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东田离世的消息，我还沉陷在感伤中。前一晚，我二十年前读师范的老师痛失爱子，我去悼慰。老师的儿子是在救人时被电击身亡的。二百多里的盘山公路，我和妻子坐车冒雨前往，途中车子侧翻在路沟里，幸好人无事。我是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倒也无惊无悸，妻子却后怕得要命。次日中午返回沿河，开完文艺座谈会，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刚刚举起筷子，李进祥的短消息就来了。说收到了稿费，并告诉我于东田早上去世了。仿佛遭受电击一般，我匆忙甩了筷子，跑到清净处打电话。消息得到了证实，我的心突地被什么东西掏得很空。
回家打开电脑，在班里博客上见到了东田的消息，还有一些同学悼念的短文。尽管那时博客上还没放进东田的遗照，可是那个阳光而聪慧的面孔却在我脑子里鲜活起来，还有她那爽朗而突然刹车的笑，干脆而不留尾巴的话语方式。
三月的北京还有些寒冷，当我拖着箱子走进八里庄南里27号鲁迅文学院大门时，我的心除了激动以外，还有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自豪。鲁迅文学院被誉为中国作家的“黄埔军校”，作为一个基层写作者，我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进这所大院。
短短的四个月，让我们收获了太多，而我觉得弥足珍贵的是友谊。师生间的友谊、同学间的友谊。有的人把友谊表达得像洪水，滔滔不尽，恣意汪洋；有的人把友谊表达得像暗流，波澜不惊，绵密细长。我属于后者。天生的卑怯和羞涩结成了一个坚厚的壳子，我常常躲在里面不愿出来，也害怕出来。所以，当同学们大声叙谈高声发笑的时候，我可能躲在旁边一言不发，或者就是浅浅地笑一下。我很少发表我的观点，尽管我有时也不赞同别人的看法，更多的只是耐心地倾听。但我尊重他们，我愿意作一个认真的倾听者。我喜欢这样默默的参与方式。
与东田的交往也是如此。记得开学不久，邮箱里收到两篇小说稿子，是东田发来的，谦虚地说请提意见。“意见”我当然没当面提，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我惯守了我的方式。我打电话问她可不可以在我主编的《乌江》杂志上发一篇，她肯定地回答“可以”，并连说了几声“谢谢”。其实，“谢谢”该我说，《乌江》不过一册县级内刊，谁会在意呢？可是东田在意。至少，她于我的面子上谋虑时是很在意的。后来稿子发出来了，我让单位的人别寄稿费，我在北京垫付给她。某一天，当我将五百元稿费给她时，她立即显出小孩子似的天真，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哪天我请你吃饭！”之后，又说了若干声“谢谢”。
某一日中午，我正在一楼礼堂与人打乒乓球，东田路过，停下来一本正经地说下午要请我吃饭。由于当天我有一个饭局，就推脱了。临近毕业的某一个黄昏，我和几位同学在礼堂打球，东田突然出现，邀请我们到校门口的烧烤摊子上去喝酒，由于我们正拼得兴起，都说等一会。过了一阵子，东田又大步流星地赶过来，催我们快走，这回语气变得有些不容置疑。我们于是放下拍子，赶了过去。一溜长凳上坐了不少同学。东田不时呼唤老板添加啤酒、食物，每见从摊子边路过回寝室的其他同学，就“命令”对方坐下。大家喝酒、聊天，东田还买来几盒香烟，撕开了散发，自己也叼着一支，悠悠闲闲地抽。期间，有同学要去结账，东田就大声喝止，似男人般干脆、豪爽。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摊子边的空酒瓶也越堆越多，同学们来来去去，像流水席。那一个晚上，东田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烟，我不知道，正如她最后付了多少账我也不知道一样。我所知道的是，那一个晚上，东田和我们大家一样的高兴。
结业时因单位有急事，我走得很匆忙，九号上午结业典礼，下午我就坐飞机到重庆，再坐夜火车返回铜仁，很多同学都没有来得及见面作最后的话别。与东田也一样。但我无比留念鲁院，无比留念同学们。走出鲁院大门的时候，我努力了很久，才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的伤感是从前一天晚上的结业晚宴开始的。我喝了很多酒，坐在饭厅的地毯上，看同学们唱歌、跳舞，心里老是想哭。安昌河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后来他说我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是的，要离开大家了，我真的感到了会被什么遗弃，从此不再回来。大巴车载我们回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大胆起来，扯着嗓子在车上唱歌，我唱的是一首土家民歌，《小妹妹来看我》，“小妹妹来看我，千万莫要走小路，小路上的石头多，看（担心的意思）硌着小妹的脚；小妹妹来看我，千万莫要走水路，水路上的风浪多，看打湿妹妹的脚……”我嗓音沙哑，不管不顾，普通话夹杂着方言。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离别的情绪影响，还是大西南这种特有的民间韵调感染，整车的人也跟着我哼唱，反反复复，一路穿过北京夜晚霓虹闪烁的街道，一直到安静的学校院子。同学们意犹未尽，聚在一楼大厅打球唱歌，团在校门口小吃摊上喝酒聊天，有人哼着哼着忘了词，从外面折回院内向我询问，吃着喝着，唱着笑着，来来去去，进进出出，直至深夜。次日，宁肯在结业典礼上发言时说起昨夜的情形，“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就住在附近，夜摊什么时候散场，他就走着回了家。
数日后，我突然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现东田的留言：“照进兄，祝好！东田”，时间是7月15日20点59分。我的博客是一位文友不久前给我建立的，可惜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在博客上留言，也就没有回复。可是心里依旧暖暖的，感到了从遥远上海传递过来的温暖问候。离开单位四个月，有许多事务需要立即处理。我想，等我忙完后，再一一地给同学和老师发信息、打电话。我想，那时他们依然能够原谅我这迟来的祝福和问候的。可是没想到东田却提前离开，没有等到那一天……现在想来，真是后悔。
东田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教师，才华横溢，阳光大气，她不仅小说写得好，戏剧也导演得精彩，按照我们俗常的说法是“前途无量”。这一点我无比坚信，“鲁十三”大都身怀大才，如我般凑数者寥寥，结业后短短数年，不少人便繁花硕果，声名远播。结业前夕，班里几位同学宁肯、沈念、曾剑、许冬林等组织排练话剧《雷雨》，东田就是总导演。演出当天她坐镇指挥，潇洒风流，让大家在教学楼五楼简易的临时舞台享受到一场艺术的盛宴。
听说东田离去的那天晚上，她和父母亲都在家。不知什么原因，她走到窗边，从二十多层的高楼一跃而下。她是带着决绝离去的，年迈的父母就在眼前，她却拒绝擦拭他们的眼泪。上海的夜晚灿若星河，一颗流星就这样悄悄地划过。
一年后，我女儿生病在成都治疗，她的父母托班主任陈涛老师给我转了八千元钱，我几次三番推脱不了，收下了三千元，余下的退了回去。我给老人打电话致谢，那边传来微弱的声音，叫人不忍。
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会想起东田，想起她那未曾谋面的父母。2016年我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治疗喉咙，想起东田曾经也在这个城市，我就去了静安区华山路630号上海戏剧学院，我在校门口静静待了十几分钟，看着进进出出的师生，想象中那某一个身影，就是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