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教育使命的深刻诠释。它以生动形象的仪式语言，将抗战精神与时代要求融入培育新人的精神谱系，为新时代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教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教育是培育新人、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从古至今，教育始终肩负着启蒙思想、传承文明、塑造灵魂的使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都以独特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需求，而以史为鉴，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教育的本质，明确其在当下的启蒙使命与时代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教育始终体现着思想启蒙和时代的特征。鸦片战争让有识之士觉醒，这一时期的教育以“救亡图存”为时代主题，也开启了我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进程。洋务派提倡西学技艺、维新派倡导废八股、兴办京师大学堂，每一步探索都在救亡图存的呐喊中闪烁着思想启蒙的光芒。进入近代社会转型期，教育随之发生变化。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教育转向塑造国民意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旧道德，推动教育内容与社会革新深度融合。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转向服务国家建设的实践层面。一方面开展扫盲运动普及基础文化，另一方面构建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输送技术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建设者。这一阶段，“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越发鲜明。改革开放至今，教育进一步主动对接时代。从恢复高考到“科教兴国”战略，再到新时代“双减”政策回归育人本质，教育始终以思想启蒙与能力培养，支撑国家发展、回应时代需求。教育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通过人文教育启蒙人民大众。
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揭示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雅斯贝尔斯认为：“精神是创造性直觉的动力源泉；没了想象，科学就会死气沉沉。”在他看来，科学的进步不只是冷冰冰的公式与数据的堆砌，还有创造性直觉的迸发、科学探索的热情。这些直觉和热情源于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而人文科学的长处恰恰就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但教育中仍存在“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这正是“钱学森之问”的深层指向。真正的杰出人才，绝不是只会攻克技术难题的“机器”，而是兼具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能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的有灵魂的创新者。若教育忽视人文精神，便难以培养出具备大格局、大情怀的创新人才，最终会让教育沦为服务于短期功利目标的工具附庸，失去其“育人”的本质初心。日本731部队的罪行便是最惨痛的证明，用于治愈疾病、守护生命的医学、微生物学等科技，却在军国主义的裹挟与人文精神的崩塌下，成为活体实验的凶器。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指引与约束，科技沦为了暴行的帮凶。这段沾满血泪的历史永远警示着我们：脱离人文精神的科技，终将走向文明的对立面。因此，唯有科技与人文共生，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的教育需从抗战中汲取经验教训，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一，深化思想教育与党性教育。青年学生的强大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充分彰显，正如毛泽东所认为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而要发挥青年最炙热的力量，首先就要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陶行知认为：“一国的存亡，看国民有爱国的心没有。有了爱国心，虽亡必存，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将历史通过仪式化的形式，让学生在情感共鸣中增强民族认同感。例如，可将阅兵中的战旗故事纳入教材，通过介绍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了解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组织学生观看抗战、阅兵等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转化为青年学生的具体行动。除了青年，领导干部也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进行党性教育。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方向与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抗战历史与阅兵盛典正是淬炼党性的生动教材，要多组织领导干部走进抗战纪念馆、阅兵装备展示场馆开展现场教学，重温入党誓词，感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可通过模拟基层治理难题、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等实践训练，推动领导干部在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锤炼党性修养。要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承诺。此外，还可邀请抗战老兵、受阅官兵进行宣教，通过亲历者的讲述，让领导干部在鲜活的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确保党性教育不流于形式，真正内化为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筑牢思想根基。
第二，平衡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仍是和平与发展，但局部地区仍存在战争，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加强科技教育，发展科技保障自身安全的行为无可厚非，但是过度追求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就会导致种族的冲突、贫富差距等问题的产生。怀特海认为，科学技术教育如果没有文科的参与，就会逐渐变得狭隘和平庸，因为人文教育是一种训练思维能力和提升美学鉴赏力的教育。因此，平衡二者，既是对历史教训的回应，更是培育新人的应有之义。在教育实践中，这种平衡绝非简单的保持平均比例，而是要实现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相互滋养。首先，在理工科课堂上，不能只教授专业知识，而应该围绕主修的专业向四周发散，开设相关的人文社科类课程。正如阿什比所说：“在理工科大学的课程中，如果没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这种重要成分，就根本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要开设“科技伦理与战争反思”专题，引导学生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和平，避免技术异化为伤害人类的工具。其次，在文科专业的教学中，也需融入科技视角。弗莱克斯纳认为，人文学科既指传统的人们所公认的人文学科，也指深奥的科学知识本身所蕴藏或固有的人文价值。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在防空洞里演算数学公式、研发无线电设备支援前线的故事，到当今“一带一路”倡议中科技合作如何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通过这些让学生理解科技不仅是冷冰冰的工具，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桥梁。最后，这种融合更应该延伸到实践层面。组织学生开展“科技与人文”主题项目，推动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组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整理抗战老兵口述史，既锻炼学生的数据处理与算法优化能力，又能让学生在倾听历史细节中深化对家国情怀的理解；引导学生针对社会问题，攻克技术难题的同时，体会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
第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教育的启蒙使命与时代传承，离不开一套有温度、有力量、有共鸣的话语体系。它既要能承载历史记忆的厚重，又要能贴合当代人的认知习惯；既要能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又要能在国际语境中传递中国教育的价值追求。构建这样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以史为鉴。抗战记忆不应该只是教科书上的年份与事件，而应该是教育话语体系中鲜活的“视觉符号”。要将这些事件转化为教育素材，比如在课堂上讲述战旗背后的具体故事，而非笼统提及；用科技还原西南联大师生的办学场景，而非简单描述办学的不易。其次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教育话语体系不能仅靠反驳，更要靠建构，用史料、理论和逻辑，构建起不可动摇的历史认知。例如，针对否认我国抗战贡献的谬论，可在教育中融入历史细节，通过展示抗战时期的装备、会议文件、照片等，证明英雄事迹的真实性，凸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体性。通过这些为话语体系的构建筑牢思想防线，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辨明是非。最后要具备国际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培养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更要培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世界公民。可将抗战中的国际合作故事纳入话语体系，比如讲述白求恩医疗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细节，结合阅兵中国际友人观礼团场景，阐释“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教育中，既要讲中国科技自强的成就，也要讲“通过科技创新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引导人们理解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霸权，而是为了合作共赢、守护和平。这种包容性话语，既坚守中国立场，又展现大国胸怀，让时代新人在理解民族使命的同时，也明晰人类共同责任。
教育是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个体与民族、对话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需“以史为鉴”，进一步强化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深化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同时，要促进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着力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育新人”的时代使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让教育在代代传承与不断创新中，始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绵绵不绝前进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