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有朋友喊吃刨汤，这个腊月我数一数，今年吃刨汤已经是第八次了，刨汤越吃到最后，年就越来越近，扳着指头算一算，已经没有几天过年了。小时候过年热闹得不得了，大家都盼着过年，其间那种杀猪宰羊和大包小包买年货等各种活动应有尽有。可今天我在大街上转一转，年味并没那么浓，那种人来人往拥挤如潮，年货压断街，大家争抢购买年货的情景再也见不到了，似乎也找不到以前过年的味道了，那么过年的味道到底哪里去了呢？一声扪心自问，让我回到幼时过年的童年。

杀年猪

踏进腊月开始，寨子里就起了猪叫声。那声音从这家那家的院坝里炸开来，尖厉厉的，拖着长长的尾音，像一把快刀划过冬天的寒气。听见的人都知道，这是年猪的叫声——杀年猪了。

我家杀猪那天，天刚麻麻亮，灶膛里的柴火就烧得呼呼响。两大锅水坐在灶上，热气把厨房糊得白茫茫的，锅盖被水汽顶得噗噗直跳。父亲和几个叔伯在院坝里架门板，那门板从堂屋卸下来，擦洗得干干净净，架在两条长凳上，稳稳当当。杀猪匠是下寨本家堂公，腰里别着那把老刀，刀把子磨得油亮亮的，刀刃闪着青光。他蹲在阶沿上，叼着烟卷，眯着眼看着猪圈的方向。

水滚了三滚，杀猪匠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尖碾灭了。几个人开了圈门，猫着腰进去。猪还没来得及叫，就被一把揪住了耳朵，后腿、尾巴，七八只手齐齐落下去，像一张网，兜头罩住。猪嚎起来，那声音撕心裂肺的，从嗓子眼里直往外挣，挣得浑身打颤。他们把它抬上案板，头朝下悬着，后身死死按住，猪的四蹄在空中乱蹬，蹬得案板咚咚响。

杀猪匠不慌不忙，接过盆子，盆底早撒了一撮盐，清清白白。他把盆子搁在猪脖子下头，左手一提猪耳，那猪头便仰起来，喉咙处的皱皮绷得紧紧的。他右手握刀，往那处最软的地方一送——刀尖陷进去，他又往里探了半寸，随即抽出来。

血是热腾腾的血，先是一股，喷涌而出，砸在盆底，溅起细密的血沫子；渐渐缓了，哗哗地流，像山泉从崖缝里淌下来。猪的嚎叫也缓了，从尖厉变成低沉的呜呜，腿蹬得一下，又蹬得一下，慢慢不动了。盆里的血积了半盆，红得发黑，上头浮着细细的白沫。杀猪匠把刀在猪身上揩净，插回腰间，长长吁一口气。

接下来是烫毛、刮毛。滚水一瓢一瓢浇上去，白汽腾腾地冒，猪皮上泛起一层细密的皱纹。刮刀过处，黑毛成片地褪下，露出白净的皮来。开膛时，杀猪匠下刀极稳，从喉到腹，一条线划开，里头还冒着温温热热的雾气。他伸手进去，掏出一挂下水，小心地放进木盆，心、肝、肚、肠，各归各的位置。父亲蹲在边上，把割下来的肉一块一块码进箩筐。后腿留着过年待客，前夹缝今晚就下锅，五花肉做烧白，槽头肉剁碎炸酥肉。他脸上淡淡的，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手上的活做得细，每一刀下去，都不多不少。

太阳偏西时，泡汤的香气就从灶屋里飘出来了。大铁锅里咕嘟咕嘟翻着白浪，新鲜猪骨熬的汤，浮着油珠子，亮晶晶的。切成薄片的瘦肉在汤里打个滚就熟，嫩得能咬出汁水来。血旺嫩得像豆腐，筷子夹起来颤颤巍巍，入口滑溜溜的，带着盐巴的咸和猪油香。

堂屋里摆开了两张大圆桌，叔伯婶娘、堂哥堂嫂、隔壁大爷一家，都来了。男人们斟满烧酒，那是自家苞谷烤的，闻着冲，入喉却绵，一线下去，从嗓子暖到心口。女人们不停地往孩子碗里夹菜，嘴里说着“多吃些，多吃些”。灯光昏黄，照着一张张红扑扑的脸，热气从菜碗里升起来，在人堆里绕来绕去。不知是谁起了头，说起今年庄稼的长势，说起开春要种什么，说起哪家的猪养得更肥。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端起酒杯。直到大家喝得二麻二麻的才开心地散去，嘴里却还溢着吃刨汤的幸福。

打糍粑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第一件大事，每家每户或多或少都要打糍粑。一般就是在年前七八天左右开始打糍粑，农村打的糍粑用的是传统工艺。打的糍粑，白、香、糯、甜、好吃。先把糯米装在桶里，头天晚上用水把米泡上，第二天再把糯米水淘尽后，把米放在木甑子里蒸熟，然后把糯米饭用盆打在石粑曹里，由两人用粑锤不停地搅拌、柔俊、捶打，直至糯米饭变成粑。两人再用力向相反的方向打转把粑搅拌住，从粑曹的底部把粑拉扯上来放在桌面上，再把粑从粑锤上一点一点的剥离开来，然后用手捏成一个一个的小粑，把小粑放在八仙桌上，用另外一张八仙桌盖在粑上，再叫一伙小朋友站在八仙桌上用力跳，糍粑就成形了。其实打糍粑时，也是很快乐的，那个年代很穷，小孩和大人能吃上糍粑也是很奢望的，只有等过年才能吃到糍粑。所以过年打糍粑，旁边往往站着一大伙小朋友看着，舌尖上早流出了口水，总希望大人们能施舍一把糯米饭或一个小糍粑吃。不过，打糍粑也有出现意外的时候，有时打粑时把粑拉成长长的片，一不小心就掉在地上了，那时候粮食金贵，糍粑掉在地上，小孩们一拥而上，把糍粑从地上捡起来吹一下灰，便放在嘴里囫囵吞枣地咽下了，俗话说“糍粑落地不沾灰”。

其实打糍粑，是气力的诗歌，更是声音的戏剧。两个最壮实的堂叔，各执一柄杯口粗的硬木杵，先是对立着，试探性地“嗵、嗵”杵几下，将米粒初步驯服。待到热气稍敛，米团初凝，那木杵落下时，便带上了风的呜咽。然而，这还不是极致。真正的华章，是木杵触及臼底青石槽的那一刹那——“当！” 那不是木石相击的噪音，那是一种被石臼的腹腔共鸣过的、浑厚而清越的铜声。我至今想不明白，坚硬的青石如何能碰撞出那样一种温暖的金属感。那声音像一口被敲响的、极小极厚的古钟，闷闷的，却有一股子劲道直透地心，再从脚底板酥酥麻麻地传上来。

烫米粉

头天夜里，母亲就把粘米泡上了，白胖胖的米粒沉在水底，像睡着了一样。我们兄妹几个，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轮着帮母亲推磨。那石磨沉得很，一个人推不动，得两个人一起，攥着磨棍，一前一后，一圈一圈地转。母亲在泡好的米里掺了些冷饭，说是这样粉才韧，不会断。她用勺子把米和饭粒一起舀进磨眼里，磨盘转起来，沉沉的、缓缓的，磨缝里便渗出白汨汨的浆来，细细的，稠稠的，像奶，又不似奶那般稀薄，顺着磨槽慢慢淌下来，一滴一滴落进木桶里，积起一层薄沫。

浆接满半桶，母亲便停了手。灶上的水早已滚了，热气腾腾地扑人脸。她拿一把小铁瓢，舀起浆来，均匀地倒进长方形的铝盘子里，左右一晃，浆便铺满了盘底。盘子搁进沸水里，盖上盖，不多时，那薄薄的一层就凝成了粉皮，透亮的、软软的，边缘微微翘起。母亲用指尖轻轻一揭，一整张粉皮便脱了下来，颤巍巍的，挂在竹竿上，水滴答滴答往下落。日光从窗棂斜斜地照进来，粉皮半透明，能看见光在里头慢慢地走。晾到不粘手了，母亲就把粉皮一张张叠起来，切成细条，再摊开晒。晒干了的粉条硬硬的、脆脆的，收在竹篮里，能放很久。

到了吃的时候，抓一把干粉扔进滚汤里，不多时便软了，散了，盛进碗里，浇上酱油、猪油，撒几粒葱花。那粉滑溜溜的，吸进嘴里，不待嚼，就顺着喉咙下去了。留在舌尖的，是一股清甜的米香，淡淡的，却是刻进骨头里的，是石磨转动的吱呀声，是铝盘揭开时的那团白汽，是母亲指尖上那一点点温热的浆渍。许多年过去了，我吃过再精细的米粉，终究比不上那年的味道。

除夕

除夕是过年最隆重的日子，也是一年中吃得最丰盛的一天，家里所有的美味佳肴全都集中在除夕这一天来吃。为了吃上丰盛的晚餐，一家人都早早起床，履行着各自的分工。父亲清晨起来第一件事是杀鸡，杀了鸡烧猪头烧猪脚，我和哥哥就负责房前屋后的卫生，母亲和妹妹就负责煮饭炒菜。分工后，大家都不停地忙碌起来。

除夕掏阳沟是打扫卫生的一件大事，房前屋后的阳沟基本上是每年掏一次，年久阳沟淤泥较多，堵塞了流水，需要把淤泥疏通，让流水畅通无阻。阳沟掏好了，就打扫室内卫生，如清扫老鼠屎，蜘蛛网，偷油壳等，要把屋里屋外，房前屋后全部清扫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杀鸡和烧猪头、烧猪脚是过年的重头戏，也是父亲的拿手绝活。他一个人杀鸡修鸡切鸡，烧猪头猪脚猪尾还要洗净砍好，也不是件小活，是需要付出一定汗水的。接下来就是在吃晚饭前在堂屋里祭祀祖宗，要把炒好了的菜和米饭，还有水果等供品全摆上，斟上酒，烧上香纸，嘴里念着“祈祷老祖宗，保佑全家平安健康幸福”。烧完香纸然后就放炮，除夕的炮一家比一家放得多，一家接着一家放，整个山村就沉浸在鸣炮的海洋，爆竹放完就进入吃饭，除夕的年夜饭风盛得不得了，美味佳肴应有俱全。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围着火坑一大桌客客气气，年夜饭的团圆席面，仿佛一口滚沸的暖锅。热腾腾的白汽往上直冒，氤氲着，把每个人的脸都蒸得红扑扑的。长辈举起杯，那老瓷盅里漾着的，怕不只是酒，更是积了一年的、暖融融的话。杯盏相碰，声音并不清脆，倒是闷闷的，厚厚的一声，像岁月深处的回响。

吃年夜饭时，村子里的人们都喜欢串门，父母特别好客，只听见人讲话串门来了，还没见其人进门都满面笑容热情地招呼起等，又是拿碗筷，又是找酒杯，又是加酒添菜的迎接客人。为了防止串门的人多，母亲把年夜饭煮得多，菜也准备得多，一方面年夜饭要有吃有剩，第二天要摆灶神、猪神、牛神、水神；另一方面除夕要守岁，守岁要吃夜宵，所以荤菜素菜都准备得很充分。所以大家吃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饭桌上的热闹，终究是宴席，要散的。而真正的绵长，从散席后才开始。这便是守岁了。堂屋里的神龛，烛火跳了一跳。父亲拈起三炷香，就着烛苗点燃，青烟笔直地升起，凝了片刻，才袅袅地散入昏暗的梁间。这香是不能断的。一个时辰一换，细长的香一根续着一根，那一点暗红的火头，在夜色里均匀地呼吸，仿佛祖宗沉静的脉搏，又像这个家绵延不绝的鼻息。香火，香火，说的便是这个了。

火坑当中，早垒起了好大一个柴堆。晒得炸裂的松木、柏枝，被父亲一根架上去，“轰”地一声，金红的火舌猛地窜起，舔着了冰凉的夜空。火必须旺，旺得人脸上发烫，旺得影子在墙壁上欢蹦乱跳。火光便是这夜的王，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晃动的金箔。一家人，不，一院子的人，都围拢过来，手向着火，背却将寒意挡在了外面的世界里。

话匣子，便在这噼啪作响的火光里打开，都是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谁家谷子晒得好，哪块田的鲤鱼最肥。也讲古，讲戏文里岳飞秦桧的忠和奸，讲远处战事的传言；讲着讲着，会忽然静下来，只听火在吼，柴在泣。孩子们眼皮开始打架，脑袋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却还强撑着。那时节穷，守岁是没有压岁钱的。只记得祖母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声音像被火烤过一样温和：“守岁守岁，守的是贵，平安和顺遂，守的是地里的雨水、檐下的阳光。”于是便觉得，这守的，果然不只是夜了。是守着这一炷不灭的香，守着这一蓬不熄的火，守着这一屋渐渐匀长的呼吸和这个家一年的希望。

拜年

大年初一一般不出门，初二清早，檐角那根未化的冰凌，在晨光里滴下第一颗水珠，拜年的时辰便到了。母亲将白糖用粗黄纸包成端正的四方，系上细细的麻线；糍粑是前几日舂好的，圆墩墩十二个，装进新编的竹篮，盖一方洗得发白的蓝布。空气里浮着腊肉的咸香与米糕的甜糯——这是年节的体面，是走亲访友的凭证，是人情往来织成的、细密而温热的网。

我却躲在灶屋的暗影里，手指抠着土墙的裂缝。那股熟悉的、冰冷的抗拒，像条小蛇从心底钻出来。院坝里，父亲正将最后一块猪脚码进背篓，他宽厚的背影被朝阳镀了一层金边，却是要押送我去那桩“娃娃亲”的现场。

是的，他们都叫那女孩是我“妹妹”。一个眉眼清秀、见了我会脸红躲到门后的姑娘。她并无过错，甚至偶尔在村口遇见，会悄悄塞给我一把炒豆。可十一二岁的年纪，哪里懂得“情谊”与“尊重”的沉重？只觉得那份早早定下的名分，是一道看不见的绳索，勒得年节的欢愉都变了形。别的孩子走亲戚是讨糖吃、挣压岁钱，唯独我，是去完成一场必须笑脸相迎的、漫长的演出。

看着院坝上背篓里十来封白糖、几十个雪白糍粑，还有那油纸包裹、沉甸甸的腊味，它们不再是礼物，而成了押我上路的标记。一股蛮横的怒火冲昏了头，我冲出去，将它们尽数推倒！白糖撒了一地，像骤然降下的苦雪；糍粑滚进尘土；腊肉猪脚沉重地跌落。世界静止了一瞬，然后便是父亲的怒吼，母亲的惊叫。我转身就跑，耳边风声呼啸，心里满是破坏后的快意与更大的恐慌。

村后的山林，田埂的草垛，甚至废弃的砖窑……我像只慌不择路的小兽，在熟悉的家园里流浪。直到暮色四合，父亲的脚步声还是像命运般追来。他手里的荆条未曾真的落下，但那紧绷的面容和失望的眼神，比鞭子更疼。最终，是哥哥沉默地拉起了我，父亲又收拾了新的礼物——那分量，仿佛比倒掉的更沉。

去妹妹家拜年的路，格外的长。田埂上的残雪映着天光，刺得眼睛发酸。父亲走在前头，背篓的绳子深深勒进他的棉袄。我盯着他的脚跟，一步一步，如同赴约，也如同受刑。到了。那扇贴着崭新门神的木门豁然洞开，热腾腾的饭菜香气与人声一股脑涌出来。“妹妹”的父亲我叫“姑爷”，他用力拍着父亲的肩膀；她的母亲——那位总是笑眯眯的“孃”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连声唤我的小名。那个“妹妹”，穿着或许也是为年节新做的花袄，躲在哥哥身后，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偷偷瞧我。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愤怒，忽然都化成了一种奇异的麻木。我脸上自动堆起了笑，那笑容一定很僵，但足够规矩。我接过孃递来的芝麻茶，道谢；回答关于父母安康的问候；甚至，在饭桌上，学着大人的模样，给长辈敬了半杯米酒。我也帮着去灶膛添了把火，火光跳在脸上，热热的。我听见他们夸我“懂事”、“有礼数”，那赞誉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被传来，闷闷的，听不真切。

回来时，已是星斗满天。父亲走在身旁，久久不语。快到村口，他才低声说：“委屈你了。”就这一句，我的眼泪忽然就毫无预兆地滚了下来，幸好夜色浓重，谁也看不见。那满脸的冰凉，分不清是晚风的寒意，还是心底终于决堤的委屈。我哭那不得不做的伪装，哭那无人理解的别扭，也哭父亲那一句懂得后的沉默。如今想来，那撒了一地的白糖与糍粑，哪里是少年的叛逆？那分明是一个生命，在懵懂中对既定轨迹最早、最笨拙的抗争。而父亲的鞭子与陪伴，母亲精心准备的礼物，对方家庭那份热切而朴实的接纳，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爱的形状？

闹元宵

元宵节是即将完年的日子，闹元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家家户户都很重视，清晨起来都忙着一些送年的事情，如打扫卫生，烧腊肉，包饺子吃汤圆，还有玩花灯。吃汤圆象征着元宵节家人团圆，每家在吃晚饭的时候就要放很多很多的炮竹，话说爆竹声声贺新年，已经是完年了把年送走。闹元宵是别有一种风味。俗话说“三十夜的火，十五的灯”，家家户户凡是能亮的灯都把它亮起来，堂屋的、灶房的、门廊的，都一朵一朵地点起来。灯不是一盏一盏看的，要站到村头的庙树下望：密密层层的暖光，从高高低低的屋舍里流溢出来，连成一片温黄的、颤动的海。远远的，真像是谁把星空揉碎了，一把一把轻轻地撒在了人间。

最让人开心的还是跳花灯。锣鼓一响，整个村子便活了芯子。我们扮作丑角与旦角，穿行在蜿蜒的村巷里。我踩着锣鼓点，身子要矮下去，步子要颠起来，摇一把破蒲扇，挤眉弄眼，将那憨态演得十足。我的对伴系我堂弟，装旦角，红衣绿裤，执一把彩扇，腰肢软得像春风里的柳条，眼波流转间，和真女人没两样，全是说不出的俏。我们进了这家堂屋，又转到那家院子，在人家祖先牌位前恭敬地舞一回，主家便笑着，将准备好的谢礼和糖果塞过来。那灯光映着我们的脸，汗水是亮的，笑容也是亮的。身子是累的，心里却鼓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欢喜——仿佛我们不只是两个少年，而是古老风俗的化身，正用全身的气力，舞出一个春的吉兆。

游寨到了尾声，人潮便涌向村边的河滩。那才是今夜最庄重的仪式。各家的灯——游龙灯、鲤鱼灯、莲花灯，连同我们手中舞了半夜的花灯，都被小心翼翼地聚拢在一处，堆成一座光华璀璨的小小山丘。老辈人默念着什么，将浸了油的纸捻子投入灯堆，又添上干松的柴禾。火，“呼”地一下起来了。

起初是试探的、金红的火舌，舔着灯纸的边缘；旋即，仿佛得了号令，烈焰猛地腾起，轰轰烈烈地直蹿向夜空。火光把半条河都映红了，把每一张仰着的、虔诚的脸也映红了。竹篾在火中发出清脆的爆响，彩纸瞬间化作翻飞的金蝶，又成灰烬。那光与热是扑面而来的，烤得人脸颊发烫，心里却异常清明。所有的灯，所有的繁华与喧闹，都在这一场炽烈而洁净的火焰中，化作青烟，随着那静静流淌的河水，悠悠地去了。据说，龙神便乘着这火光与流水，归向遥远的大海。年，也就真的被送走了。

火渐熄了，只留下一地余温。我知道明日清晨，田埂上便会响起扎实的脚步声，牛铃会叮当，犁头会翻开黝黑的新泥。这个夜晚所有的光、热与沉醉，都将沉入土地的深处，化作一股子悄然的力气。完年了。而生活，那更磅礴、更绵长的舞，才刚刚拉开序幕。

如今想来，童年的年味，原是一套完整的、立体的“声音系统”。从石臼沉厚的“当当”，到炮竹炸裂的“噼啪”，从亲友乡音的嘈杂，到锣鼓烟火的喧腾，它们由疏到密，由重到轻，织成一张无所不包的、温暖而喧闹的声网。我们被笼罩其中，不觉得吵闹，只觉得安全、富足、欢腾。那是一种用耳朵品尝的丰年。

而今，声音先于许多事物，从我们的年里撤退了。石臼成了文物，炮竹禁了又禁，亲友团聚的话头，常常被更响亮的手机短视频声掐断。我们有了更清晰的画质，更恒温的环境，更便捷的拜年方式，却独独失去了那套复杂、有机甚至有些粗粝的“声音系统”。年于是变成了一张精美而沉默的贺卡，只有画面，没有声息；只有符号，没有魂魄。以前的年味，大约已和我那再也回不去的村庄，以及村庄里老去、逝去的人们一样，沉入了记忆最深的底部，或许也从未走远，它只是在我们日复一日的静默里，学会了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