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当石志滚兄托湘西的石志林兄捎来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时，我竟一时语塞。他邀我为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多彩八达》作序，这份信任如故土深处涌出的暗泉，无声却滚烫。我反复摩挲着那叠厚厚的稿纸，仿佛触摸到了八达苗寨两百年不绝的呼吸。

我知道，我无法拒绝。

因为我和他，和南丹、都安那些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同胞，说着同一种苗语——那是东部苗语，是乾嘉年间从松桃的血火中突围出来的一种声音。两百多年前，乾嘉苗民起义的烽烟被扑灭，一支难民扶老携幼，背负着先祖的骨骸与残存的鼓皮，一路向南。他们穿过黔东的密林，蹚过桂北的急流，最后在都安和南丹等地找到了一片可以安放灵魂的山谷，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八达”。

八达，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坐标，却是一群人用两百年颠沛换来的故乡。

时间远走，但绿叶从未失去对根的情意。这支生活在桂西北的红苗，在与祖地隔绝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依然说着苗语、唱着苗歌、穿着苗衣、行着苗礼。他们始终坚守着苗族传统文化，始终没有忘记深入灵魂的母语，也始终没有忘记松桃老家的根。

2017年春节，都安、南丹等地的苗族同胞自发组织百余人队伍，浩浩荡荡回松桃寻根祭祖，到毗邻的湘西凤凰走亲。在苗族英雄石柳邓的塑像前，他们热泪盈眶，感慨万千。2018年10月，松桃自治县政协决定由副主席田如刚带队，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和多位松桃作家前往广西都安、南丹实地考察采访，最终出版了三十万字的《松桃苗族广西支脉纪事》，反响深远。

也正是老家松桃这次行动，点燃了石志滚的写作激情与表达欲望，他决定书写八达、代言八达。

三十年前，从这支南迁的红苗中走出了一位作家——南丹的龙怡凡。我与他有过交往，至今仍记得他眼中那种罕见的沉痛。他写苗岭深处那些被命运反复碾压却始终不肯倒下的背影，写寨子里老人在火塘边哼唱的古老歌谣。他让我相信，文学是可以为沉默的族群立传的。我以为他就是那面旗帜，以为他会带着广西苗族的文字走得很远很远。然而天不假年，龙怡凡像一颗太过耀眼的流星，骤然划过夜空，留下一道让人久久仰望的伤痕。

龙怡凡之后，我曾黯然断言：广西苗族再难出这样一个真正能为族人代言的作家了。

我错了。

石志滚的出现，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没有接过龙怡凡的笔——不，他接过的是那盏灯。龙怡凡是用生命奔跑的人，在短暂的时光里燃尽自己，照亮一片天穹；而石志滚，是一口深井。他不急，不躁，一锹一锹向下挖掘，把埋藏在时间深处的那条根脉，完好无损地捧到了阳光下。

让我尤为动容的，是石志滚的身份。白昼，他是贵港监狱里一名不苟言笑的警察，用铁一般的纪律面对另一个世界；夜深人静时，他伏在案头，变成八达苗寨最忠实的史官。这种巨大的反差，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一个人可以同时站立在两个世界，一个属于法度，一个属于乡愁。而正是这因重负而愈发深沉的乡愁，催生了《多彩八达》。

这部散文集里，有八达的山川草木、四时节令，有被枫叶汁染成墨黑的五色饭，有夏秋丰水期积成“小桂林”的那一汪湖水，有被重新敲响的苗鼓。石志滚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老树盘根一样扎实、有力。他写祖母的火塘，写父亲的那双草鞋，写寨子里最后一位会唱古老“理词”的老人——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泥土里刨出来的，带着露水和体温。

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一句话：一个民族的魂魄，究竟能穿越多远的距离？答案就藏在《多彩八达》里。它告诉我们，即使迁徙的足迹被雨水冲尽，即使两百年的光阴足以让石头风化，但只要乡音未改，只要枫树依旧在寨头抽芽，那面鼓就永远不会真正沉寂。

龙怡凡倒下时，我曾悲伤地以为那盏灯熄灭了。如今我才明白，奔跑者倒下会让人悲怆，但扎根者生根——你看到的，是满山草木都在随风而动。

感谢石志滚，感谢他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沉默，为这个喧嚣的时代保留下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记忆。于我而言，为他写下这篇序言，不仅是对一位老朋友的应允，更是一份莫大的荣幸——荣幸能成为这条绵延两百年、跨越上千里的文化血脉中，一个微小的见证者。

所以，亲爱的读者，请和我一起翻开这本书吧。

走进《多彩八达》，走进那个被群山环抱、每年夏秋都会积水成湖的“八达小桂林”，去听听苗鼓被重新擂响的声音，去尝尝那碗用枫叶汁染成的五色饭，去触摸两百年前那场悲壮迁徙留给今日的余温——

在石志滚平静如水的笔下，你会发现，一个民族的魂魄，从未走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