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的建设，铜仁的古城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但在这些关注下，一些分歧也逐渐凸显出来，笔者觉得有必要对铜仁古城门的变化发展作一个梳理和辨析，不仅让人们对铜仁的古城门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更不要让后人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张冠李戴。

铜仁曾流传“好个铜仁城，九门开八门”这样的民谣，指的就是铜仁古城区曾经开启过九个城门。但是，在铜仁城的早期，甚至连城都没有，更不要说城门了。那么，铜仁古城区是怎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夯土筑城到砖石砌城以及城门从少到多的变化发展呢？本文将试作梳理考证。

铜仁古城区域 的变化发展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至景泰二年（1451年），38年的树栅防卫时期。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皇帝派田载来铜仁府担任首任知府时，百废待兴，凡事皆需从零开始，自然就没有精力和财力来修筑城墙。好在铜仁山清水秀，周围山上长满了树木，于是便命人砍下很多树木，在周围围起了一道栅栏，用作府城的保障，史书上把田载的这种做法，叫作“树栅防卫”。

第二年，田载修建了铜仁府的官署，铜仁府学的学宫也“规制粗备”，但还来不及修筑城墙，在第三年就离任而去了。

按照明朝的规定，每位知府的任期都只有两三年，所以大家对修筑城墙都不大热心。一晃过去三十六年，铜仁城仍然是“树栅防卫”。

景泰二年（1451年）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99年的四个城门时期。

用树木围起来的栅栏，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更防不了手执武器的起义军。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洪江的苗民起义，一火尽毁铜仁围城栅栏和府署衙门，后任知府们才开始重视起城墙的修筑事宜。

两年后的景泰二年，四川巴县进士朱鑑任职铜仁知府，面对前任知府孙顺留下的满目焦土遍地残垣，他开始组织夯土筑城。

“郡城斜倚石高低”。朱鑑夯筑的土城，“始因东山，环以土城”。新筑的铜仁城西面和南面临近天然屏障的小江和锦江，东面和北面则沿着东山、道坳上蜿蜒起伏，依山就势。

当时土城的规模很小，所以只按常例在城墙的东、南、西、北四面开启了四个城门，分别叫作见明门、安阜门、伏远门和长宁门，城门上同时各自修建了城楼。城周758丈，三里左右，“占地面积约0.24平方千米”。

0.24平方千米只相当于今天老城区五分之一，可见彼时的铜仁城非常小，城周边也是人烟稀少，林木葱郁。比如说在道坳上，正德三年（1508年）九月在此修建铜江书院，就是看中其“山环水绕，清秀可掬，足以绝尘嚣、基士习”的环境；甚至在嘉靖十九年，还曾有三只老虎“吼于东山之椒，地为之震，越四夕，复如前”。

古习称此次修筑的围城为“老城”，将后来扩大的围城面积，包括明朝弘治十八年（1505年）知府刘瑜“增筑北城一百三十五丈”，正德七年知府周汝端“增筑迤西一带河城”，嘉靖十三年知府敖文祯“增筑东北土城”，万历三十年(1602年)巡抚郭子章命令铜仁府知府何大缙、铜仁县知县吴三让于府城之北增筑的铜仁县城在内，都称之为“新城”。

土筑的城墙一直维持到明朝嘉靖二十一年——云南昆阳的举人李资坤于是年出任铜仁府任知府。为解决治下“城狭民稠”、“民多居郭外”的现状，于次年勘探了东北城外地势宽广平坦之地，决定废掉旧城增扩新城，扩大铜仁城规模； 鉴于前筑城墙易被洪水毁坏，还决定这次重筑改用砖石垒砌。

扩大新城规模和改变筑城材质，庞大的费用成了李资坤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他采用了一个用新开拓的地盘换取增筑新城资金之法，一时“应命者殆二百人，金亦以百计”。

这一次扩建，由城东一带向西增筑350丈，并将原以东山为界的城墙东移到傅家山一带，从而使“东山宛在城中央矣，遂易为‘中山’”，城市面积扩大到“约0.6平方千米”。虽然规模和质量都与前不同，但因实行用土地置换资金的办法，“官不苦费、民不知劳”“兴大役而事不烦、民不扰”，效果突出。时人对这些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自来筑城，成功易而诸费约，未有如斯者。”

此次虽将城郭扩大，但在城门设置上仍只开启四个城门，刑部郎中诸杰所写《大观楼记》中记载的“复门其四隅”可证。

四个城门时期持续了99年。

嘉靖二十九年至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212年的七个城门时期。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分守思仁道的参议刘望之，命令铜仁守备张大儒等再修城墙。与前修不同的是，这次开启了七个城门；除东门、北门、西门外，西面还为方便离河远的东门、北门百姓挑水，加了一个便水门，而南面，由于修筑了三个城门，便从上而下依次名正南门、中南门和下南门。

这一次筑铜仁城墙，仅距上次修筑七八年，其间也未见城墙被自然灾害破坏之记载，在相隔如此短时间内再次修筑，或因增加城门，以便人们进出和挑水。

万历三十年，江水涨溢，城垣崩圮，巡抚郭子章发银五百九十余两，檄兵巡副使路云龙、知府何大缙、推官谭完、知县吴三让修砌府城，并建铜仁县（万历二十六年，废除长官司改设县）土城于郡城之北。

万历三十五年，“六月，江水暴涨，郡城实滨江立地，水没三丈许”，城墙再次被毁。贵州巡按御史冯奕垣发银九百余两，命兵巡佥事倪壮猷、知府李琼、署府事思南府同知陈以躍、推官徐昌期、知县杨仕汉，再次修砌铜仁府城。

城墙修筑一段时间后，铜仁地方乡绅向冯奕垣提出建议：“县城赘郡以外，政当苗夷孔道，曩所恃为捍蔽者，仅数尺土墙，今既为铜人计久远，更筑府城而独遗县城，是府之民脱鲸鲵、而县之民不免为虎口肉也。”冯奕垣听后非常震惊，赞许说，“此真万世利建议，初何独遗此局者？独奈何发肤之爱而不规府、县为一城，以图永宁久远？”遂再次筹集资金，合筑铜仁府城、县城。

这次“规府、县为一城”的修筑，城市面积基本扩大到今天市中办事处所辖的1.18平方千米，但城门仍是开启七个，只将北门从小十字向北推移至今北门口而已，所以，原铜仁县城的那条街被改叫新北门街，以别于原府城的北门街。

七个城门的时期，从嘉靖二十九年至清乾隆二十六年，绵延了212年。

清乾隆二十六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130年的九门开八门时期。

乾隆二十六年，为方便百姓取水，铜仁古城增修了新东门、后水门两处水门。

关于此次增修这两处水门，道光《铜仁府志》城池篇上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喻勋在光绪十六年编撰《铜仁府志·城池》时，即有此疑惑之语：“今府城有后水门、老东门、东门共九门。除老东门已闭外，实八门。《志》谓增水门二，其一为后水门无疑，其一疑即今东门也。或谓今东门开于嘉庆初年，窃谓不然，旧志系道光三年修，何以无一语及之。且《志》所谓九门者，除老东门别无城门。则东门水门与后水门必同时所增修也。或又谓东门系陆路，非水门也。不知今东门距东关近，东门内外居民皆汲东关水饮之，则东门实水陆通衢也。”

因为徐如澍当年在编撰道光《铜仁府志》，记载增修二水门时间的城池篇中，确无一语相关；只在《铜仁府城图说》中有记：“乾隆二十六年新修，立门八。”

也幸好徐如澍在《铜仁府城图说》中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从而使我们得到了一个能够确定新东门和后水门修建时间的重要线索。

九门开八门时期，从乾隆二十六年持续到光绪十七年，总共130年。

光绪十七年至解放初，50余年的九个城门时期。

据说，因为封闭了老东门，对全城风水尤其是学子们考取功名和商贾生意，都有很大影响。清光绪六年，贵州巡抚岑毓英巡边来到铜仁，极赞铜仁山清水秀，同时对铜仁近年科举大惑不解：“是地山水秀特，宜科名鼎盛，何以近年寥寥？”地方绅士回曰：“前明本盛，因老东门封闭，遂难如前。”而且，“据父老流传，自水门开后，取径便捷，久则竟废往来，即以水门改为东门，而老东门遂闭矣。由是，本郡科名之家，殷实之户，不如从前。”

岑毓英实地察看老东门后，极力称赞这个地方规模轩敞，秀峰罗列，应该尽快重新开启，以期紫气东来，对全城风水带来好处，不仅商家生意兴隆，学子们考取功名的状况也将会得到很大改善。

再又就近实地察看了书院后，岑毓英对书院地址很不满意：“书院孤露受风，士人难于出头，间有杰出者，必遭克伤，宜择地移之。”地方绅士听了，齐声附和：自从太守纪瑛选改建书院于协署后面后，“同城文武执事时有殃咎，堪舆家谓其地不宜建书院”，但现在再要改建书院，筹款很难。岑毓英就要他们先设置一个培文局，收取地方特产税，“除资助书院的月课膏火外，凡有关文教，均可藉资”。

岑毓英走后，铜仁府知府王宪曾只是积极筹办培文局，并也在次年七月正式开局后不久即离任。后来历任的铜仁地方官对于重启老东门和移修书院的事，皆“未暇及此”。

光绪十六年，江苏金坛（今金坛市）举人冯翥鹏出任铜仁府知府，了解民情得知重启老东门和移修书院都已为铜仁父老期望已久，且因岑毓英上奏朝廷，铜仁县已于光绪九年搬迁到了江口，铜仁县的县衙被光绪九年重任铜仁府知府的王宪曾借作都司署——遂在第二年的冬月初八（1891年12月8日）动工，腊月十二完工，重新开启了老东门。同日，还将铜江书院同都司署对换，还文笔峰上修建了文笔塔。

铜仁城九个城门的格局一直沿袭到解放初期。

1949年11月28日，铜仁的地方武装依仗铜仁城的九个城门打退了围城土匪，铜仁城的城门在这一天发挥其最后一次作用后，随着后来一年多的剿战斗胜利结束，失去护城作用，逐渐在后来的建设中退出历史舞台；唯一还保持原貌的，唯剩江宗门。

铜仁城门概念的延伸

铜仁古城门，本义是供人们的出入之所，延伸出来的广义概念则是以门为称呼单位的行政区域。以铜仁城八个城门为单位的行政区域，在城区居民中，自古以来就有着它约定俗成不可逾越的范围。

例如中南门，南为临锦江河的城墙、北至临街西面的范家和东面的张文先家（以北属后水门片区）、东抵东山、西至月亮坝（以西属于江宗门片区）。以前中南门玩龙灯，首事挨家挨户收份子钱，也只在这个范围内收，不能越界进入后水门片区和江宗门片区去收取。

八个城门为单位的行政区域历史悠久，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贵州省政府后推行《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八个门才以序数命名建立了八个保。1950年5月废除城区保甲制，将原第一保至第八保分别改为第一至第八街公所。1979年9月，八个街公所撤销，建立了江宗门、中南门、下南门、西门、东门五个居委会。1989年1月，西门分出大十字、东门分出小十字、下南门分出傅家山，又形成了八个居委会。2003年7月，八个居委会再次合并，建立了西门、江宗门、东门、南门四个社区居委会。

综上所述，从明清的八个城门到民国时的八个保，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八个街公所和现在的四个社区，以城门为称呼单位的行政区域，一直在铜仁城承前启后代为传承。

八个城门的大体特色

所谓“大体特色”，是单指其经济特色。

中南门开发较早，且紧靠知府衙门，又兼有优良的码头，自古以来就是铜仁城的商贸中心，则较这富庶繁华。西门虽然开发稍晚，但地势平坦同时也兼有优良的码头，商贸也不逊色。江宗门、后水门介于中南门和西门之间，自然沾光不少。下南门虽稍嫌偏远，但在宣统年间建立了贵州省第一家西医福音医院，并有“班家酱油李家醋”两家大作坊，境况也不怎么差。这五个城门因均处于铜仁城之南部，所以还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曰“城南”。

相比于城南，地处城北的北门、便水门、东门，就相对逊色得多。东门地广人稀，便水门、北门的居民也大多是一些贩夫走卒，北门的官塘巷、万家巷甚至还有很多人家以种菜为生。1956年成立初级社时，名称就叫作七街初级社。但七街包含了整个北门，所以1965年改称生产队时，才改叫“街上生产队”。

城南富庶，城北贫寒——这里仅举一例：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后，铜仁城的男学童读书仅两所小学。一所是光绪三十一年留日归来的周锦桐请办的铜仁县第一高初两等小学堂，因建在城南，故又叫“城南小学”；另一所是光绪三十三年留日归来的卢德橘请办的铜仁县第二高初两等小学堂，因建在城北，故又叫“城北小学”。城南小学的学生大都是城家子弟，而城北小学则多是乡村农家孩子。于是凡有游行活动，城南学生穿戴的是统一制作的童子军制服，船形军帽，走起路来意气昂扬；城北学生则多身着长衫短褂，头戴瓜皮小帽。

再则像春节时玩龙灯，两队龙灯相遇时，舞龙头的便将龙头高高举起，这常会为一争高下而引发纠纷。为防止纠纷发生，双方的首事听见对方的锣鼓声，便会扯住自己龙头上的龙胡子，大家平等而过。然而有一年，来铜仁做生意的湖南湖北两湖会馆的龙灯，遇到北门的龙灯时，欺负北门的人穷、龙灯的规模也不大，便把龙头高高举起，导致双方打架，北门的龙灯吃了亏。自此以后，北门、东门、便水门三门便经常联合共舞一队龙灯，人多势众，才扭转常常被欺侮的局面。

两组有争议的城门位置

老东门在什么地方，近年常有人说就在五完小处。

这完全是把老东门和新东门张冠李戴了。

第一，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记载来辨析老东门的方位。清光绪《铜仁府志》载曰：“郡有七门，后增水门二。今只八门，并无九门。惟协署后东南城垣尚在，遗址有老东门之称。”说明老东门就在“协署后东南”。协署的位置在今老铜仁一中，其东南既然为老东门遗址，其东北方向即今五完小东侧，自然就是新东门了。

第二，我们可以从民国时期铜仁地图上标定的位置认定。民国32年元月，铜仁建设科的濮永森在县长孟兆麟监制下绘制了一幅《贵州省铜仁县图》，图中的《铜仁县城区图》上，在国立三中体育场北面，画有代表城门的长条形方框，并标注为“新东门”；而在县林场即国立三中东南方向，代表城门的长条形方框旁标注的则是“老东门”。这位生活在当时的铜仁城中、两年后身为建设科科长的专业人士，所作标注自然不容置疑。

致使便水门和后水门位置颠倒的，是古籍中的两幅插图。一是明代郭子章所著《黔记》中的《铜仁府城图》，其在西门和正南门（江宗门）之间画有一个没有标注的城门。虽画在面向铜岩即江宗门的位置上，但明代只有便水门而并未建后水门，这就导致出现了现在的后水门应该是便水门的说法。二是清光绪《铜仁府志》中的《铜仁府城图》，便水门和后水门两处都有标注，字迹比较模糊，被误认为都是便水门。

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古人在作图上不很严谨，导致后人屡屡出现按图索骥的错误。

铜仁的古城门大多是以门为称呼单位的行政区域。古人绘图时有可能弄错，但住在以城门为行政区域的百姓，数百年口口相传，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各个门中的一些标志性地名，例如清光绪《铜仁府志》中记载的“县塘，在便水门内”，“清浪街，在便水门内”，“郭家铺，在便水门内”；“公安庙（俗名三宝宫），在后水门内”，“徐、万氏宗祠，在后水门内”，“文庙，在后水门”，“万家巷，在后水门内”，等等，可以作为铁证。

城门的别称上也可以佐证。例如明万历《铜仁府志·城池》中记载了嘉靖二十九年所建的“城门七，曰正南（总兵侯之胄额曰‘清流’，佥事倪壮猷更曰‘江宗’）、曰中南（总兵侯之胄额曰‘文昌’）、曰“下南”（总兵侯之胄额曰‘迎薰’）、曰东门（总兵侯之胄额曰‘景和’）、曰北门（总兵侯之胄额曰‘拱辰’）、曰西门（总兵侯之胄额曰‘阜城’）、曰便水（总兵侯之胄额曰‘宾阳’）。”清光绪《铜仁府志·城池》中也记载有“西曰‘阜城’、上西曰‘宾阳’”.明代的便水门别称“宾阳”，清代的上西门沿袭明代称谓，可见上西门就是便水门。

此外，清光绪《铜仁府志·城池》中记载有“西门有二：曰上西，即今便水门也；曰正西，今同。”古人是根据所处于河流的上下游来确定其上下的，例如：“南门有三，曰上南，即今江宗门也；曰正南，即今中南门也；下南今同。” 如果便水门不是在正西门的上游，古人还会说“曰上西，即今便水门也”么？更何况，后水门翁家祠堂的老住户翁淑馨在她《我与贺龙》一书中也曾提到贺龙来铜仁时，“当时，铜仁的城门十分完整，分为北门、上西门（便水门）、西门、下西门、上南门（江宗门）、中南门、下南门、东门。”虽然翁淑馨没有在下西门后面添加括号注明这个城门就是后水门，但却非常明确地在上西门后面添加括号注明这个城门就是便水门——它不仅在古人的地方志文献记载中由来已久，而且也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着。

濮永森在1943年绘制的《铜仁县城区图》上，在北门和西门之间那个代表城门的长条形方框旁标注的，也是为“便水门”，而在西门和江宗门之间的城门，标注的则是“后水门”。

清光绪《铜仁府志》中的《铜仁府城图》，便水门和后水门的两个位置的标注，便水门的“便”字和后水门“後”字虽然刻得较为模糊，但从偏旁上看，“便”字的单人旁和后水门“後”字的双人旁，认真比较一下，还是能够分辨的。

认真吃透了上述书面史料和口述历史，便水门和后水门的位置，其实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