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龙抬头，春雨下得遍地流。
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
大仓满，小仓流，家家户户鞭耕牛……
这是一首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农谚。书上的小说、散文，电视上的小品、相声都没少引用过它。在这一天的黄昏，天上的角宿（二十八宿之一，属东方青龙七宿第一宿，是中国古代星空中恒星坐标的起点。古人将东方七宿联结成龙形时，角宿作为龙角构成天象基准坐标）会闪着银白色的光芒出现，像是东天上的苍龙悠悠醒转，只是将头抬了起来，其他几颗代表龙身的星宿还沉在地平线的帷幕之下。但龙角的冒头对人们而言无疑是春天的预兆，他们会将伏卧了一个冬季的耕牛拉出来开始农忙，迎接“燕归来”之后“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的日子。
毕竟还是早春的一天中在各地都可以观测到的象征性天象——无论是在北方的平原还是南边的丘陵，都在用着自己的习俗迎接着这个宣告开始农忙的日子。正当居住在中原的人们以“剃龙头”“引龙回”“吃龙鳞”的方式讨个一年的好彩头，期盼着当年能够风调雨顺的时候，居住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个日期一致但意义不尽相同的日子，至少对苗族来说，这个日子就代表着数种不同的含义。
鼓社
“鼓社”，即“立鼓为社”，这是苗族社会的通用解释，苗族古歌中就有一句“姜央兴鼓社，全疆得共和”的祈语。鼓作为祖先神灵的象征，人们聚集起来围着“鼓”进行生产生活，于是形成了“社”。“鼓社”就是“社”中的苗人们通过“鼓”祭拜祖先的行为——而在铜仁，在二月初二过“鼓社节”的就只有松桃苗族自治县，在他们的说法中，“鼓社”就是“祭土地神”。至于这个“土地神”是何许人，则语焉不详不得而知。
但我们还是可以在更古老的苗族传说中找到关于这个“土地神”的蛛丝马迹：远古之际，姜央上坡犁田，他的妹妹“侬新”跟随着赶去田里捞虾。在捞虾中，妹妹忽然听到啄木鸟啄木的“笃笃”声，舒缓有节，她就随着这个声音左捞右捞，顿觉无比有趣，便高声喊哥哥：“听这响声这么好听，我们来跳舞吧！”姜央听了也觉得很好，索性也丢下犁牛，甚至都来不及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就和妹妹一起跳起舞来。
舞起之初，他们也只是左右乱舞，没有路数，后来“侬新”看到一只蜜蜂，随着他们带来放在身边地上作午饭菜的酸汤菜罐口兜着圈子飞舞。两人立即学着蜜蜂随着圈口舞蹈，但舞步却仍是不够优美。后来，他们蹲在井边吃午饭时，又发现井中有小黑壳虫像在跳舞一样游来游去，似乎比蜜蜂兜圈子要好看得多。于是他们又踩着啄木鸟的“笃笃”声作节拍，学着这小虫的舞姿跳了起来。但并不是每天都有啄木鸟在啄木，他们也不可能每天来田间跳舞，最后他们灵机一动一拍即合，做了一只鼓出来。从此，鼓就这样兴起来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鼓社节”祭祀的是姜央的母亲“妹榜留”，因为她是因为啄木鸟啄开了枫树的树心才出世的，没有了她自然没有了“姜央”这个苗人祖先，因此“鼓社节”祭祀她，也有一定程度的祈祷人丁兴旺之意。
追溯“鼓社节”的另一种叫法“吃牯脏”，我们还能找到好几种不同版本的起源故事：
第一种大意是说，古时的“姑昂”——貌似是“姜央”在苗语中的叫法。有一天，“姑昂”家的牛要求放它们出来打架玩耍玩耍。“姑昂”同意了，叫“板岩”来替牛装角，还叫“板央”来装“梳子”——角脚的毛和“漩”。从此以后，“吃鼓脏”得先放牛打架。再后来，就演变成了“杀牛祭祖”的规矩，也就是“吃牯脏”。
第二种说法是从前有个叫“哥乡哥里”的男子，妻子死后，打算再娶一个叫“大丽省丽”的女子，当地人说要他送每家一头白公水牛和一头黄牛才能同意。“哥乡哥里”照着办了，但不够分配，只好每家又送了一条鱼，终于和“大丽省丽”成了亲，后代十分发达。他们的子孙为了纪念祖先的结合和祈求后嗣的繁衍，便要杀牛祭祖，吃起“鼓脏”来了。而且，以后每逢过节或婚嫁、造屋等喜事，都要吃鱼，象征着人丁兴旺，子孙繁衍。
第三种说法是，“吃鼓脏”杀牛祭祖就是为了送牛给祖宗在阴间犁田，所祭的只是男祖先，因之，当地杀牛之日只有男客参加。而次年吃“猪鼓脏”，才是祭女祖先，因而也只接女客，不接男客。
另外这个节日还有一些别称，通过这个别称也能衍生出关于这个节日更多的传说故事来，说不定隔着一座山的两个寨子就能听到两个不同的版本；又因为大多是用苗话口耳相传，如今我们听到的这些传说，难免会因为这些难懂的苗话和混乱的版本而感到眼花缭乱。不过我们仍然能找到这些传说的共同点——无论是“姜央”还是“妹榜留”还是其他什么人，都被苗人认为是他们的祖先，而“吃牯脏”则被公认为是祖上传下来的习惯。在铜仁之外的某些苗族聚落（比如作为邻居的黔东南州），有些老人坚定地认为过“鼓社节”就是祭祀“姜央”或者“妹榜留”。
就算我们的推测并不能像这些老人一样固执和绝对，“鼓社节”中“土地神”的身份，或也是生活在这附近苗人共同的祖先。
不同的地方对“吃鼓脏”的称呼和具体时间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用苗话称其为“篓江略”，有三年过一回的，有五年、七年过一回的，最长的有十三年过一回的。但有些地方索性把它称作“苗年节”，当作春节一样每年都过。无论时间长短，“祭祖先”都是头等大事，无论如何饥肠辘辘，第一件事都是祭拜祖先。有些地方就连言行都要开始注意起来，如吃饭不能再叫“篓介”，而要叫作“江介尚”；吃肉不能再叫“篓厄”，而要叫“江厄尚”；吃盐不能叫“篓谢”，而要叫作“江宝”等等，如果犯了忌讳，触怒了祖先，老虎要进寨吃人……无论是“吃鼓脏”还是“篓江略”，抑或是“苗年节”，其过程不尽相同，祭祖仪式的隆重却是大差不差，一旦年情合适就必须要祭祖，否则触怒祖宗，引起“老虎吃人”这等不幸事件，因而如果是丰年，苗人们必然不顾一切地“大吃鼓脏”；若年情不好，则要么延期，要么从简，总之一定要办。
从“吃鼓脏”这个节日能有这么多别称中我们也不难推断，“一千个苗寨有一千种不同的过法”。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夸张；倘若把各地的过法全部用文字列举出来，洋洋洒洒排成本几百页的书籍恐怕都绰绰有余。但无论在哪里，过节的时候总有杀牛吃肉、击鼓吹笙和唱歌跳舞，无一例外，敬拜这些传说中苗人祖先和神灵象征的行为已经深深刻进了每一个苗人的灵魂深处。
原本鼓社节的日子一般在冬月开始的日子，也就是十一月左右。到了清朝，这个节日被统治者禁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少地方逐渐被过春节替代，直到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才有部分地方开始恢复这个节，但形式、过程等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松桃的鼓社节现在变成了二月二举行，杀牛吃肉、打鼓吹笙、唱歌跳舞等核心环节仍然存在，总体流程已经比以往严肃
的祭祖简单了不少。或许在那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年代，这些节日也相应进行了融合、
衍变和化简。
敬桥
当你在苗族聚居的村落或者镇子里随意闲逛的时候，应该会在某处看到一座十分气派的桥，短一些的架在田野和硬化路中间的河沟上；长一些的横跨宽阔的河流，桥面上顶着高高的亭子，护栏两侧排着石凳供人歇息纳凉，迎面的风从桥上穿过，能将人们身上的汗水和疲惫通通带走。
这种桥一般被当地人叫作“风雨桥”，顾名思义就是为着给南来北往的行人遮风挡雨。在行使着连接河道和沟堑的同时，也充当着全村抑或是全寨的脸面。在某一处桥头总会立着一块碑，铭刻上这座桥建起或者翻修的过程，以及其中出钱出力乡亲的名讳。桥附近不出十步，总会有个神龛，香火一直没有断绝过。
苗族不仅架桥，还敬桥，桥在他们的心中，有着承载新生的生命来到世上的作用。
关于敬桥节的来历，有一段苗族古歌是这么唱的：
回头看远古，是谁先架桥？
是谁先祭桥？
来唱仰欧色，他俩配成双，
他俩配成对。
过了好几年，没有儿和女，
他俩着了急，商量去算命。
翻了九重坡，过了九重河，
遇着一神仙。
神仙劝他俩，你俩莫要忧，
你俩莫要愁。
坳上三棵杉，是固央栽的，
回去把它砍，用它来架桥。
三根排排架，一头靠那山，
一头靠这山，一头靠火龙，
一头靠水龙。
当天就架好，儿女过得来。
略那仰欧色，砍倒三棵杉，
架好那座桥。
说来也凑巧，正逢二月二，
生出一男孩。
杀猪来祭桥，杀鸡鸭祭桥，
还煮鸭蛋祭，米酒一大坛，
烧香烧纸祭。
就从那时起，苗家代代传，
每逢二月二，家家来架桥，户户来祭桥……
放着歌中那些看不懂的苗语不管，大概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又说远古时的苗寨女仰欧色，与天上的美男子略那，婚后不育，后来在二月二架了桥才生了孩子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苗族人们敬桥的流程，无论是祭品还是步骤，都和古歌中提到的如出一辙——虽然说不上分毫不差，也只有在细节上找出一些差别。
过去，准备架桥求子或者保佑幼子健康成长的主人家，准备三根或者五根三寸三、一尺三抑或是二丈七尺的杉木——在选定的地点架好桥，带上一寸二尺布、一元二角钱、五斤米、三尾鱼、三个鸭蛋或一只鸭作祭品，巫师口念“祝词”求神灵保佑，让这家儿女满堂。架完桥后，每逢二月初二都要祭祀一次，在三年内如果生了孩子，即在生小孩后的第三年举行“圆桥”，以示报恩，之后还每年都要祭拜，以示对桥的敬重与尊崇。
因为需要进行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所以二月二对于苗族人来说，是一个大日子。这天，人们会赶个大早，带上酒、肉、鸭、鱼、红蛋、米饭、线香、纸钱及木卦等祭品，来到各家的小桥旁，收拾干净桥面，修补毁坏之处，并在桥的两端点香焚纸，有些人还会将剪好的纸人用竹签串起，插在桥的四周，口中念些祝词，请求桥保佑他们子孙满堂。随后将准备好的公鸡血淋洒在桥面上。仪式完成后，再将这些敬过神的食物带回家中，让主妇吃下或者全家分食。除了敬桥，有些人家还会敬住家所在附近的大树、石头、水井等，以此保佑孩子无病无灾，健康成长。
和鼓社节一样，敬桥节也有忌讳。
首先敬什么桥，就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只能祭自家筑建的桥，或者在筑建过程中自家曾出过钱出过力的公共桥。假如敬错了桥，那就是要夺取别家生儿养儿的希望，在所难免要引起纠纷。虽然不能随便敬桥，但如果带了酒从桥上经过，洒下一点在桥面上以示尊敬，分一点养儿的“神力”去，确是桥主家乐意看到的。除此之外，妇女不能带着孩子过桥走亲，孕妇和新娘也不能在祭桥仪式中从别家的桥上走过，如此，生儿养儿的“福气”就会被偷偷地通过桥跑去别的人家。
走亲
比起前两个被神话传说支撑得“煞有介事”的节日，“走亲”的意义反倒像个乡亲们约定俗成的习惯。
这个习惯无疑也应该从苗族的婚姻习俗中演化而来。
苗家结婚有个“不落夫家”的独特传统：完成婚礼之后，新娘并不像传统的婚礼那样要和新郎“洞房花烛”，而是扭头被送回了娘家“坐家”，直到来年的二月二，才会被她的兄弟姐妹带着重新送回新郎家去。这么做的原因似乎没人能准确地说出个所以然来，只知道新娘被送回来这天，新郎家要做充足的迎接准备，杀鸡宰牛做一顿丰盛的宴席不在话下，还要请兄弟姐妹街坊邻居前来围坐吃酒，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自己又把新娘子接了回来，整个村就如过年一样热闹。
新娘会在新郎家中住上三到七天，直到新娘的家属见她已经融入了新家，才放心地离开，新娘从此才算是真正地住了下来——这其中并非没有变故，有的新娘天生认生，或者住的这几天发生了某种意料之外的事情，就会跟着娘家人偷偷跑回。新郎一方发现，就得赶紧去追回，要是追不上，婆婆就得请人并随着一起去到新娘家把新娘迎回——整个过程都是开开心心，和和气气。
或许是恰逢“敬桥节”，蹭上了家家户户出门敬桥的热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二月二”这个接送新娘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家家户户走亲访友的节日。人们赶早敬桥，将祭品用的蛋染上颜色分给家人，家里的小孩分得尤其多，会把胸前的网兜撑得鼓鼓囊囊。在这一天的所有事情完毕之后，家里人便一家一户地像拜年一般走亲访友，还会根据各家的情况准备相应的礼物。比如家里的小孩不听话或者体弱多病，作为外婆家走亲就要送一把伞去，让孩子打着外婆送的伞“驱邪”；比如有姑娘刚嫁过门或者生了娃娃，婆家得送一辆纺车去“展示财力”；家中有老人的，走亲时最好带去一件寿衣，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等等。有些寨子干脆趁着这个日子赶起了场来庆祝。不同于平时的“赶场”，这一天就和“过苗年”一样，吹笙打鼓，唱歌跳舞，斗牛设宴，一样不少；很多青年男子则会到可以联姻的寨子游方对歌，用歌声寻找自己的伴侣，在满眼的热闹中寻求自己的姻缘。
紧接着二月初二的是春日。
动物繁衍、植物生长，马上就要进入春耕农忙的日子。土壤肥沃的中原尚且如此，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的苗族尤要抢抓农时。也或因接近春日，气候回暖，此时的新生儿更不容易因为冬季的寒冷而夭折，对于保证民族延续、扩大人口、增加劳动力而言，春季也是一个必须要充分利用的季节。
但远古的苗人们不懂这些，气候变化、季节交替于他们而言就像是大雾一样的模模糊糊，在什么季节该做什么，在他们的观念中是已经融入自然山川的每一位祖先对他们的启示，因此在特定的日子祭祖就成了固定的流程：将思念寄托给祖先，许愿来年的人丁兴旺和风调雨顺。
正如这个二月二，人们架桥、修桥、敬桥，带着“蝴蝶妈妈”产下，能够生出人类来的蛋，走亲访友，将愿望和祝福传递给寨中的每家每户，紧接着，再踩着刚刚架好或者修好的桥，下地种田或者进山打猎，为下一年的生计东奔西走。
时光荏苒，很多东西逐渐能够变得能用科学解释，但“二月二”时敬祖祭祖的庄重虔诚、赶场斗牛的欢乐惬意、游方对歌的羞涩懵懂，这些只能被科学归结于“因为愚昧而产生的精神寄托”的行为，始终刻在苗族人的灵魂深处，形成了苗家人善良淳朴、热情好客、血气方刚的民族性格。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不仅仅是一句谚语，对于民族的延续和传承，似乎有着相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