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石匠，能刻各种各样的碑文，也能绘画各式各样的物景；特别是他那只石匠箱，更是伴随了我的成长。也因它承载着我的前途和命运及我一家人的幸福，所以便成了我生命中的护身符。

好久没有回老家了，父亲的石匠箱摆在堂屋角落，已经蒙了灰。那是一只柏木钉成的工具箱，四角包着黄铜皮，箱盖上用红漆写着“石匠代发章”五字，漆色早已斑驳。我每次回家，总要蹲下来摸摸那把铜锁——它已经二十年没有被钥匙打开过了。

箱子里曾经装满钢凿。最粗的“开山凿”有拇指粗细，细如铅笔的“花线凿”整整齐齐排着十二把。父亲总在晚饭后把它们取出来磨，青石磨刀砖搁在膝盖上，沙沙的声音混着广播里的评书，成为我童年最安心的夜曲。磨到第三把时，他总要停下来揉揉右肩——那里有块突出的骨头，是常年抡锤子顶出来的。

我见过父亲刻碑。腊月里接的“寿碑”急活，他蹲在晒坝上从早刻到晚。雪花落在青石板上，被凿子一点一点刻成“德配孟母”的笔画。钢钎啃食石料的碎末溅在旧棉大衣上，远看像撒了一层盐。最难忘他刻“显考”“显妣”时抿嘴的神态，仿佛那些笔画里藏着别人家子孙的眼泪，需要他帮忙运到石头里去。

我家一共六口人，兄弟姐妹四个，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特别穷困，生活的唯一来源靠务农。父亲除了务农是把好手，还能刻碑文当石匠——这是我一家人的幸运，生活因此得以有基本的保障。父亲每年有两个季节最繁忙最辛苦：一是春节和暑假后的两个上学时段，我们四兄妹都需要交学费，合起来是好几千元。这几千元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一笔小钱，直把父亲的脊背压得弯弯的，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得走村串寨四处寻找碑文业务，为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奔走不歇，加班加点，勤耕劳作，昼夜不休是常事。在他磨出老茧的双手和布满皱纹的脸上，不断用石凿一样的沟壑诠释着生活带给他的坚辛，和他对岁月的抗争。

石匠箱底层有个铁皮月饼盒，装着父亲最珍贵的“活谱”。泛黄的毛边纸上，用毛笔勾着百种碑文样式：“流芳百世”要配缠枝莲，“永垂不朽”须衬松鹤纹。有个夹层专放“新式碑文”，那是八十年代后突然多起来的“慈父”“爱妻”之类。父亲却总说这些词轻飘飘的，不如老碑文有筋骨。但为了我们四兄妹的学费，他甚至连晚上也不休息，连夜设计了二十多种新花样。他常对我说：“崽，你要争气呀，在农村，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只要你们兄妹都有出息，我也累得值了。”

1997年我考上民族行政管理学校，父亲提前接了个大单，大概有二十几口碑。他每晚在油毛毡搭的工棚里干活，蜡烛滴在石貔貅的眼睛里，凝固成血泪似的蜡瘤。眼睛里的泪水看起来每每都是湿漉漉的无法干净。最后一口碑文完工那天下雨，他浑身湿透地把一叠钞票交给母亲，自己却发起高烧，嘴里却顾自念叨着：“老伴，学费凑齐了，你别担心，老二考取了学校，行李该买口新箱子。”

那口石匠箱最后一次开箱是在我工作那年。父亲取出祖传的“点金笔”，在我太祖母的碑文中添上“龙凤”符。那支蘸金粉的毛笔秃得厉害，画出来的星斗却依然灿烂。黄天不负苦心人，我们四兄妹陆续在父亲的石匠箱推动下分别考取了各自喜欢的学校，从大山深处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可一生苦累的父亲，却没能享受到几个子女给他带来的“红利”，撒手登天去了。他走后，我按老家习俗把他常用的凿子陪葬，其余工具原样封存。现在箱盖上积的灰，正好是二十个年头的厚度。

昨夜梦见父亲在月光下磨凿子，磨着磨着，那些钢钎都变成了我们兄妹的钢笔。醒来发现窗外真有一弯下弦月，冷冷照着空石匠箱；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在用石凿不停地凿碑文，他的伟岸与慈祥显得格外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