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散文

偶然间读到了法国科学家玛丽·居里的散文代表作《我的信念》。这么著名的世界顶级科学家，除了科学论文的写作，也写具有文学性质的散文呢。

带着好奇，我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居里夫人的这篇散文代表作。

读完后的整体感觉：朴实无华，真诚纯粹。而且让你认为，原来科学与文学，可以并行不悖，一些地方还是相通的呢。

对于居里夫妇的科学成就，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对获得过两次诺贝尔科学奖的，而且是在物理、化学两门不同的学科。并且，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居里夫妇却很淡泊名利。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

“当我们考虑要不要从我们的发现中获取金钱利益时，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决不能违背纯粹研究的观念。所以我们没有申请专利，这意味着我们丢弃了一大笔财富。”居里夫人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们如此要求自己，但也不反对因为科学发现而取得许多报酬的人，并且还认为：“人类需要现实的人。”但他们却是对科学而不是钱财有着孜孜不倦的兴趣与热情。

因科学而取得很多报酬，这理所应当，也很现实。然而居里夫妇却有着科学家一样的坚韧不拔，文学家一样的天真和好奇。

散文开头，居里夫人就开门见山的抛出观点：“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当结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科学与实验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发现，这其中肯定要走很多弯路，承受着许多失败，非有惊人意志力不可，这种意志力，就是朝着目标不断前行的坚韧毅力。

他们也己之所求，这“所求”不是金钱利益不是名誉地位，他们曾经连跨入院士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所求的是“防止受到人事侵扰和名誉拖累”的宁静环境，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自由——是那样纯粹，是完全为了能潜心研究的纯粹。

科学首先是发现，文学也是。发现这世界的美丽、诗意和精彩。在本文中，我也读出了居里夫人诗人般的发现和孩童般的好奇。她因病休养在家，却对女儿们养的蚕发生了兴趣：她发现了蚕们“总是耐心地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于是她觉着“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不断地鞭策着”她，“就好像这蚕被鞭策着要去结茧一样”。当伴侣永远离开她后，年老的她，也爱上了种花、植树与朗诵，还创作具有文学性质的散文呢。

“我一直沉醉在世界的美好之中，我相信科学具有一种非常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技术人员，还是一个小孩，如同沉醉于童话故事中一般，沉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在文末，居里夫人这样写道。

科学与文学，都是为了发现美，表达美。居里夫妇一生从事的事业，是美好的事业。他们的一生，是发现和表达美的一生，他们的发现与表达，是那样的纯粹。

鲁迅和契诃夫

谈到俄国作家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自然会让人想起他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想起他的《变色龙》《套中人》等短篇小说。《变色龙》塑造的是见利忘义、见异思迁、见风使舵者的形象；《套中人》塑造的是循规蹈矩不懂得变通的角色。他的短篇小说，大多讽刺意味浓郁。

近日，笔者无意间读到了他的散文《生活是美好的》。

散文《生活是美好的》篇幅不长，以总分式的结构，对比与排比的手法，把“怎样持续感受到幸福”这一观点表达得酣畅淋漓。

散文开头，契诃夫通过生活不易，幸福也不易来引出自己的观点——要持续感受到幸福，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善于满足现状”；第二，把事情往更糟糕处想。

然后他就以排比和对比的方式列举了“火柴在衣服口袋里燃烧起来”应当高兴，“手指头上不小心扎了一根刺”应该“非常高兴”，“挨了一顿木棍的打”应该“蹦蹦跳跳地大叫”等具体事例来说明要高兴幸福的理由，因为“幸好”没有出现比这些境况更糟糕的事。

满足现状可以让人感觉到幸福这无可厚非，但遇到那些比较糟糕的事了还要高兴就让人觉着“委屈”就觉得精神有些不正常了。有人分析认为这是“让人乐观起来的办法，充满了哲理。”笔者从这篇散文中读出的，却仍然是讽刺，入骨三分的讽刺！

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阿Q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可是他只要能够填饱肚子，身边还有几文零碎铜钱，生活就满足得不要不要的。不光幸福感爆棚，还神气活现呢。他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点见识，便要瞧不起人。明明自己委屈得很窝囊得很却善于寻求精神上的胜利。

这样的“胜利”与“满足”，与《生活是美好的》中善于满足善于将事情往更坏处想的“办法”是一样的。

契诃夫运用的，应该是“反讽”的修辞手法吧？他的这篇散文，只是没有将具有这种想法的人安一个名字而已。

撇开其反讽的修辞手法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讲，现实中，当你觉得自己遭遇了不可言说的委屈与不幸，除了忍耐和沉默，你还有别的办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么？

有人说中年不读《孔乙己》，读懂已是文中人。中年之后读《生活是美好的》和《阿Q正传》，心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看世界，与内心的自我

看过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实话说，我对他小说中的那些故事不是很感兴趣，但这部小说我还是一章一章地看了下去。小说的故事情节（有点像侦探小说又仿佛不是，难以归类）我不想在这里概括，我只是单纯喜欢他小说叙述的方式和多维视觉的结构方式。

从叙述方式上来讲，他的小说每一章都像一篇中篇散文。有着散文对环境的铺陈、对内心流水似的描述和生活、艺术经验的诗意叙写。这样的写法，看起来让人不觉得累，很有环境、人物与内心的“在场”感。小说的每一章，就是一幅幅从外到内，充满了生活、艺术气息的立体画面。

但让我最为佩服的，还是他小说结构或者说叙述角度的“多维性”。他笔下的人物与事件，不是单向度的。每一个都是那么立体、多面。因为，每一个人，在小说中其他人的心里，都是不同的角色。因为他对小说的叙述，是从小说中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内心来呈现的。

换句话说，他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是站在第一人称角度来叙述的。有时上一章我们的视角和心思被这个人物带着走，下一章就换成了另一个人的视角和心思。但这些不同人物的视角和心理叙写，其所指向的事件却又错综交织着，重复着。就像在夜里有无数盏灯，它们的光亮同时指向某一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焦点，那样凸显而又真实。

对这位耳其作家，我不很了解，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写，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读到了他的散文《父亲的手提箱》。

《父亲的手提箱》是他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

文中的“父亲”年轻时也做过作家梦，也写过一些文字，但都被他锁进自己的手提箱里。后来他交给了帕慕克，希望自己走后有朝一日他能打开看看，或许对他有些帮助。然而帕慕克一直犹豫着。他认为“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他世界’的人”。他害怕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作家，那样，就会毁掉父亲在自己心目中的那种“近距离”的平凡与慈祥，他害怕因父亲的作品太优秀自己与他产生距离感。

促使他打开父亲的手提箱的，是与“害怕父亲是一个优秀作家”相反的一种想法：“父亲的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晓的秘密与不幸，而他又只能默默地忍受，因而倾泻在纸上？”

打开手提箱，看了父亲的笔记，确实让他产生了“距离感”。但也在创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原来父亲的笔记中，时不时地流露出“作为作家所特有的看法和写作艺术。”他与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了对比思考，于是他觉得自己“被流放的边缘性的感觉和自我真实性缺乏的恐惧所包围”，这种认识给了他刺激。明白了“唯有写作，能让我开始完整地理解有关自我的真实性问题”于是创作了《我的名字叫红》《雪》《伊斯坦布尔》。

一个人内心的自己，不一定真实。一个外人眼中的“自己”也不一定真实。那么几个人，在不同人眼中的“共同的那一个”，是不是就更加逼近一个人的真实？难怪，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要以多维视觉的方式来叙述小说中人物和事件了。那样更接近事件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