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7日本版
五十九首李白古风中，第二十四首叫《大风扬飞尘》。我读到时，有四句直逼心胸，令人遐想、难忘：“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有点像他在《白马篇》里写的“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而在古风其四十六首《一百四十年》又写“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按今人的析诗方法看，它叫叙事诗。它描绘了斗鸡者的形象是“冠盖辉赫”，而路人行过，则“皆怵惕”。何也？因斗鸡者皆贵族豪门子弟，深受皇上器重。皇上为何器重斗鸡者呢？趣味相投。那时正值唐玄宗当政，唐玄宗酷爱斗鸡呀。更可恨的是那些斗鸡者有恃无恐，个个财大气粗，飞扬跋扈，直令行人心惊胆寒。
这个世道听起来荒诞，但却是真实的。你不禁想起“吴王爱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的事情来。不，就说《水浒传》里的那个高俅吧，它不就是一个浮浪子弟，踢得一脚好球，被端王看中嘛。端王又是一路平升，做了天子，高俅也随之入宫，做起了太尉，硬是享尽一生华富。由此可见，人之患非无才，而患之无与上峰之好也。这就令多少才大者扭曲，放下自己的独立人格，而追逐主子一世，投其所好，皆因权与利所惑。我不得不感叹：“人人口咒功名恶，个个犹争富贵名。”然而殊不知，世无常胜之道，当主子垮塌的时候，一切也玩完，于是树倒猴狲散，摧枯拉朽。这个，你又不是没有见过。真是“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古风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
其实，李白是多对时政不满，看上去是非常有骨气的人，放任狂荡。然而，他其实也克服不了人性的一项弱点，就是得势便猖狂。比如他写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你说狂不狂？狂！可是，当他受到唐玄宗“爱重”时，他会志得意满。于是李白写出“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来。李白的人生高光时刻，应是天宝元年，那时李白岁庚已四十又二，由好友吴筠的举荐（一说是贺知章荐），被唐玄宗下诏入京。临行前他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他惊喜得“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读到这里时，我并没有为李感到高兴，反而为牵着父亲衣角活蹦乱跳的儿女难过。貌似父亲要去做官了，从此家贫得救。哪知，父亲既无城府，又不懂得藏锋芒，也无勾心斗角的职场经验。屁股没有坐热，就被李林甫他们嫉妒、排挤、使坏，被一脚蹬下，逐出京都，一家人空欢喜一场。虽是“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不屑与斗鸡走狗者为伍，可内心却是“弹剑作歌奏苦声”（《行路难》其二），无可奈何，悲催得很。
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性之一斑。好在李白才华盖世，留下不朽诗篇。生时落泊，死后无僵，英名灿烂。我是比较喜爱李白的，耿直啊！
越来越觉得，李白的两面人格非常凸显。我过去很欣赏和佩服他的放达、狂傲，睥睨群雄，看上去洒脱得要死，“钟鼓馔玉不足贵”，“径须沽取对君酌”（《将进酒》）。现在，我却觉得李白也不是爽快之人。我这么说，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对事对人捏放犹疑，纠结不止，拎不起而放不落。虽是重情重义不忍伤，却是人生的痛苦之根，终究“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心结这么重的人，就会难免患得患失，哪怕才高八斗，朋友也终究会敬而远之。一件小事唠叨到死，写到死，有意思吗？和这种人在一起，你能保证没有一句话得罪他？稍有得罪，他就记恨你、写你、骂你，有意思吗？
譬如说，他收到唐玄宗的“紫泥诏”，要进宫做官了，就忘乎所以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兴奋得“高歌取醉”，“起舞落日”，自喻为朱买臣，告别妻小入秦。可是李白又改不掉放浪形骸、狂傲不羁的习惯，那个地方怎么适合你嘛！人家李林甫之流又不是吃素的，唐玄宗也不是你的老丈人，不被逐出京兆才怪。
然而，不就是一个翰林待诏吗，或叫翰林供奉？——照后来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御用文人罢了，有那么值得你记仇一辈子么？你仗着自己的才情，做着自己的诗人，纵情驰骋，逍遥自在，终身捍卫自己的人格，何患之有？李白有一首诗叫《登高望四海》（古风其三十九），他写道：“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就是把自己的心结坦露无遗，这种性格，你怎么干得过老谋深算的李林甫之流呢？你是暗喻唐王朝昏庸腐败，政局不定，就像波澜一样动荡；你是暗喻梧桐应栖鸳鸾，枳棘应巢燕雀，而今却黑白倒置；你是一直揪住庙堂的黑暗和明争暗斗，而一味发泄心中的块垒。世上哪有那么遵循清晰的逻辑？
恕我直言，李白您是有点执迷不悟，亏你在朝廷里呆了两三年。像你这种眼睛揉不得沙子的人，就是活到二零二三年，命运依然无法改变。庙堂还是那个庙堂，江湖还是那个江湖。我看你的古风五十九首，始终是骂骂咧咧，有卵用！
世人有所得必有所失，你既想做官发财，又想做不朽诗人，天下好事独占，岂有此理？
韩愈的古文运动，大致就是倡导做文章师古而不泥，主张为文的自由创新，尤其在文辞形式上。这是至今为止未有超越的最高创作主张，除非迂腐或偏爱八股者——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的炫技者除外。不过韩愈的思想是很遵循道统的，对做官的慨叹似乎也没有超出常人。比如《山石》末句：“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侷促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貌似厌弃官场，而向往流水清风的快乐。这是为官者的通病。他的另一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却并不那么洒脱：诗赠张功曹，既安慰友人，又宣泄牢骚，实则是同命相怜，惺惺相惜，末了还是把“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的官运多舛，归结为“人生由命非由他”。这其实是一种哀叹，放至当下又如何呢？一样一样的！那时韩愈和张功曹，都被贬遭谪，而且新皇继位大赦天下时，他们的名单却被地方官压在案底，一贬又贬，只得感叹“天路幽险难追攀”。这不是也把“回朝”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吗？
由此可见，世易时移，人心飘荡。为官的人，哪怕像韩愈那种巨儒，官至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心中所想的，还是以自己的升迁为要义，人民至上可能还是要打折扣的。
我昔日在州机关有个好友，那年要下县任职“锻练”，其心戚然，有被贬谪的慨叹。他的父亲倒是很想得开，安慰说：“去做县太爷啊，又不是发配边疆。”我的朋友才释然。他给我讲述这件事时，并不顾及我身处偏乡的感受，于是我为之赋诗云：“此别为县丞，何故悲刘柳？”
韩愈和张功曹被贬到临武、荆州，毕竟是去做官太爷，都只想着自己官运不顺，害怕那里的虫蛇腥臊，怎么不想想当地百姓贴着土地过日子，怎么一代又一代过下来的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