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一辈子馊主意不少，奇事也没少做，临老去，倒留下个没揭开的答案。
村里人都夸二舅爽快，做事麻利，为人更厚道。我每次回老家，胡同里的杨婶见我抱着酒，总会念叨：“去看你二舅吧？那可是大好人，血压都高到头了，还帮人家登高修房呢。”
“人要有志气，有德行，有孝心，才能走好运。”这是二舅常挂在嘴边的话。
二舅在河西小学读到高小，姥爷便不让他续学了，要他跟着学木匠。老爷是木匠世家，常年给皇家做活儿，密云的五个行宫里，都留着他的手艺。起初老爷想传艺给大舅，可大舅学了没几年，抗战爆发，非要死乞白赖去当兵打鬼子。没法子，这门手艺便落到了十多岁的二舅身上。老爷总说，二舅机灵，鬼点子多，爱犯嘎。
二舅的嘎劲儿，村里人谁也想不到。就说日本投降那阵，家家户户都在庆祝。刚八岁的二舅跟姥姥要了零花钱，跑到西聚源门店买了几挂鞭炮。老爷和姥姥正听着院里狗叫得凶，推门一看，好家伙——二舅把鞭炮拴在了大黑狗尾巴上，点着了火。鞭炮噼啪一响，大黑狗吓得窜出胡同直奔大街，狗吠声、鞭炮声混在一起，村里人全涌出来围观，一街的欢呼喊叫，热闹得掀了顶。
二舅是粗人，做事却细得很。他结婚那阵，屋里要添几件像样的家具，老爷特意备了板材让他自己做，算做锻炼。二舅瞅了瞅那些板柜、桌椅、箱子、帽镜的样式，往耳朵上夹根炭笔，手里攥着墨斗在木板上划来划去。拉锯、凿眼、刨木，榫卯相连的功夫一点不含糊，一件件家具就这么成了形。如今二舅家的三节板柜、箱子、帽镜，还都完好地摆着。
1967年村里搞“四清”运动，没人闹得清究竟要清什么、清谁，只知道得依靠贫下中农和青年，二舅就在这年入了党——那年是村里入党最多的一年，十个生产队共十八人同时入党，我二叔便是同批。入党后二舅当选了贫协主席，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
二舅前后三次被任命或当选为生产队长。起初是集体出工挣工分，年底分红。他跟几个副队长合计：“生产队就这点地，再折腾也就几万斤粮食，要让社员日值上去，得搞副业。”他让副队长抓粮田，自己牵头办起米面加工厂、荆编厂、采石厂，让多余劳力去厂子里上工。到了年终结算，生产队日值达到一块二，在十个生产队里拔了头筹。还有一年，菜园里的芹菜、柿椒、茄子大丰收，销路却成了难题。二舅带着社员们每人背着筐，坐火车去海拉尔卖菜，来回折腾十几趟，总算把菜卖了，揣回了现金。
可馊主意有时也会惹来背运。你一心为老百姓，为穷苦人，却未必合时宜。
1976年7月23日，强降雨冲垮了潮河上游的水库，洪水像猛兽般扑来。二舅带着三十多个青壮年在大渠上守了一天一夜，直到洪水渐渐退去。这时基干民兵王老四喊起来：潮河岸边冲上来一头黑猪。二舅没多想，凭着好水性扎进水里，把死猪拽上了岸。几个人合力抬着二百斤的猪上了坝，二舅说：“抬回去拾掇拾掇，肉分给五保户，你们几个也别白忙，头蹄下水归你们。”
没承想，这事两天后就传到了公社。说是救灾期间擅离岗位，捞死猪私分。二舅连一根猪毛都没碰，还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队里有社员不服，要去公社说理，说二舅太冤。二舅却摆摆手：“没事，刘备都有受冤的时候，我算个啥？心底无私天地宽。”
二舅妈总说二舅孩子气，就拿过年给红包这事来说：老家规矩是初一早饭前，儿女孙辈拜年长辈要挨个给红包，可二舅偏不按常理来——有几个孩子，就出几道题写在纸条上，答对了才给红包。有年春节我去拜年，瞥见纸条上写着五花八门的问题：“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哪年提的？”“一不怕苦下句是什么？”“三个代表是谁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哪四个？”还有“咱村多少户人口？”“后山长城谁主持修的？”“棒子的另一种叫法？”“你太爷太奶、爷爷奶奶叫啥？”“爸妈生日是哪天？”足足几十条，有国事有家事，有学问有常识。这独出心裁的红包，倒真让孩子们既长了见识，又记了家风。我问他怎么想得出这些题，二舅拿起酒瓶倒了杯酒：“你喝了我就说。”我知道他在逗我，端起八钱杯一饮而尽，呛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笑着揭秘：“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时事，记不住祖宗，连爸妈生日都含糊，我这是让他们长记性。”
二舅八十大寿那天，我们几个外甥都去祝寿。他穿件红绸唐装，红光满面，一米八三的个头腰不驼眼不花，见了我们笑得合不拢嘴。我说：“您体格真硬朗。”他指了指西厢房：“那四间房，从打地基到上顶子，瓦木匠活儿全是我一个人干的。”瞅着我们几个，他又打趣：“要想人添膘，就得动瓦刀；要想长脂肪，就得盖新房。不论干啥活，心里得快活。”一屋子人全笑了。喝酒时他又说：“去年做的两个大花轿子，成了咱村花会的节目，抬着新媳妇扭来扭去，热闹着呢。”我爱人端杯敬他“健康长寿”，二舅仰头干了酒：“长寿不算啥，咱村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二十多个，赵三爷九十八岁还推一百多斤白菜赶场，挑水浇棒子呢。我要是活到一百岁，在座的每人发一千块奖金！”我们笑着回敬，他端起一两多的酒杯又一饮而尽。我说要合影，二舅像孩子似的把头靠在我肩上，二弟按动快门，定格了那瞬间。我心里默默祝他，也祝村里的老人们都长命百岁。
二舅对街坊亲，对家族更亲，谁家有事他准是第一个站出来。一九七六年我批了五间房的地基，当时二舅正当队长，整天忙得脚不沾地，我不想麻烦他，就去外面找木匠。他知道后骂我：“找啥找？我来！白天没空，晚上挑灯干。”就这么着，他起早贪黑，用二十多个夜晚做完了所有木工活。到了一九八九年，我要盖新院，还是二舅来帮忙——那年他已经六十多岁，血压高得低压高压都到了二百二。我劝他吃点降压药，别累坏了，他总嘿嘿一笑：“离阎王爷招手还早着呢。”
2013年我得了脑梗，二舅听说后当场就哭了。我出院第二天，他坐了一百二十里地的公交来县城看我。我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抱着他大哭，他也止不住地抹眼泪。
有年清明过后，我和表妹大珍约着去石景山看90岁的二姨，二舅听说了，非要跟着去。那天他精神头很足，大平姐直夸：“你看二舅哪像八十多岁的人？爬山比年轻人还快！”
我得以陪二舅两天，听他讲了好多村里的老故事。临走时他说：“今年过年的考题我又想好了。”我缠着让他透个底，他一本正经：“现在不能说，过年再给你看。”
2019年初秋，表妹突然打来电话，说二舅脑出血住进院。我和老伴急急忙忙赶到医院ICU，却进不了病房，只能扒着玻璃远远望着戴呼吸面罩的他。没几天，二舅就走了，带着那些没公布的考题，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的心空落落的。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二舅会不会把那些红包题的答案，悄悄公布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