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地母洞位于贵阳北郊鹿冲关森林公园（现文澜山），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喀斯特溶洞，由主洞、支洞、洞口平台组成，洞内面积约为240平方米，穴顶部布满钟乳石。

洞内东壁下中供奉着泥塑地母像，地母洞的名称因此而来。

地母是中国农耕文明崇拜信仰的大地女神，也称后土，地姥娘娘，是道教的一位神祗。四周的百姓为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会不时到地母洞祈福。但有一天，地母洞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它就是来自江南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那是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国宝级的图书典藉——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接到当时教育部的命令，要他组织文澜阁库书西迁。整个西迁是从1937年8月1日开始的，此次抗战迁移，除了借助短短的浙赣铁路外，由湘往西行1600多公里，140箱《四库全书》大多只能靠肩挑、人拉、马驮。所幸浙大也在同时西迁，校长竺可桢派出专人专车帮助他们，几经辗转，历经7个多月艰苦跋涉，行经2000多公里，于1938年3月经长沙将《四库全书》护送至贵阳。

最初《四库全书》存放于贵阳西郊的张家祠堂（现金桥饭店附近）约一年。后因日军轰炸贵阳，遂将库书移至贵阳城郊鹿冲关地母洞，在地母洞保藏了6年时间——这也是文澜阁《四库全书》长达9年的“抗战苦旅”中用时最长，也是最踏实的一段存放经历。

⒉《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由乾隆皇帝亲自下旨编撰的一部文化类百科全书。由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此外还360多位高官、学者参与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

书籍编撰完成后，乾隆皇帝又下令让人手抄了七部《四库全书》，并将抄好的前四部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另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西湖孤山文澜阁，后三位又被称作“江南三阁”。

在四库全书完成后的两百多年里，这些抄本多份也在岁月的沧桑巨变中被毁灭或遗失：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则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文澜阁本也是饱经磨难，比如文澜阁1861年在太平军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的《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几经补抄收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得以恢复。

因此，文澜阁书是目前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部。

日本学者松木刚在他的《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中透露，就在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就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九个中国通组成的专家小组从上海到杭州，花了许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掠夺到日本，但他们的美梦落空了。

这个时候文澜阁四库全书正在前往贵阳的路上。

⒊据说当时贵州对这个来自教育部的要求接待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命令也非常重视，尽管当时国难当头，但看护《四库全书》的工作一刻也没有放松，无论在张家祠堂还是后来的地母洞，一直由当时的贵阳警察局派人把守。6年时间里，除了警卫员外，还有很多贵州教育厅工友和省图书馆馆员参与了保养及守护。

文澜阁《四库全书》从张家祠堂转到地母洞，是因为贵阳遭遇到了惨无人道的“二四”大轰炸，虽然处在抗战后方，日军侵略军也不惜将战火烧到这个偏远的小城。

那是1939年2月4日，腊月十六，年关将近。一个本该开心快乐的日子，但那天上午，随着18架排成“品”字形的日本飞机突然从贵阳城东侵入市区，一颗颗夺命的炸弹从空中呼啸而至……贵阳瞬间变成了火海，成为人间地狱，事后统计这次灾难中共炸毁了贵阳42条街巷，房屋1334栋，炸死炸伤民众2000余人。

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离炸点不到2公里的张家祠堂，没在炸弹的破坏之列，跑警报的工作人员回来后发现，除了院墙受了点损伤，其他，尤其四库全书都是安然无恙。四库全书管理员毛春翔第一个冲进库房，摸着那些装着四库全书的樟木箱，竟流下激动的泪水，而此时爆炸声引起的轰鸣还在他耳中回响。

毛春翔略略定了定神，马上觉得这个张家祠堂已不适合再做《四库全书》的存放点，因为不知道日本轰炸机何时会再来，他与贵州方面表达了这个意愿，谁知竟不谋而合，教育厅厅长欧安槐马上安排人陪同毛春翔另行选址，经过多处走访，慎密地考量，最后一个叫地母洞的溶洞进入他们的视野。

⒋贵州多山，“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种来自外界的描述，也有一定的写实性。且这些由喀斯特地貎构成的崇山峻岭中多生溶洞，战时即是御敌最好的避难所。只是这一次避难的主角是百年以上的书藉，贵阳本身湿热的天气，加上洞里的潮气，给珍本古藉的保养提出了挑战。此外，鼠蛇一类的小动物，尤其白蚁防治，都是需要面临的课题。

当然，作为图书馆专业从事人员，毛春翔已经想好一套完整的应付方法，最难的时候毕竟已经过去，江南气候就潮湿而言与贵州有某种相似性，因此以往的经验都可以用上。为防潮起见，他们对地母洞专门进行了改建，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

1939年4月8日是《四库全书》搬家的日子。要将140箱《四库全书》从贵阳威清门外张家祠堂运到了鹿冲关内的地母洞，路程约8公里，并非易事。为此，毛春翔请贵州方面安排了车辆，浩浩荡荡的车队将140箱库书运往金鳌山下。车到山下还好说，但库书怎么上山呢，地母洞隐藏在密林中，车马难至，于是大家都一时犯了难。

140箱书，敦实的木箱连带书籍，每箱重达百十斤！

毛春翔原以为，只能靠护书队的“文弱书生”肩挑背扛了。没想到，正踌躇难解时，却陆续有很多的贵阳市民闻讯赶来，他们中的有些穿着民族服装，有些胳膊上还带着黑色的孝带，脸上带着难掩的悲伤。

毛春翔心中十分诧异。为首的领头人解释道，他们都是周边的居民，听说这里在运送国宝，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便相约而来，为国家做点事！

那个人紧紧握着毛春翔的手，说：“我们的家差点弄丢了，这国宝，必须得守住。”

一席话也让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

于是，毛春翔负责分工，把所有人分成十多个小组，再选一个小组长，每个小组几人合力搬运一箱，肩挑背扛，费时六七个小时才将这140箱传世国宝在地母洞里妥帖安放。土质松软的林间小路并不好走，有人碰上绊脚物，一个不慎便摔得人仰“箱”翻；手忙脚乱翻身起来，顾不上自个儿，却只顾着看箱子有没有事儿，书脏了没有，毁了没有？

众人护宝，靠的是齐心协力，众人拾柴火焰高——在这个春天的贵阳，毛春翔又有了信心和底气，相信洞内空间，藏得住中华文明的百年风华。

因此，毛春翔提出一个整改方案，“将书库三面间以板壁，在箱底沟中多置白炭，潮气可以稍煞”。以后，又在洞中地上洒石灰帮助吸收潮气，同时在书箱内放大量樟脑丸防虫。

为了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的住宿，又在地母洞口附近临时建了三间草房。

后来竺可桢到地母洞查看库书存放情况，打开其中一箱验视时，发现其中书已略有潮湿。当即建议，屋顶须以瓦代木，且箱中书籍须定时晾晒！同时，竺可桢又与毛春翔商定，看护工作必须有人主持。凡历任保管员，都须怀着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珍惜，恪尽职守，善始善终。于是保护工作又多了一项内容，后期又将每年一次的曝晒改为春秋两次，工作虽然变得繁复，但毛春翔和守书人们却很珍惜这样的时光。

这时往往也是地母洞难得一见的热闹时刻。人手不够，毛春翔就去周边发动老百姓来做义工。有人从旁指挥，有人谨慎执行，晒书活动默契配合，井然有序。晒书的地方就是地母洞前后的小空地，库书一本本摊开在地上，定时翻动，为有效地除潮，护书人还专门制定了晾晒库书的具体操作流程，每箱书必须经过清点、开箱、装箱、晾晒、捆扎等程序，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用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再加钉钉固封箱。

每次晒书结束，毛春翔都要和帮忙的义工一一握手，感谢一番。但这些善良的贵阳市民总是用这几句话，轻松打发了回来：毛先生，这可不是你自己的事。国宝的事情，从来都是我们自家的事！

自家的事，不用谢！

⒌从现在的史料来看，贵州的文化进步也得益当初整个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所做出的巨大的承担和付出，就像湄潭之于浙大，安顺华严洞之与故宫博物院，贵阳的地母洞之于杭州文澜阁，都在中华文明的保护与流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奉献也得到了回报。

1940年初夏，毛春翔简陋的茅草屋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首的人毛春翔很熟悉，是地母洞的常客，贵州著名学者、贵州师范大学李独清教授。

但这次李先生来，却不只是为了“看”书。他带了笔墨纸张，还带了两个熟练的书手。

库书运藏地母洞期间，《贵州文献》征辑馆请示当时的教育部与贵州省政府，拟利用《四库全书》在黔期间抄录库书中有关贵州的史料。教育部遂命西南各大学遴选人材校勘《四库全书》，并发函希望贵州省教育厅转呈教育部，允许在校勘时由图书馆派人抄录有关贵州资料。

也许，这也算《四库全书》于贵州的一种报答吧！

初夏的地母洞，洞穴内反而阴湿，但李独清和书手们独步洞中，漫游于累累书架间，似乎并不特别感觉。洞内无光，李先生便只能举着手电筒，借着微弱光亮，细细搜寻相关书目。黑暗里，毛春翔只看得到他们许久不动，专注的背影，抑或寻到惊喜之处，毛春翔才听到黑黢黢的洞里传来李教授和书手的啧啧赞叹。

从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李先生和书手在地母洞誊抄了整整十五个月，完成了抄录工作，资料汇编八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弥补了贵州缺失文化的空白。

1944年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教育部于同年12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转移到重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7月5日《四库全书》返回杭州，才结束了它在外长达9年的漂泊史。

本文节选自长篇散文《你不知道的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