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大的历史潮流面前，作为个体的人，渺小得像一粒微尘。无论你到底多牛逼，在大时代落幕之时，都毫无招架之力。大如亡国之君、小如普通庶民，概莫能外。
时间回溯到公元1079年，北宋最顶级的大文豪苏轼，因为对当时的变法颇有微词，写了几句“歪诗”，引起了皇权的不满，由此引祸上身。他的诗歌，被御史弹劾为“讪谤朝政”，于同年七月被捕，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苏轼的锒铛入狱，在今天看来，其实也就是“因言获罪”。这个罪名，在古时很为常见，这大约也是古代舞文弄墨者最大的“克星”。
在御史台监狱，苏轼面临生死危机。面对狱中的种种折磨，这位大文豪怕了，以为必死无疑，于是写了两首“绝命诗”，请狱卒带出去交给自己的弟弟苏辙。今天，我们读这两首诗，不禁让人动容、感慨万千，可以说是字字血泪、句句锥心。
其诗《狱中寄子由二首》如下：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两首“绝命诗”，一首写给弟弟，一首写给妻儿。
第一首是写给弟弟苏辙的。开篇写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或许是面临生死危机时，内心深处的一种自保机制被自动开启，苏轼在诗里，不敢有一丁点儿斥责朝廷的意思，而是“自然而然”地歌颂皇权，皇上乃天下之主，当然是生机勃勃的，只是自己不合时宜，因而是“小臣愚暗”。这是一种自保的无奈与无力！为什么这样无奈无力呢？一个人在皇权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己死了就算了，搞不好还要连累家人、族人。虽然宋代没有明确的诛灭九族的法律，但稍有不敬，还是后患无穷。苏轼写绝命诗，一则为了自保，二则害怕连累家人。苏轼在诗里写道，“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深陷囹圄，他既惋惜自己，更牵挂身后十几口家眷的生计。重情重义的苏轼，一直以来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他说，我死以后，到处青山都可以埋葬，但留下弟弟一人，却只能年年岁岁在夜雨里独自神伤了。紧接着，苏轼以血泪之言写出了来世再做兄弟的愿望，“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两句诗直白如话，却成为歌颂兄弟情谊的千古绝唱。他不敢奢求今生还能再见，只能盼来生有缘再做兄弟。
第二首则更为沉痛。“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御史台的夜晚，寒霜弥漫，冷冰冰的脚镣手铐在风中叮当作响，让低垂的月光显得更加惨白凄凉。身在狱中，面对预想中即将到来的死刑，他诚惶诚恐，梦魂如受惊之鹿，魂灵如赴汤之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苏轼夸赞其长子苏迈聪慧，只是遗憾无法与妻子一同抚育了，只能对妻子满怀深深的愧疚——生前妻子跟着自己颠沛流离，自己死后，或许他们连“牛衣”都难以周全啊。最后一句，他交代自己死后魂归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他听说浙江西部山水秀丽，便嘱托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那里。一个旷世天才，在狱中像惊弓之鸟一样写下这些悲情绝望的诗句，读到这里，有谁人能不掩面叹息？
或许是苏轼诗里流露的真情打动了皇上，或许是皇上知道他其实也罪不至死（我们看《水浒》，发觉里面被判“流放”的罪名很多，当时的匪首“宋江”同样是题写“反诗”并且还犯了杀人大罪，也只是被流放，并没有被判杀头，更没有被株连九族）。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送到弟弟苏辙手中后，苏辙读罢，泪流满面，立即上书神宗皇帝，愿“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与此同时，朝野上下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已经退休闲居在南京的王安石，还亲自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力保这个反对自己变法的“政治对手”。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为苏轼求情。甚至连神宗皇帝本人，虽然恼怒于苏轼的讥讽，却也颇为欣赏他的才华。据说神宗曾暗中派人去狱中观察苏轼，得知他在狱中鼾声如雷，便笑道：“朕知苏轼胸中无事矣。”最终，在被关押一百三十多天后，苏轼被释放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限制了他的“权力”，要求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当时的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只是官职直接从正六品的湖州知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党政“一把手”），降为没有实权的县级武装部（或许还兼公安局部分职能）的调研员，实质上也就是妥妥地让他退居二线，虽然降了工资，被软禁在黄州，但也并不是没有好处，至少无需干事，衣食无忧。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万家团圆的时刻，苏轼在风雪中带着长子苏迈启程南下，前往黄州，时年四十四岁。来到黄州后，苏轼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他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后来又自己开荒种地，将那块地叫作“东坡”，而自己也索性自号为“东坡居士”，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今天，读罢苏轼这两首“绝命诗”，我们不得不感慨，历史给苏轼一次“死亡危机”，而正是这场危机，给这位大文豪带来命运的转折。通过“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劫后余生的苏轼感慨万千，突然想通了很多人生道理，从此以后，他真正的勘破了“生死之门”。往后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用身体力行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大蜕变，这个大蜕变，直接体现在其文学艺术之中。他先后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等一系列照耀千古的篇章，由几年前那个“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惊弓之鸟，逐步蜕变成“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豪放旷达之士。
有人说，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是天才的苏轼，锋芒毕露，才华横溢，但也因此招致嫉恨。而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却是哲人的苏东坡，他依然热爱生活，却已将人生的无常看透，因此能够将所有的苦难都化为诗意，给后人以无限的人生启迪。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阅读苏轼，读到这两首“绝命诗”，无不感慨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吊诡。我们明白了，生死确实是一件大事，但人面对死亡威胁时，不能轻言放弃，虽然死亡不可逃脱，但依然可以选择期待，或许可以像苏轼一样，用一首字字血泪的诗，与至亲约定来生。
纵观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苦。但他始终保持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定和从容。晚年，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这样总结自己：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今天看来，那些仕途畅达之地，并不为人所记；而那些贬谪之地，恰恰是他平生功业所在。因为正是在那些贬谪之地，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不朽的苏东坡。
那么，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与东坡比起来，却是无比幸运。我们与东坡先生比起来，虽然身份卑微一些、渺小一些，但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只要做个安分守己的小市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哪怕你业余也像苏东坡那样写几句“歪诗”，也不至于飞来横祸。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你可以看看散文、诗歌，读读小说、历史，当然，也可以读读苏东坡。如果你对他感兴趣，完全可以通过阅读，在他的诗文中，把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的经历都漫游一遍，而且，安安稳稳、有益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