）这里呢！所以，后期又成了前方营寨的（粮草）后勤支持中心。老支书还说：当年军头头之一何大老板的坟堂就在对门冉家环边，现在都还有个土堆，只是没得碑。当年何大老板埋坟的头些年，“闹潮”，每逢初一和十五天晚上，坟堂都会传出一阵敲锣放炮貌似打仗的声音，好几年才平息。其专门负责在万人坑边上斩砍“犯人”的刽子手，叫雷大刀，是许家坝人，那人的坟，埋在冉家山头上，叫“雷家坟”。何大老板何恭言的儿子，叫何继叔，大家也叫他“何二老板”。那继叔厉害得很，又叫何飞龙，说是会飞。当年他随便一跳，就是檐柱那么高，下雨天跳起来手可以摸到滴“屋阳（檐）水”那沟瓦，哪家房子水滴歪了，他可以把它“搬正”。（号军在这里的）最后那场战斗打输后，他从芋头湾营盘顶上，左右两个“夹孔”（两只手），各夹一个大簸箕，就飞走啦。老支书接着解释说：会飞应该是假的，很有功夫，跑脱了，才应该是真的。

回阅2023年12月翻印民国版《思南县志》，其第556页有载：覃魁，以乡绅办团。咸丰七年腊月初五城陷，魁率家属奔沿河，众贼截船，将魁等掳至冈家寨，气积不食而死。即证此地名真乃民国时期改之。同页又载：安浩然，陇水人，武举人，咸丰七年击贼灯草丫，为贼所获至姜家寨，不屈被害。此证，时地旧称确为姜家寨，民国间已然称之“冈家寨”，与老支书口述相符。

此外，当地人还传说：仪顺初来，先是在离岗家寨不足5里的“皇立（泥）湾”，利用一湾烂田放鸭子作掩护，暗中运作。有阴功，传其预安排10万“阴兵”人马，在离皇立湾10里的土羌坝（现香坝街道）对面斑竹顶之一坡斑竹林里悄悄地操练，一个竹节一对人马，外界根本看不出，只待练成即出而“坐拥天下”。所以连其放鸭子的地名都带“皇”气。只是人各有相，天不助其成。尚差几个月火候，不想是年来了个大天干，满坡竹子大多枯死，个别没有干死的又提前开花老去。由是，神（阴）兵没来助阵，还得组织真人真马干仗。虽乃传言，但说明仪顺初来立威还是有个时间过程的。且，借助了当地何、刘两姓人们的“明隐”和暗助。

他证

2024年12月19日，我们一行赴时属安化县现属思南县鹦鹉溪镇之汪家寨以“堰塘”（中心区域）为重点进行了考察。得当地何朝禄、代强两人先后向导，临读了5通古坟墓碑，其中嘉庆年间4通、光绪年间一通。时间刻示分别为：嘉庆元年（1796年）、七年、十七年、二十年和光绪十三年（1887年）。墓碑所建时间跨度91年，覆盖“号军”咸丰七年至同治六年（1857年11月-1867年4月）。墓碑所刻地名，核心述示“贵州省思南府安化县属地火石坝”。其中：嘉庆元年、嘉庆七年、嘉庆二十年三通，均为“思南府安化县火石坝”，嘉庆十七年和光绪十三年两通，一为“安化县汪家寨火石堡”、一为“安化县汪家寨火石坝”。说明，现在鹦鹉溪之汪家寨与现在香坝之岗家寨，早在清朝时期，也即各有其名，且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府、县所辖，根本上就不存在覆盖或者插花乃至混淆现象。

再者，何朝禄、代强也表述，汪家寨就从未有过江或岗家寨之说。其地名变迁，只有“以前的火石坝，和近代的汪家寨—堰塘—高塘—堰塘—汪家寨等交替使用”之说。

结论指向

综之，现在的“岗（家）寨”就是军老团之“江家寨”，而非远隔百十里之外的汪家寨。亦即1992年版《思南县志》等“新论”书籍及其“连带”参修本，涉“白号军”之江家寨是鹦鹉溪汪家寨“落脚点”之载述，取源缺据，已然有误！换句话言之，以下三个观点，确证“江家寨只能是岗家寨”。

从古碑与古籍互证看来，军咸丰七年起事之前40年和之后30年，近百十年时间段，时石阡府龙泉县之江家寨就叫姜（江）家寨，之前之后都是一个名，一直到现在。只是民国年间写（改）成了岗家寨，就像现在再改成岗寨，乃时“执笔人”之“自作聪明”也。而时思南府安化县之汪家寨，无论何时都始终与江家寨“不对付”。当然，从民国后期区域调整起，现在两地都属于思南县。清朝当时的著书人，也根本不可能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名搞混淆。

说军起事之地乃汪家寨，或“早期江家寨是汪家寨后期江家寨才是岗家寨”之新论，乃今人“新论”臆断。《都濡备乘》已讲明白，刘仪顺与何恭言联系鹦鹉溪璇家坝田宗保等“十大团首”后，是到汪家寨“汇师”，然后集中出发攻打思南府城。说的是集中人马“统一出发”，这与刘仪顺、何恭言与致和团本身驻江家寨，以及在江家寨整队鸣炮、发祭举事并不矛盾。“新论”分析，如“团兵”从江家寨启程，经许家坝赶到鹦鹉溪汪家寨集中，不可能成功。因为有许家坝（邓家三兄弟领头）府军（实际是同类型团练）截阻。其实，这种理解是单一思维和当时所见史料不足造成。因为已经结盟的十大团首，团与团之间已然事先通融，不管是要经过谁的地盘，彼此心知肚明怎么都是没问题。而且，依时依计赶往鹦鹉溪的非仅仅何恭言致和团一支，谁来阻扰？或者说，当时是各地都有团兵，且团兵也都是上级认可合法组建的，所以四周入伙之团兵只要绕过许家坝一个点，就完全能够顺利集中。还有，刘仪顺当时已是四川和黔东北地区的总教首，到处都有其弟子，号召力非同一般，特别是农村区域差不多处处都是其“一家人”，焉有他本人及其属下人马不能过或不准过的地方和道理？时人研究云：白号举事，本非腊月初五日，乃因被鹦鹉溪团首李春华举报而无奈提前。换句话说，鹦鹉溪团首李春华就是率团抗阻之人之一，也莫其奈何反而被最先攻败。其实，举报者非李一人也，只是当时知府人等没相信并采取对策尔。2023年12月翻印民国版《思南县志》第558页载见：游发祥，武生，讦何恭言反，未究。咸丰七年何遂率从破城。先一日，致和团乡正邓良官，纠党至张家寨坐堂，将游捆至万寿宫，劝降不成而杀之并全家七口。这一段意明：白号举事呈现“多团承允、乡间秘传，有人检举、官府漠然（民国版《思南县志》第550页也说：知府福奎“往验无迹”），路过许市、提前发起”等事实。关键点：按邓第武参与平贼任官（最高湘军常德副将）30载后退职闲赋时，亲嘱乡人蓝迋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写之《邓家队平黔战事记》读来——军举事的咸丰七年，邓23岁，石阡府（江外）龙泉县迎仙里水田坝人（现青杠坡镇水田坝村），虽拥人和团，但“以势太孤，尚未敢轻动也”（即便可能团驻许家坝）。军攻下思南府和石阡府一年之后的次岁孟春（1858年），邓团感觉独存或观望都要纳款“臣服”，不如投薄产而争战自主。遂于团内选勇者48人，先是自卫及保护乡邻，后才响应府派。因此，何来前一年号贼（军）不敢经过许家坝之说？也即：初时彼此都是“团练”，区别只是反没反“当朝”而已，那势小者即使见之，又何敢阻挡？且都是龙泉县属（还没到思南府任游击，也就根本不可能到许家坝一线阻之），号军攻他（思南）府，管他何事？再则，2023年12月翻印民国版《思南县志》第557页载：周鼎勋，许市（许家坝）人，咸丰间白贼之乱，办理团务，设营于本街禹王宫内，以保护乡民。后，为贼所擒，不屈，遇害。说明，初期许家坝守境之“团首”并非邓第武，且周团首稍后确因对抗而“消失”。所以，江家寨致和团人马不敢过或不能过许家坝到鹦鹉溪集中之说，不应有理。

之所以刘仪顺起事江家寨，还有另外几个理。一是何恭言本身乃油匠大老板，有钱有势能够承担初期费用。至于说恭言本人是江家寨何姓本家或近支也好，甚或外地人来这里创业发展也罢，都会因为长居日久而属（列）当地人也，且与地名的关系论述并不重要。二是秦黑胡子在道真相遇刘仪顺，秦乃秦家寨人士，秦家寨与江家寨相距不到20里，同为一县之民而且可能还有姻亲或朋友关系，彼此知根知底。返回时，就近直接带到何府相识相留，是自然之事。想想看，谁敢带着政府通辑之人往自己并不熟悉的百里之外引去？再则，秦原是去投刘，可不知刘在四川已败，本身都在逃亡。所以也不排除秦只好返回并跟随刘，奔何而去。前文说得十分清楚：此前刘之陈姓弟子，已在何处为徒立足。三是，江家寨当时乃石阡府龙泉县属地，于石阡、于凤冈、再于思南，都是百里之外的山旮旯，差不多就三不管之地，山高皇帝远背着衙门干点“坏事”，成功可能性才大。

所以说，江家寨只能是现在的岗家寨，白号军举事（起义）地点应该更正为贵州省思南县香坝镇岗家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