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自古被认为是战争博弈的要诀，而人和则是“诀中之诀”，安元奎长篇小说《乌江风云》在书写夜郎军与宋军双方的对峙与交战时就较充分地演绎了这个观点。
在大宋军征讨之前，夜郎国的确独占一方，自成一霸，城高堡坚，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诸种有利因素的。“跳蚤之流”着实不可小觑。大宋当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处在历史紧要关头，却出了一个治国欠方、书画有才的国君——宋徽宋。
宋徽宗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奸佞小人，任由他们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扰乱大宋官员选拔，祸害忠臣良将，打压元祐党人，将许多正直清廉的官员排挤出朝。奸党一手遮天，致使大宋朝政更加腐败，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宋徽宗还大兴木土，修建宫殿，不断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而蔡京等人更是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使得国家经济走向衰颓，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宋徽宗君臣的腐朽统治，引发了多地的农民起义，夜郎割据一方，擅封国号，自立为王，即是其中的一种。政治腐败，经济衰弱，社会不安，也让国防不稳，军队缺少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还热衷于“玩物丧志”。作者在小说中对宋徽宗擅长书画的事情费了不少笔墨，肯定了他的艺术天赋，但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惋惜。如果他不是皇帝那该多好。
安崇诚与天台寺智隐大师有过一段谈话，是关于宋徽宗书画方面的。智隐大师称宋徽宗是“书法大家”。熟知他的画中名作，认为其作品有“黄筌遗韵”。最为称道的是他的花鸟画，他评价：“用笔精练，准确传神。尤其画鸟时用生漆点睛，凹凸效果立显，简直栩栩如生。”在称赞过后又有些隐忧，他说：“身为皇帝，不爱江山爱丹青，难免有所偏废。长此以往，国家堪忧。”这也是作者站在历史角度发出的喟叹。千不该，万不该，这份天赋被赐在了一国之君的身上。如果他不当皇帝，那么历史上将会多一位天赋异禀、成就卓著的书画家。可对于一个应当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成天只顾画画，就变成了不务正业，以至贻误国事。君天下的古代，国运的好坏往往与当朝皇帝的英明与否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他们的艺术家皇帝，方外之人智隐大师痛心疾首，毫不避讳地对出兵夜郎的主帅安崇诚说起了自己的洞见，认为“北方金人才是虎狼之族，啸天之流不过跳蚤罢了”，预言“不出数年，金人必将南下。亡宋者，或金人也”。
君主昏庸，对大宋不利，对“跳蚤之流”的啸天则有利。当时的大宋外有狼族虎视眈眈，内有奸臣阻塞视听，还有皇帝疏于朝政、玩物丧志，处于内外交困、由盛转衰的时期。就天时来说，大宋处于弱势。
夜郎伪国最大的利是“地利”。夜郎远离大宋都城，居偏僻一隅，倚仗乌江天险，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想管也难管。关于乌江，近年来，有很多作家写了许多作品。其中就有贵州作家聂其康写的《乌江风云1935》。小说写的是红军“强渡乌江”的故事，回答了“距血战湘江仅月余，是什么力量让红军不惧天险渡乌江，无畏生死觅黎明”的问题。同样是写“乌江风云”，安教授写的则是北宋时期的故事。正可以说明，乌江自古以来便是天险，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在战略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小说中多次说到思州城临江而建，背倚山梁，城外有四大关隘，城内墙高门坚，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对宋军来说，却是劳军远伐，人疲马羸，面对的是陌生的乌江天险，是熟谙本地关卡要隘，熟谙水战、船战且逃遁有术、训练有素的强大对手。
小说第五章写龚滩所在之处的乌江峡谷：“因唐代山岩垮塌，此处形成一处天险。数里长峡之中惊涛拍岸，常有樯倾楫摧，翻船无数，行船人谈之色变，号称乌江滩中之王。乌江从峡谷中流过，上达思州，下至涪州汇入长江，地势险要，上下船只都要在此卸货，纤夫、背帮将货物背过长滩，再重新装船，称为盘滩。”正因据守当地天险，料宋军行水路必是“逆水行舟，慢如蜗牛”，夜郎军才自信地以为“只要以逸待劳，他们便无可奈何”。虽然后来被宋军接连攻克下祐溪、大堡、龚滩、潮砥等战略要地，但他们还拥有军事要塞之地思州城。思州城位于乌江要冲，是连接夜郎与外界的战略要地。
小说第七章写思州古城：“古城前临天险乌江，两岸群山壁立如同天然城墙，这种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也许是当初选址于此的关键原因。东南西北分别有四大关隘：大岩关、小岩关、德胜关、太平关，既是古人出入思南府城的四大出口，也是古城的军事要塞。这些关隘彼此呼应，拱卫着思州。一旦在各个山头燃起烽火，几十上百里闻风而动，半个时辰便可蜂拥而至。”思州城具有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这使它在战争中能够有效抵御来犯之敌，成为重要的军事堡垒。与此同时，它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保障了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使当地变得富足，为增强兵力提供了支撑。可见，夜郎伪国自恃强盛，自定国号，自立为王，也是因为得地利之便而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一般来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势力往往会凭借经济实力而累积军事力量，招兵买马，壮大势力，借机起兵造反，与朝廷相对抗，以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进而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说，思州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经济要塞，是夜郎军队的后勤保障所在地，是他们的粮仓和钱袋子，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争夺思州城，就是争夺地利。双方都知晓其中的利害，所以，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双方都是主帅亲自指挥，双方军师、将帅都各为其主参与其中，战前出谋划策，攻守时亲力亲为，唯恐一不小心，马失前蹄。争夺思州城在小说《乌江风云》中是很重要的情节，内容极其丰富，刻画极为细腻，描写极其生动。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争夺思州城则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再来说说“人和”。当时乌江沿岸子弟纷纷入彀，加入夜郎国军队，使得夜郎兵为数众多、声势浩荡，再加之“四天”以迷信思想愚弄百姓，使百姓亦成为其拥趸，当然也不乏其用武力迫使百姓就范的情况。可见，夜郎军不差人。如果没有人手的话，他们也不可能兴风作浪，自成一个小王国。从与宋军对峙的时间之长上，就可以看出，他们人员充沛，势力雄厚。从上述保卫思州城的情节中，也可见其“人和”的一面。
宋军当然也具有“人和”这个因素，小说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宋军的“人和”，并侧重于用主帅安崇诚的为人和此次征讨的性质来进行表述。安崇诚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有儒将气度，有仁者风范，有战略眼光，有慈悲心肠，是一位难得的能臣良将，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关键是，良将帐下还有一批良才，他们个个英雄虎胆，甘为保国头颅弃身、热血洒地，人人都谋略斥胸、勇武在身。而且，他们都能听从指挥，唯统帅马首是瞻。而此次征讨的性质，也是正义的、正面的，是为止戈而战、止裂而战，是为捍国威、固金汤而战。战争以人为本，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在人贤，在人正，更在人和。大宋在奸臣当道、国力日衰的时候，能派出一支军队讨伐叛军已难能可贵，而其主帅、军师及将士还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和作战智慧，更是令人钦敬不已。
安崇诚颇有浓厚的仁者心怀。当他目睹横七竖八的尸体和痛不欲生的伤兵，不由面色凝重，长叹一声：“都是大宋子民，骨肉相残，情何以堪？”由己及人，正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儒家主张仁爱，孔子说的“仁者爱人”，体现的正是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而“恕道”则除了体现仁爱之外，还有理解，还有宽容。他是武将，也是儒将，有着仁者的心胸与气度。当他听说夜郎有支奇怪的军队，队伍里全是男孩，且平均年龄不大，不由心怀仁德，特意嘱咐属下：“对这些童子军，我们要手下留情。”部下杨勇道：“即使打死我们的人，也不能以牙还牙吗？”安崇诚道：“他们还没长大，肯定打不过成年人。这些孩子是思州的未来，将来打仗结束后，思州的建设还得靠他们。”他认为人是一国之本，把人杀光只打下一片不毛之地是没有用的，要收服一方，使得地方上长治久安，就必须让百姓心服口服。虽然那些童子军是敌对方，但那也是受“啸天”那些反贼的唆使，而那些反贼终究是会灭亡的，只有让孩子们归顺大宋，才是为思州计深远。安崇诚的爱已不仅仅是对一人一物的小仁小爱，更是为天下、为江山社稷着想的大仁大爱。他熟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又学习三国“智绝”诸葛孔明“七擒孟获”的做法，用计谋擒住并降服了童子军头领“毛崽”。诸葛亮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用刚柔并济的手段降服孟获，平定了南中叛乱。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凭本事抓人，又“以仁感人”“以德服人”。安崇诚自然深谙其道。毛崽年岁不大，却也懂得宋将领对他已施尽仁义，毕竟抓了他三次，都没有杀他。这与其说安崇诚用的是战术，还不如说他用的是心术、仁术。天台寺智隐大师就曾评价安崇诚：“将军惩恶扬善，所行正道。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一切唯有心造。”又道：“积德虽无人见，行善自有天知。”行正义之法，出正义之师，护正义之理，自然得人心，而得人心者得天下。书中人物安文曾说：“兵法说，敌人既得地利，便不可与其争地。”安崇诚同样也熟知其道，不可争地，那就先争人，争取天时与人和。而争人，就必施以仁道，以怀柔政策使其归顺，使其为我所用。在兵法上，这是一种“仁”，更是一种“智”。它有着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有着对道德原则的把握与践行。战争也需要道德智慧，收心有时比攻城更为有效。安崇诚的大仁大爱，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大慧，不是一种大信大义呢？他深知，在天时与地利都不占上风的时候，争取“人和”就成了战争取胜的决定因素。《乌江风云》在刻画仁爱之师、智慧之师、信义之师上，与侯乃铭长篇小说《黔中魂》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也曾写过有关《黔中魂》的评论文章，两部书加以比较研究，就会发现铜仁乃至贵州的作家，在写战争时，都或多或少地把儒家的仁爱思想或信义精神渗入其中。
小说从多个方面来表现“人和”这个关键因素，其中“舞龙”那个情节，让人感受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写塘头舞龙，内容详细，过程具体。不仅写出了龙灯的种类、特点，扎龙灯的材料、方法，舞龙灯的动作、套数，还特意向人们介绍了马马灯、狮子灯、蚌壳灯，还有被称作思州人拿手好戏的花灯。这些都充满浓浓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写这些，作者有多种用意。其中一种就是表明和平情况下的思州，百姓们是有自己的喜乐方式的。如果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那该多好。谁也不想发生战争，但只要有反叛、分裂的行径存在，战争就在所难免。要收复江山，要恢复国家一统，就必须战争。写舞龙也是为了写战争，是为了写战争中的敌我博弈。宋军利用舞龙之机，利用当地百姓的智慧和力量，内外夹击敌军，攻下塘头、大屯和小屯。舞龙别具深义。它是官军与百姓配合着舞的，正说明，安崇诚率领的宋军已经取得了民心，得到了“人和”这个至关重要的取胜条件。
小说里写了很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使用了很多种战略战术，如围城打援、调虎离山、火攻法、箭攻法、人海战术、空城计、反间计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将宋军与夜郎军之间的攻守拉锯写得扣人心弦、趣味横生和引人入胜。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刻画，小说主题也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而这些战略战术得以实施，战争得以取胜，关键还是在于人的力量，在于“人和”优势的显现。
宋军在天时、地利两方面因素较弱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人和”这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夜郎军中的“骂天”过于轻敌，因为大、小屯固若金汤而自鸣得意。他却不知，他得了地利却丢了民心。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宋军在分析大、小屯的地形地段时，从百姓计，从盐粮计，充分考虑了百姓与商人的利益，是所谓“为民”。夜郎军占有、控制大、小屯，于商人不利，于百姓不利，可见他们是失了民心的。攻下大、小屯是形势所趋、商家所望、百姓所盼，是顺民意、遵天意之举。
可见，“人和”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得“人和”，则可扭转缺天时、少地利的弱势。古人诚不我欺，孟子曾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乌江风云》一书中，作者用事实证明了“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正确性。抑或，作者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来建构作品的。
小说《乌江风云》基于国家史实的宏大框架，又借助地方民间传说，建构起一个新的地方叙事策略，从而实现宏观历史与微观叙事的巧妙结合。作品既展现了大宋王朝与地方政权血雨腥风的斗争史，又适时展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与人文风物，运用全景式与特写式相结合的镜头以及俯视与平视相结合的视角，较为立体地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乌江风云”。小说以叙写战争为主，却处处彰显着儒家的仁爱思想，试图用儒家仁爱思想来“铸剑为犁”。小说尊崇传统观念，把天时、地利、人和看作是博弈之诀，而又把“人和”当作最为重要的因素来书写，可以说，“人和”是敌我博弈之中的“诀中之诀”。 虽然小说临近结尾时说“这是一场并不完整的胜利”，可就是这样一场胜利，它不仅凸显了儒家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还对推进民族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终归，这是一场胜战，是一场靠凝聚军心、民心取得胜利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