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在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下，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开始了突围探路行动。红六军团的西征，持续近80天，行程5000余里，期间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突破粤、湘、桂、黔四省敌军围追堵截，最终于10月24日与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完成中央赋予的探路任务。红六军团西征是红军长征全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长征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井冈传统、战火锻造，以对党的绝对忠诚铸就“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精神”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对党忠诚是具体的、实践的，不是空洞的口号”，革命军队要做到绝对忠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红六军团是湘赣苏区唯一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进至井冈山地区，在湘赣边界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根据地后，在敌人反复“围剿”下，湘赣边界地区斗争暂时陷入低潮。

面对艰险和磨难，依靠全体党员的绝对忠诚，湘赣边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没有被压垮、没有被打倒，经过1929年一年的激烈斗争，湘赣边界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苏区也得到巩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湘赣苏区红军承担着牵制国民党湘军的重任，在中央红军粉碎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积极配合、屡建战功，成为中央苏区西线的坚固屏障。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不切实际地机械执行错误军事路线，强行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湘赣苏区逐渐被敌分割，红六军团虽取得沙市、田里战斗的重大胜仗，但是红军机动范围日益缩小，其侧翼配合作用很难有效发挥。

广昌失守后，战场形势日益严峻。1934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广昌战役总结讨论会，研究下步行动计划。5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划分军区及其目前的任务》的训令，指出“在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进行决战的最紧张时期，各军团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在敌人后方，创建新的游击队，扩大新的游击区域，吸引更多的敌人于自己的方向；另一项是建立作战分区，武装全体工农，加紧军事训练，扩大独立团、营及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同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立，秘密筹划红军转移事宜。在转移方向的选择上，“三人团”派出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则向西突围并与贺龙率领的红军建立联系。由于中央苏区的北面属于国民党敌军必争之地，也缺少战略纵深，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探路的任务最终只能落到红六军团身上。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湘赣省委负责人的任弼时，对训令进行了慎密研究，他虽不知道博古、李德等人的真实意图，但已经意识到此次撤离湘赣苏区将是不同于以往的一般性的战术性军事行动，而是预示着红军战略全局将发生重大改变。同时也清醒认识到，退出湘赣苏区长途远征、创建新苏区将遇到重重困难。

以任弼时为主席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根据这次行动的特点，开展着手出征前的准备。最为关键的还是要统一思想。为此，任弼时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深入说明中央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的重大意义，防止可能出现的消极慌乱情绪。会后，又开展了部队整编、抽调补充人员、安置伤病员以及后勤保障等工作，为即将到来的任务打好基础。

二、千里转战、浴血突围，以永往向前的坚毅果敢铸就“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红六军团自1934年8月7日突围开始，在5000多里的西征路上，首先要面对是高山河流的阻拦，在近80天的转战中，英勇的红军将士翻越了阳明山、五岭、武陵山等险峻山脉，渡过了赣江、湘江、柳江、沅江、乌江等五大水系的几十条河流。从酷暑到深秋，多变的天气极大消耗了红军体力。加之凶狠的敌人往往依托地理环境构筑工事、凭险据守、以逸待劳，更是增加了红军行进的困难。但是这难不倒英勇的红军将士，为渡过敌人重兵防守的湘江天险，红六军团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用极迅速飘忽的行动，乘虚急进，从8月26日起，先东进白果市，后南下嘉禾县广发圩，接着急转西进，在敌人空隙间于31日渡过潇水。9月3日，红六军团在广西全县(今全州)、灌阳东北地区冲破敌军追堵。4日，安全渡过湘江。

面临强敌的层层封锁、步步围困，红六军团既要能“智取”，更要能“碰硬”。9月20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黎平县境，击溃黔军周芳仁旅的防堵，计划渡过清水江后，向铜仁、江口方向进军找寻红三军。此时，湘桂两军经湖南会同、靖县相继开进贵州锦屏、天柱一带，并与黔军协调军事部署，派出精锐部队占据红军前进道路上的有利地形。9月26日，红六军团与先期到达大广的桂军第二十四师遭遇。考虑到前有桂军堵击，湘军正从侧背追来，红六军团首长当即决定迅速撤出战斗，由前卫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和第五十四团断后阻敌。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五十四团团长赵雄，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向敌人发起冲击。桂军见与红六军团主力决战的良机已失，便调转枪口，集中力量对付红五十二、五十四团。面对这种情形，红五十二和五十四团当机立断，分兵突围。在红五十四团掩护下，五十二团杀开一条血路，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向西转移，跟上了军团大部队。断后的红五十四团则损失惨重，团长赵雄牺牲，五十四团建制被撤销，剩余指战员编入其它各团。

较之于大广战斗，接下来的甘溪遭遇战则更为凶险。10月7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行进至甘溪与桂敌遭遇。红六军团因地形生疏、突遭袭击而被敌截为三段、彼此也失去联系。狭路相逢勇者胜！自西征开始一个多月以来，与红三军会师并创建新苏区的目标，已经为各级军政主官所了解，执行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决，所以不管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各级指战员都能临危应变、各自为战，最终完成目标任务。甘溪战斗打响后，为避免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包围的危险，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红四十九团及五十一团部分机关干部和1个机枪连数百人率先突围，疾驰黔东苏区，10月15日，李达到达沿河水田坝与贺龙率先会合。红十七师五十团在团长郭鹏率领下，接替了红校学员的阵地，奋力抵抗顽敌。完成掩护任务后，进入印江以东的梵净山游击，23日与红三军在江口会合。军团主力则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利用崇山峻岭，与敌周旋，最终冲出包围。甘溪战斗，前后历时十多天，红六军团在此战中损失一千六七百人，军团长萧克称甘溪战斗“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

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越要沉着勇毅。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后，与敌的两场大战，如果没有“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是绝不可能突出重围，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三、坚持真理、科学决策，以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铸就“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不顾实际，机械执行上级指示，必将给革命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红六军团在执行军委7.23训令的过程中，不唯上、只唯实，及时向中革军委报告实际情况，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建议，以达到保存自己、完成探路任务的目的。

中革军委在给红六军团下达的7.23训令中，对红六军团的突围路线和停留地点作了预设部署，第一步是到达湘南桂东附近地区；第二步到新田、祁阳、零陵交界的阳明山地区；第三步则向新化、叙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这个部署，在思路上是好的，但在敌情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生硬地执行这一计划，势必付出惨重的代价，且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小源会议的召开，就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作战方案。根据当时的敌情，如果按原计划在湘东南地区停留，桂敌北出，湘粤敌马上合围过来，对红六军团今后活动是是很不利的，这一步将难以实施，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没有一定革命基础的阳明山区域发展新的根据地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会议决定将军委的三步走并为一步走，做出了直接实施第三步计划的战略决策。小源会议的召开，有了对敌我势态的正确分析、周密的行动计划和灵活的作战方案，统一了思想，鼓舞了士气，只有在思想上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才能在异常艰险复杂的战争面前百折不挠，克敌制胜。

另一次决策是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之后，战略方向的选择上。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之时，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已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开始战略转移。两军团领导人在对黔东、湘西一带的敌情及社会地理经济条件认真分析研究后，最终确定两军团集中一起向湘西进军，以配合和策应正在与优势敌军作战的红一方面军。

10月28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开始了会师后军事行动——湘西攻势。而此时远隔近千里的中革军委，却在对红二、红六军团的现状以及湘黔边的敌情并不完全掌握的情形下，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意见。红二、红六军团在行军途中收到了中革军委10月26日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中革军委的电报严厉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电令还要求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中革军委的意图是红二军团留在黔东，红六军团单独到湘西北另辟根据地，借此进一步分散敌人兵力，以利于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可在黔东、湘西一带视敌情选择目标汇合，得以休整再战。

中革军委的设想虽好，但不符合当时的战场实际。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敌军也作出了快速应对，当时黔敌廖怀忠、李成章部已进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东侧的松桃乌罗；湘敌则在松桃、秀山之间布防，且敌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湘黔边境的茶洞阻截；松桃木岩河船少水急，敌人防守严密。加之历史原因，湘西的凤凰、乾城和松桃东部一带，系苗族、土家族聚居地，且受军阀陈渠珍控制。陈握有重兵，武器多且精良，凭借上千座碉堡和长达百多里的边墙，以抵御外部进入。

若盲目执行中革军委之令，红六军团单独直接向湖南凤凰、乾城前进，必然会受到黔、湘之敌联合侧击。甚至两个军团联合进取此道，也无必胜把握。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于28日联名复电中革军委，再次陈述两军分合的利害关系，并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11月7日，红二、红六军团占领永顺县城。11月 16日，红二、红六军团设伏十万坪，取得歼敌 2000余人，缴枪 2200 余支的重大胜利。此次大捷是红二、红六军团正确选定战略方向、灵活运用战术原则的结果，不仅使红二、红六军团在装备上得到较大的改善，更为继续发动湘西攻势，推动战局朝着有利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四、模范会师、再造劲旅，以万人一心泰山可撼的革命观念铸就“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从时间上来看，1934年10月24日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之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在贵州印江木黄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早的一次大会师。红二、红六军团分别诞生成长于彼此隔绝的湘鄂西和湘赣边两块根据地，在作战、工作，甚至装束、语言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这样两支队伍在会师之后，能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吗？答案是肯定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首先，这两支红军性质完全相同，目标完全一致。红军作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战，这样一支有主义、有目标的军队，不管是由谁来具体指挥，本质上都是党在指挥、党在领导。正是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红二、红六军团从会师之日起，就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互相学习、无私扶持。在木黄会师时，红二军团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给红六军团以更多的帮助，给他们筹粮买布，送肉送盐，还将木黄街上张绪清家杂货店上千双草鞋全部买下，送给红六军团，并派战士在观音山、大小坪、将军山等高地警戒，让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能安心休息。会师后，根据贺龙指示，红二军团为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置了马匹，为全体指战员装备6天以上的粮食并每人送2双草鞋。红六军团则是从政治上给红二军团以巨大支援，当了解到红二军团党团组织不健全、政治力量薄弱的情况后，任弼时立即抽调100多名政治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红二军团工作，充实了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

其次，相似的经历使两支部队“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红二军团系南昌起义的火种，1930年7月在湖北公安成立，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六军团是井冈山的星火，1933年6月在江西永新成立，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他们纵横驰骋在红色苏区，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逐步取得统治地位。“左”倾错误路线给两军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被迫撤离湘鄂西苏区，陷入两年多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状态，两万余人的部队只剩下3000多人，处境极其艰难。直到1934年进入贵州，并成功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后，情况才有所好转。王明“左”倾错误在湘赣苏区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在军事问题上，错误地执行单纯防御路线，大筑碉堡，建筑工事，巩固阵地。红十七师冒险北上，出发时4000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一半，干部也有很大伤亡，致使湘赣革命根据地缩小，连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城也被敌占领。这些都让两军的领导人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了切身的体会，并努力在实践中进行局部纠正。遵义会议之后，旗帜鲜明拥护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促成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最后，两军领导同志讲团结、顾大局，做出了表率。会师后，两军领导人把加强革命团结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就是起义军总指挥，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红六军团十分尊重，认为红六军团“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他还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在两军团干部交叉任职时，贺龙提出对红六军团的干部要全部担任主官、红二军团的干部则担任副职。“开始一些人感到很不理解，抱怨他偏心、不公道。时间长了，渐渐懂得了贺龙总指挥维护团结的良苦用心，懂得了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业，只靠少数人、几根枪是打不得天下的。”任弼时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随红六军团行动的中央代表，但是时时处处注意从整体和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在了解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系列错误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后，任弼时就以红二、红六军团名义，向中央建议撤消夏曦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这就进一步缓解了红二军团内部的紧张空气，使原来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的同志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鼓舞了全军的斗志。

五、人民至上、舍生为民，以面对生死的无悔选择铸就“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广大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红六军团此次西征，不仅是单纯的军事任务，还要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红六军团在进军途中，特别是要重点抓好宣传党的方针、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党的统战工作等，在沿途播撒革命的火种，启发民众的觉悟。

当红六军团西征至贵州清水江区域时，就命令部队既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要严格遵守苗、侗少数民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到秋毫无犯。红军大都在野外露营、埋锅造饭，他们不进民房，有的或露宿院坝、或栖息屋檐下；用了逃避在外的群众的东西，原地留钱，并留信感谢；红军医生主动上门为群众看病，不收取报酬；对生活极端困难的贫苦群众，给予慰问和救济。红军用言行践行民族平等理念，使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同胞真正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苗、侗少数民族同胞在红军的耐心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深深感受到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和气，是与国民党军阀部队完全不一样的，进而消除了误解。对于这一点，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到：“我们进入贵州，由于那里群众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质朴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军民融合氛围，充分印证了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是真正爱民、亲民、为民的人民子弟兵，由于红六军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初入贵州便赢得了民心。少数民族同胞为红军搭桥、带路、传递情报，供给物资的事例举不胜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真挚的人民情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共产党有别于其它政治力量的最显著的区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自诞生之日起，便把自己的使命与人民的利益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这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的困牛山战斗中表现得特别耀眼。

甘溪遭遇战后，面对三省军阀部队和地方民团严密防堵，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由后卫改为前卫负责开路，引领军团在镇远、施秉、石阡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周旋。1934年10月16日，军团主力从石阡朱家坝南撤，向江口一线前进。完成阻敌任务的红十八师五十二团400余人，也向葛容（国荣）、甘溪方向转移。16日中午，行至地处十字路口的关口大田处，遭到敌军伏击。为了使刚过去的军团主力部队安全南撤，红十八师师长龙云毅然指挥队伍向西撤退，湘黔敌军以为是红军主力，紧追不舍。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师长龙云在团长田海清等的掩护下，率200多红军战士先行突围。龙云率部冲出包围圈后，又多次遭到敌人阻击，龙云负伤被俘，最后英勇牺牲。

留下阻敌的红军继续与敌在困牛山激战。此时红军已连续激战两个昼夜，十分疲乏，但面对强敌仍然临危不惧，与敌人殊死战斗。阴狠的敌人见状，便胁迫裹挟附近百姓走在进攻队伍前面挡子弹。红军只能且战且退，由于不熟悉地形，竟然退到虎井沟一段悬崖边。此时，红军战士已弹尽粮绝，田海清团长牺牲。如果拼刺刀，敌人居高临下，红军地势不利，而且还可能误伤群众。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红军战士抱定“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的决心，砸毁枪支，跳下悬崖，谱写下西征途中最为壮烈的英雄壮举和爱民壮歌！最终，跳崖的战士中只有少数被刺蓬阻挡，为当地百姓所救，来不及跳崖的几名战士惨遭杀害。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跳出敌人包围圈的关键之战，它的直接作用是红五十二团以近乎全部牺牲的代价完成了掩护任务，为军团主力顺利南撤赢得了时间；间接作用是促成了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的胜利会师；长远作用则是唤醒民众，当红军1936年长征再到石阡时，石阡人民给予了红军极大的支持,短短十多天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

六、结语

从红六军团西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影响下，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敢于亮剑，始终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是红军能够排除万难、战无不胜的重要关键，也是在新时代弘扬长征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备注：此文2025年收入《中国长征精神研究》（第十集），出版社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