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还是在老家有味道。

时令进入冬季，秋粮食入仓，圈里的猪儿也赶着追肥，读书的娃儿也快放假了，寒气与冷风如期而至。南方的冬天没有北方漫长，但感觉到的寒冷不比北方差到哪儿去。农人们少出去劳动，男人往往在家修理农具，给敞风的牛圈加块板子，或是帮帮寨上的大婶大妈家修建明儿娶媳妇的新房，而年轻的小伙姑娘们便是三个一堆五个一群打牌玩扑克。年过六旬的父亲闲着没事，扛上把锄头去后山坡上办理洋芋土，赶着春节前栽完冬洋芋好生过年。母亲开始忙碌起来，一早起来生火把猪食煮了就给人弄饭。吃完早饭就洗碗抹桌子，待收拾好屋里的一切，冬阳已爬上窗头。隔壁的婶娘，村头的大妈，拿着剪刀浆糊，还有针线杂布之类，过来与母亲一起打布板纳鞋底——在那样一个年代，孩子们过春节穿的新鞋都是自家找来破布、拆了旧衣服纳了鞋底，往往是当妈的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缝制出来的。记得每年的春节，母亲都要为我们姊妹每人缝一双新布鞋，而父亲和我往往要纳上两双：母亲说父亲天天做活路，而我爱跳耍鞋子费事些。有时夜里醒来，看见母亲一人在灯下缝着布鞋，右手来回在灯光下划出一道道弧线，有时还瞧见脸腮边一颗颗汗珠滚落下来。过了多年我才知道，为缝制一双布鞋，母亲要熬多少夜、缝多少针，一双普通的布鞋，凝聚着一个老人对孩子多少无悔的爱。

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临近，过年的“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散。山坡上栽洋芋的人们多了起来，除了在家煮饭的，往往全家上阵，大人挑粪挑灰，稍大一点的孩子背洋芋种，十来岁左右的孩子也帮着背点灰或是拿上几斤洋芋种，从早上到天黑，没有哪一家闲下来。河里洗衣服的媳妇多了，到中午后两边河坎都是，一背背一盆盆地洗，有老人，更多的是小孩，偶尔也有洗奶娃崽片子的男人，这往往便成为媳妇们开心的笑料。

要说腊月间什么人最忙，恐怕就是做母亲的了。除了上坡栽洋芋、做饭、纳鞋子之类的事外，准备年货的事多半也要落在了她们身上。孩子要有新衣服新鞋子新袜子，家里要推的绿豆粉、煮的米酒、整的粑粑，屋内要打扫洋尘，去舅家拜年要准备点礼物，过年要给小辈准备多少钱红包，往往都是母亲来张罗；我们能够帮上忙的只是打扫卫生、洗洗衣服之类的手面子活。父亲当然也不会闲着，年猪什么时候杀，白酒打多少，对联写什么，都是他来考虑和决定的。

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来，有穿着比城里人还“洋气”“花哨”的女子，有嘴里叼着外地烟的小伙，也有出门时就穿着那件衣服回来的男人……不管在外赚没赚到钱，他们回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过年。于是乎，村里每天差不多都有外出的人归来；也都有人在桥头等候人归来，帮他们拿行李，看看带来的东西。大方的会买些糖果哄小孩子们欢喜，见村人就发香烟，舍不得抽的用鼻子嗅嗅就放衣袋里了。境况差一点的进屋后就不出来，只在晚饭后在自家院坝边站站，在家呆几天后再悄然露面。当然，最高兴的是放了寒假的孩子们，作业几天就赶完了，从早到晚就是打仗、捉迷藏，除了吃饭就是玩，似乎要把一年该耍的时间都抢回来，无论是大年级的还是小班的，都能在腊月这不短不长的时间里享受着孩童的快乐。

进入腊月二十，过年的日子近在咫尺，腊肉味柴火味交杂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无论走到哪家，看到的都是忙碌身影。有一早就杀过年猪的，有在用花生壳、柏木杈炕腊肉的，有推绿豆粉的，也有还去坡上栽洋芋的。家家都忙着，人人都有活路；就是五六岁的小孩也派上了用场，陪着大人去地里砍菜。在村人们看来，大年三十前的这几天怕是一年中最忙碌却又最高兴干事的了。

父亲一早起来就去地里整猪草，早饭后劈柴火，然后去整地，快到吃夜饭时还在地里劳动；母亲则从早上开始就没停下来，挑水、做饭，到寨上借东西、推米面，每天要做些什么都有算计，看上去是忙，但一点都不乱，一切就像在进行一场有规则的竞赛，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一切都在母亲的指缝里。那时我年龄还小，帮不上忙，整天就是与小伙伴们打仗、打三角板，饿了悄悄溜进屋扯块干筋肉吃，后来母亲发现后，知道是我干的，就把肉藏了，直到过年有客人来时再拿出来。

到了腊月三十，也就是除夕，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河沟。天还没亮，有人就到河边搓洗衣服，清脆的棒槌声响彻天宇，好似一声声喜庆的鞭炮。午饭过后这段时间，河沟边上慢慢就挤满了人，除了洗菜、洗衣服、冲涮农具，更多的是破鱼、杀鸡、刮猪脚杆等等了。按照过年的习俗，三十夜是吃团圆饭，一年中最好吃却最舍不得吃的东西要拿出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共同分享。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期生活还不是很好，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不外乎杀只鸡、煮条鱼，或是吃根猪脚，而相对困难一点的家庭就只是炒碗肉、煮碗豆腐、配个白菜，全家人吃上白米饭了。天还没黑，早一点的人家开始吃年夜饭了，土制火炮炸响在天空，闻声的孩童蜂一般跑去捡火炮，炸声此起彼落不断炸响，空气中的硫磺味也越来越浓，在屋外站久了会感到鼻呛。

年夜饭吃得晚的，往往要待到天擦黑。记得我们家有几年便是如此：过年要做的事在中午就差不多做完，屋里洋尘已打扫，白菜洗了，母亲早就开始做起晚饭，哥也写好对联，两个姐姐也已晾晒好衣服，就只等父亲来主持烧纸后吃饭了。然而父亲是个好劳动的人，从年初到年尾都在坡上或田里，天擦黑了也不见回，村上多数人家都已吃过夜饭到桥头来耍。母亲不时叫我到院坝边，见到父亲扛着锄头要进屋了，我就飞一般跑来告诉母亲，大家帮着把菜摆好，准备好香和纸。父亲洗了手，来不及换衣服，就来到堂屋给祖宗烧纸。纸一燃，哥就在门外点燃火炮，父亲退了酒就开始吃年夜饭。父亲习惯坐堂屋桌子，而我们几姊妹抬着碗夹点菜就跑到外面来了，父亲偶尔会说我们不像话，吃饭都不在堂屋吃。

初一对老家的人来说是个严肃而又欢快的日子。从我能记事起，初一就是给祖宗上坟，我们当地叫“上亮”。因为年三十夜家家户户灯都亮着，夜里到十二点还要准时燃纸、放火炮，村里人多数都是坐到深夜才睡，打牌的往往坐到天亮。

给祖宗上亮不是哪一家的事，而是一个家族一大家人的事。往往八九点钟，族间就有人来喊了，母亲早已起来煮好早饭等我们。坐了夜的我们总是不愿起来，直到听到父亲开始在灶房说起母亲来才起来，抹把脸就吃饭。母亲已准备好上亮的香和纸，火炮往往要由父亲来确定，哪座坟上放挂，哪座坟上只插支香，在那个经济拮据的年代，钱就是从这样的细节里省出来的。待准备好一切，还要等族间的到来，哪一家都不能缺，各家带好东西，等到全部到齐了，才由最年长、辈份最高的发话出发。我们的祖宗都安埋在对面的狮子山上，每年都要来，孩子们都记熟了，往往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大家到了坟地，烧第一柱香、燃第一张纸是从与这个家族关系最亲近的开始，不是辈份最高的。只要纸开始燃，火炮就响了。站在山坡上，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但凡是肉眼能见到的地方，都能看见有人在走动，听到的是噼哩叭啦的火炮声，此起彼落，像对山歌一样，整个山坡都像是在唱歌，在“跳舞”，实在热闹极了。走了这个坟头再到那个坟头，一大家子人，多的二三十人，少的也有七八个，一直要走完每个祖宗的坟头才算结束。当然也有家族单传，就是一家三五个人，不管在路上还是在地里碰见，都互相打招呼，人少的时候格外客气。那时我不会抽烟，往往一路下来，手里烟都拿满了，回家后便拿给父亲，算是对他的孝敬吧。母亲从不与我们一起上亮，那些当婶、当伯妈的也不，她们往往就聚在我家门口摆摆话，看看对面坡上我们上亮。如果家族大，上亮的地方分散，有的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上完亮，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自由的了，可以走亲戚，可以打打牌，也可以吹吹牛、吃吃瓜子，反正时间交给了你，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父亲、母亲都不会“干涉”。我记得，上完亮后的这段时间是过年中最为自由的时间。

初二相对初一来说，显得有些规矩，有点庄重。这一天早上是吃老爷酒，也就是敬老爷。敬老爷用的祭品多数是猪老壳，也有家庭困难用血口肉来代替的。初一吃过晚饭，早一点的人家男人们提着猪老壳来到河边，不干别的，就是刮猪老壳，刮猪老壳是当父亲的事，别人好像是不能代替，怕是因刮不干净而得罪了“神”，在村人看来，这应该是男人的特权。猪老壳刮了晚上还要蒸熟，时间不能太早，却也不能太晚，把握好火候十分重要。父亲一般是在凌晨的二三点钟，我们还在熟睡，往往被他在灶房里烧柴的声音弄醒，房间里弥漫着水蒸气，父亲吸着烟坐在灶房的长凳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烧火，不敢走开半步，最怕把猪老壳蒸糊了，不光是要挨骂，还要被族间人开“玩笑”。我听说过几次，村上有一个人，猪老壳还没蒸好就去打牌，打到放散后才想起猪老壳还在锅里，回来看时已经糊了一半，险些把锅都烧炸了，惹得媳妇嗅骂一顿不说，初二老爷酒也不好意思抬出来。也许是有了这样一些教训，对蒸猪老壳从来都是大人的事，小孩是挨不到边的，而这样的活，往往便成了父亲的专利。

吃老爷酒比较早，哪家先准备好了，就一家一家去喊，家里的男人都是要参加的，包括我们小孩子在内。待族间人都到齐了，最受尊敬的长者才开始燃纸，待退了酒，火炮一放，就可以吃老爷酒了。你一小杯，我一小杯，不喝的，就随便割块肉吃，小孩子最喜欢的怕就是瘦肉块了。沾点盐，吃起来十分香，主人家看似高兴，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心痛”，在生活艰辛的年代，能够吃上块别人家的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吃完这家再到那家，一家一家地挨起吃，从第一家开始，加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到倒数几家时，家族大的有三四十人，堂屋里人都站不到，有的站在院坝里，主人家把水果、瓜子抬出来给大家吃，这样的家族往往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吃完老爷酒，即使再能喝的男人也略有些醉意，酒量差的自是早“趴下”了，当然不喝酒的不会醉，但摆起吃老爷酒的事来那是眉飞色舞。整个早上，全村人都沉浸在芬芳的酒分子中，对于劳动了一年的男人们来说，这一天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他们尽情酣畅豪饮的一天。

过年的时钟走得像比平常要快点，转眼就到了初三。对于村人们来说，初三就是过年的最后一道门槛了。该走亲戚的走亲戚，该去舅家的去舅家，该去串门商量外出务工的去串门，大家开始忙起来，拿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走亲访友了。昨天还是人声沸腾的村子，到下午3时便显得有些“冷清”，往往只看见母亲这般年龄的人留在家里，天还没黑便煮碗粉吃后来桥头站站，与村人叙叙、摆摆。作为小孩的我们，走亲戚是件很高兴、很乐意的事，不光是能吃到好东西，回来时还能包上好东西，舅爷舅娘说不定还会打发个红包，尽管这样的红包可能就是一两角钱，对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欣喜和骄傲。

对于村人们来说，过完初三就算是过了小年，就可以算计和去做新的一年要做的事了。只要不是出远门，干什么事都可以。男人们往往上坡栽洋芋，到地里除草，挑粪去追肥，女人们则在家里洗洗衣服、被条，为即将出门打工的男人做些准备，只有个别像我堂叔的懒汉，拖着双球鞋，抱起个烘笼，吸着草烟，从早到晚在河堤边走来走去。

到了初五六，年就算是过完了。随着年轻的姑娘、小伙们一咂咂地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宣闹几天的村子开始安静下来，年味也随着大批村人的外出而冲淡开去，河沟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偶尔有村人来洗洗菜、洗洗衣服，倒是岸边的柳树有些等待不及，开始冒出鹅黄色的嫩芽，只等春风一夜吹来便花开一河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村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对于过年的期待日渐淡了起来，即使是孩子们，已成大人的我们从他们身上似乎也感受不到太多以前的情景，这是不是一种年龄或记忆的差别。自从到了县城上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于老家的感觉与记忆也渐次模糊起来，说到每年的春节，无非与家人一起吃餐饭，给祖宗上上亮，抑或有时间去舅家小坐，这便成为春节的全部。当然，每个人对于春节都有其自身的体会，时代不同，时期不同，个人与个人不同，环境与环境不同，在变化着、发展着的时光流逝中，我对老家的眷念如醇香的美酒，对于春节的“味”餐总觉得在老家才“吃”得到。

2012年一个仲夏之夜，母亲因病离开了家，自那时起，我总觉得家里缺少了点什么，虽然父亲安在，老家的房屋还在，乡亲们的音容还在，但我心里总是落空空的。每年春节回到老家，过完初二便回来了，好像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步行在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路上，脑子里浮现的总是记忆里的村庄，怀念中的母亲，还有小河边上轻脆的流水声响。现在想来，之所以对老家的年味感觉一天一天地稀薄，是因为母亲不在的缘故。

家是一种情节，老家是一种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