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与整理

作者: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 龚金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困牛山战斗是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西征进入贵州铜仁石阡县域发生甘溪遭遇战之后,龙云率红18师52团策应军团主力突围在困牛山发生的悲壮战事,此战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已90多年。

一、困牛山战斗史料文献现状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历程中,红军长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困牛山战斗在整个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中虽然只是一个比较小的历史事件,但其体现出来的红军革命精神却十分丰富与深厚。而要推进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整理,首先就要对现存的红军电报、敌伪电文、权威著述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全面分析困牛山战斗这一历史事件现存史料及存在的薄弱环节。

(一)红军电报及有关将领回忆。从军事要素上还原战争战斗的历时过程,身处当时战斗环境下的指挥部呈送的电报是最具有史料利用价值的元素之一。然而,由于当时红六军团一路西征,闯关冲卡,战事频繁,损耗极大,电台也非常稀缺,制发及留下的电文电报非常少。从1934年10月3日至10月25日,目前仅搜存到中革军委与红六军团往来电报9份,其中仅3份电报由红六军团呈报中革军委,其中2份直接提到红52团。第一份是:10月18日20时,任弼时、萧克、王震发出《关于红六军团主力穿过镇、石大道情况》给中革军委的电报:“军委:我军十五日向板桥前进,拟渡过石阡河。而李敌一团先到板桥堵我渡河。我向甘溪方向转移,被龙塘之敌截击,五十二团被截断、向白沙方向退去……。”第二份是:10月25日,红二、红六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后,红六军团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指出“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八百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三团,总数约三千(无以后统计)。”从红六军团前后呈报的2份电报对比分析来看,指挥部对52团的情况已然无法具体掌握,红六军团将领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萧克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讲:“我后卫五十二团又遭敌截击包围,……遭到了惨重损失”。周仁杰在《震惊心胆的甘溪之战》中回忆到:“这天我四十九团行进在五十二团前面,总看不到五十二团跟上来……萧克军团长等了好久,仍弄不清他们的下落……”。可见,要从红六军团与中革军委往来电报和红军将领回忆中全面还原52团阻敌断后的经过十分困难,而不得不转向参与围堵追剿的国民党军之间的往来电文,以补充还原红18师52团在此间的战斗经过。

(二)敌伪电文及国民党军官回忆。困牛山战斗期间,敌伪军队处于装备及军事等综合力量占优的一方,军事地图详实,电台等通讯设备较齐全,且有地主及地方民团等反动武装力量给予配合。因此,其部队之间互通情报和地方向上级呈送电文也更加详细,目前搜集到1934年10月3日至10月25日参与围堵追剿红六军团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官员呈报的各种电文电报及邮报达50多份,本文择录几份加以分析。第一份:《湘军独立三十二旅胡达部追堵红六军团战斗详报(1934年10月5日—10月18日)》记载:“16日午前8时达到龙塘,据该区王区长面称,萧克所部红军主力昨晚在朱家坝宿营,目下正经十二里山岭、关口向晏家湾、白沙方向急窜……迄至十二时,红军部队即分路突围,遂被截为两段,仍向白沙突围,后段则折窜川岩坝……午后三时,据该部第一连连长贺才懋报称,职连一时二十分达到川岩坝东端高地,目击散匪千余”。详报中所述的“后段”,根据红18师52团前卫变后卫的情形,正是担任后卫的红18师52团掩护主力而西向川岩坝转移。胡达在谈追击红六军团时说:“比如遇到国军,红军因避战之故,马上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隐匿不见……。”这正是红军队伍“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的优秀品质,是红六军团西征甚至是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第二份:1934年10月19日《黔军军部皓电川岩坝战况通报》“筱日(17日)撤退至板凳场、川岩坝,适我柏师率部跟踪追击,王指挥率五、六、十三各团赶到川岩坝之前,东西夹击,战一昼夜。伤亡逃散及投河者近千人……”。黔军军部通报中“伤亡逃散及投河者近千人”与湘军胡达部详报中“职连(16日)一时二十分达到川岩坝东端高地,目击红军千余”叙述的红军人数一致,而敌军呈报的到达时间却不一样,结合我方电报时间及行军路程来看,红18师52团应为10月16日到达川岩坝及困牛山并发生激战,敌报中称“伤亡逃散及投河者近千人”也与红18师52团800余人队伍的人数比较接近。可见,这些电文电报进一步丰富还原了红18师52团阻敌断后的具体战斗牺牲过程,然而由于敌我双方意识形态的对垒,对红军英勇阻敌的悲壮跳崖(岩)事迹,敌人仅用“投河者”一笔带过,造成红52团战士的这场悲壮战斗留下的敌伪文献不多,具体细节仍不够详实,这也为史料征集工作增添了不少困难。

(三)党史军史权威著作。党史军史方面的权威著作往往是在详实考证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类书籍一般具有相应的文献史料支撑,在此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代表性。困牛山战斗事迹在许多权威党史军史书籍中都有所记述。1979年湖南省编写的《红军长征在湖南纪略》中说:“当时,我前卫部队52团被围压在山沟里,与敌激战达三昼夜。全团战士虽然英勇奋战,但子弹打光,刺刀拼弯,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同志集体跳岩,壮烈牺牲。”1988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记载:经三昼夜激战,红军粮尽弹绝,为不让敌人俘虏,许多指战员将枪砸毁,集体跳岩壮烈牺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记载:52团的战士们在困牛山区殊死战斗三昼夜,弹尽粮绝,团长田海清牺牲。1981年,贵州出版《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书中表述:“红18师师长龙云同志率领第52团在与主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敌人围压在一个山沟里。全团战士与敌激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许多同志集体跳岩,壮烈牺牲。”困牛山战斗事迹在多部权威的党史军史书籍中被记述,这些权威著作的记述,充分说明困牛山战斗事迹在社会各界具有普遍的共识,红18师52团广大红军战士的崇高革命精神得以薪火传承。

(四)史料征集与运用情况。为继承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积累和交流党史资料,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地方相继成立党史部门,组织力量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深入征集与运用。通过开展调查访问获取第一手资料和对各地文博及省、地档案部门有关文献资料进行节录,对红18师52团困牛山战斗事迹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考证与研究,访问采集了多名失散红军的口述史料,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史料运用价值的地方党史书籍。铜仁地、县党史部门就先后出版了《红军长征在石阡》《红军在黔东》,书中均对此次战斗有较详细的表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公开出版了书籍《困牛山红军壮举》。在《红军长征在石阡》书中,记载了1983年6月19日石阡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调查采访亲历者陈仕荣(时年70岁)口述史,他说:我是红六军团第18师52团2营战士。我们四百多人,全部被打垮,在三步跳死了不少……在困牛山战斗中,有的逼着跳岩。这是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对石阡境内的52团幸存红军进行走访采集到的口述史料,是亲历者的由衷倾诉,是那个时代党史部门工作者的努力成果。正是在这样一代代党史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困牛山战斗史实才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之中,困牛山红军战斗的英勇事迹得以历久弥新、传颂至今。

二、要素法填补史实空白

时间与空间是构成历史的两个关键要素,通过聚焦这两个要素,围绕困牛山战斗发生的地点、时间等核心要素,细化征集办法,丰富史料挖掘路径,进而探索通过要素法征集丰富困牛山战斗史料,填补历史遗留空白。

(一)围绕战斗地理空间找蛛丝马迹。经对困牛山区划历史沿革考证,厘清困牛山村今属石阡县龙塘镇、龙井乡、白沙镇境内十二山脉以西黑滩河以东,思南县的接边村。在民国时期行保甲制,南端十二山西黑滩河东,多为思南县文家店区允文乡(今瓮溪镇)治地。民国二十年间,三星桃子寨人氏周光富任允文乡乡长,其弟周光荣任副乡长(1940年任允文乡乡长)。地处现老君山村金上组的当事人张某久任第六、七、八保三个保的保董。困牛山战斗期间,三人皆为国民党政府在地方的重要武装力量,困牛山战斗后的一些流散在附近的红军多由其所害。“其中民团周光富区队长在老君山杀了12人”“被区长周光荣抓走的30多人,后不知下落。”

根据石阡、思南两县行政区划的历史调整沿革,困牛山战斗地点在当时的思南县文家店区(九区)允文乡的川岩坝困牛山一带,即今天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由此可见,困牛山战斗时主要战地在思南境内,而解放后不久便属于石阡管理。因此,从地理空间这一要素上,将石阡、思南两个县作为重点县份进行史料征集,具有重要意义。沿着这一思路,结合现存文献资料,深入查阅了两县民政部门文书档案资料。比如:思南县1952年对当地红军流散人员调查记录显示,流散思南境内红军19人,其中一份调查登记表中的流散红军何永瑞提到“在石阡川岩坝困牛山被土匪打垮脱离革命工作”。这些记述都是当事人的陈述,从幸存红军的回忆中,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困牛山战斗的一些历史细节。

(二)围绕战斗时间找同期文献记叙。从前文对敌我双方现存的电文电报分析看,要从我方对困牛山战斗同期的电文电报入手挖掘更有价值的史料,已经没有多大空间。因此,国民党军及地方政权这一时期的电文电报和报纸报刊及民间记述,就是同期文献记叙上的一个重点突破方向。沿着这一思路,到红六军团西征入黔沿线开展外调,在获得的“镇远县政府训令”一份文献资料中明确记载: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石阡县政府函送俘虏红军240名,请查照点收。后再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调查阅民国档案资料,丰富国民党独立第三十二旅(湘军)胡达部关于追堵红六军团战斗详报及相关附件资料,找到了附有“独立第三十二旅第六九五团二营于石阡龙塘附近与红军战斗经过略图”“俘获报告表”,图上明确标注川岩坝、十二山岗、关口等与困牛山战斗息息相关的地名,报告表中记载了俘红军共计267人。从这些敌伪留存的档案文献资料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困牛山战斗的相关史实。

(三)围绕战斗的亲历者找关键证据。地域上的亲历者是关键证据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关于红军跳崖的这一条核心要素,在缺乏直接文献支撑的条件下,围绕困牛山战斗的亲历者、见证者查询关键资料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重点对红18师52团的老红军、战斗地、周边县以及红六军团在石阡行军路线进行实地踏勘走访、调查考证,查找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红52团幸存战士黄欣(亲历者)回忆:“经过一夜急行军,我们刚想休息一下,就被包围了。那天雾气蒙蒙,被敌人围在一个三面高山、后面有一条河的两个小山头上。敌人占领三个高山的地理优势,对红军发起猛攻。”“三天三夜,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激战中,方理明政委右腿负伤,团长中弹身亡,二营长代替团长指挥作战。”“只有一条路可退,就是越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从后面的河里渡过去。”此外,还找到1982年6月21日,李时昌(见证者,时年67岁)接受石阡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调查采访时的手稿中记载:红军来川岩坝,由本庄翁溪来,经川岩坝上桐子林,……到困牛山约八时许,十点左右刘鹤鸣追来,又有当地民团的人开始打,打有几小时,黄林(泥)桥有周x荣的人四面包围,有的死亡,有的迫於三步跳跳岩。

由此可见,部分档案中明确记载,在困牛山战斗前后,敌人到困牛山攻打或杀害红军,还有80年代的1份见证者的调查手稿提到红军迫于在困牛山的三步跳跳岩,这些史料进一步证实了困牛山战斗和红军跳崖的客观真实性。

三、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几点启示

(一)要善于拓展延伸。在对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过程中,除在本地开展档案文献资料征集工作外,还利用互联网广泛收集资料,再根据资料的关联度和征求的意见建议,特别是对于其他地方文献中已经提及的但尚未发现或者说征集到的线索信息,再坚持向内延伸、向外拓展等方式,加大史料挖掘力度,进一步丰富了困牛山战斗的基础关联史料。通过聚焦红六军团西征沿线重点战斗、时间节点等,到湖南湘西、黔东南州的剑河、镇远、施秉、岑巩等红六军团西征沿线地开展实地调查考证,对红六军团西征沿线重大战斗点、党史部门研究情况、失散红军档案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实地调查考证。如,经过对红六军团西征进入石阡县境前重点战斗进行实地调查考证,红18师54团和52团曾在黔东南州剑河大广坳战斗中共同担任掩护任务,54团牺牲惨重,建制取消。经此一战,54团部分战士编入52团序列。所以,建国初期石阡县和思南县人民政府对当地流散红军进行调查统计时,部分自述54团或51团的流散红军提到在川岩坝或困牛山被敌攻击流散当地。

(二)要注重分类整理。坚持对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进行分类整理和集中研判,是史料挖掘过程中的各阶段、各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方法。由于困牛山战斗历时性短,距今时空跨度长,其关联史料的碎片化、战斗过程的零星化、战斗区域的偏远化等因素,客观上要获得系统、完整的关于整个战斗的全部史实非常困难。因此,在对整个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过程中,坚持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对获取的一手、二手甚至是第三手资料加以分类整理,并进行分析研判,建立完整证据链条,方能全面、客观还原整个战斗史实。在对整个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过程中,通过综合分析文献资料丰富史料挖掘信息库,形成战斗路线、红军名单、口述史料等信息台账,并坚持以符合时代背景和战斗实况为基础,及时对各种路径收集到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按照科学严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要求,加以综合分析利用,提取有史料价值的信息线索,建立起较完整系统的困牛山战斗证据链。

(三)补救性采集老党史文史工作者口述资料。利用各地的老党史工作者、“文化名人”征求分析文献档案资料,并同步开展口述史料采集工作。比如:通过走访沿河老党史工作者田景平(76岁)和思南文史老专家汪育江(93岁),采取访谈提问、同步录音录像方式搜集口述资料,两人在回忆讲述中均提到在困牛山附近,红18师52团曾在那里发生过战斗。沿河老党史工作者田景平讲:80年代与石阡县党史工作者杨和胜(已故)调查过甘溪及相关战斗,在困牛山附近,红18师52团曾在那里发生过战斗,被截为数段。思南文史专家汪育江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去调查时,被调查人对我说的叫将军山(因汪育江老先生年龄大,后经引导,汪老先生又说将军山就是现在黄泥桥附近的那个山——老君山即困牛山对面那座山),并用笔作地图,标明将军山就是在现在黄泥桥旁边。当年参与调查过困牛山战斗的许多党史文史工作爱好者没有及时采集到口述史料,这是在对困牛山战斗史料挖掘过程中发现的一大遗憾,从中也得到启发要更加注重对关键人物的口述史料采集与整理,尤其是对一些高龄群体,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采集有价值的口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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