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草语》是代廷晴的第二本散文集。我在副题上说“再看”，似乎把代廷晴的散文创作分出了期代。如果以第一本散文集《树上的姑娘》为第一期代，那么，《西窗草语》就算作第二期代了。在她出版第一个散文集之前，对她的散文创作，我早有关注，而且写下了后来题为《故乡的鲜活呈现与幽暗的怀旧情结》，副题上写的是“代廷晴散文试读”。后来，她在出版《树上的姑娘》时，我的文章成了该书的序，是为代序。现在，我手捧她的第二本散文集《西窗草语》。欣喜之余，又想说几句话，也算是我阅读的收获。于是，自由的宽度，自然而然地跳进了我的笔底。这也是自有来由的。代廷晴因为喜欢植物，在她的书写对象里，植物占了很大篇幅。我曾建议她写一本《潘家山植物志》。她说：“不行啊，我岂能受制于植物？”这暗合了冉正万在《西窗草语·序》里说的“完全是出于对写作本身和写作对象的热爱”。自由自在，信笔书写，而洋溢着她与写作对象的那种绵密的共情与生命气息。一是取材自由，代廷晴的散文多取材于故乡。但她没有过分背负故乡的重轭。她从故乡走出来，深爱着故乡，包括草木、人事、牲畜、小动物、昆虫。她对他们和它们，饱含深情和爱。只是，她没有信誓旦旦的所谓感恩，没有赤子回到故乡的壮怀激烈。文以载道，也不是她的写作目标。她或许反戾故乡固有的二维空间，以多维视角观察故乡，以多维话语叙述故乡，自由呈现故乡，而后让故乡自由呈现。不仅让人观察植物，也让植物观察人；不仅让人数落动物、昆虫，也让动物、昆虫对人评头论足。万物皆可平视。从而使人与万物在多维空间中共情共语。正如在《和路边草木说说话》里写的“你喜欢可以枯可以荣、可以青可以黄的草”，自由书写，随性自爱。代廷晴散文的取材，从大类上看去，有人物、动物（包括昆虫）、植物。这些人物、动物、植物，大都能够与作者并结，是作者所熟知的。由是“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我知你，故我写你；我不知，故我不写之。这是非常自由的，毫无强作。这也是一种馈赠，对故乡的馈赠，对动物植物的馈赠。写人的有《自言自语的人》《土话与古话》《老家的一个女人》《我要是丢了》《一个人的春天和春节》《童年在我》《母亲的柔肠》《美好的姑娘》等；写动物的有蝉、狗、猫、蜻蜓、豆娘、鸟儿等；写植物的有构树、楠木、桂树、梧桐、银杏、乌桕、刺梨、莓、菖蒲、蕨、野葱、南瓜、苞谷、白菜、红薯等等。可谓天上地下无所不包。但这些对象必须与作者亲近过、欣赏过或厌弃过。由于作者有一双慧眼，对他们和它们观察细微，加之有一种万物平视的心胸，所以，当把他们和它们揽入笔端时，总都是细腻逼真，总能与他们和它们坐在一起，如话家常。一会儿是“我知者”，一会儿是“知我者”，都心有灵犀，物我同一而又物我两忘。过分地强调“文以载道”，可能适得其反。像代廷晴那种写自己耳目濡染的对象，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娓娓道来，读起来亲近、轻松，在物我的互动中，“道”或许更容易蕴含于中。窃以为，她在散文创作上的取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品相与审美意趣。姑且作为散文创作的一种取向也无妨。二是行文自由。代廷晴的行文习惯，就是随性自由，信手拈来。这很考验创作者的语言功力。描人状物时，三言两语即让写作对象活灵活现。能用日常语言表达清楚的物象，绝不用成语叠加、堆砌。日常语言并不是口水话，而是对文字的自然锤炼，自由锤炼，让每一个字都码放适中、精当。她不仅在简淡的文字中准确生动地描摹物象，而且字字彰显出应有的美感。绝非诗句，却诗意盎然。比如《蔬菜们的花朵》里，她写茼蒿：“茼蒿的花瓣靠近花心的部分是明亮的黄色，边缘是一圈白色，形似雏菊。不常见茼蒿开花，又是那样恣意的一大片。当我在六月的阳光里，从小院子旁路过，我停住了脚步，睁大了眼睛。原来茼蒿有这么美丽的花朵啊。”写空心菜：“它的花是柔嫩的白色，带一点隐隐的紫。小小的长柄，长长的花筒，形似喇叭，非常美丽，若是你没有见过，你不会想到你家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开出的花。”《西窗草语》中写到的那些植物。

有一次，代廷晴与我在微信上讨论读书，无意中谈论起古人的小品文来。她例举了《满井游记》《项脊轩志》《小石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于是我妄谈起来。有些文字，你第一眼看去，被唬住了，于是“爱”啊。可是数量上读上三五篇，或时间上读一年半载，油腻了，于是“恶”了，“讨厌”！可有些文字则不一样，你一直爱着，每一次咀嚼都有新意趣或新感觉出来，像鲁迅，像张承志。你说前者造作、矫情、投机、圆滑？也未必；张承志也不定不雕琢，鲁迅也不定不凿磨。这是为什么呢？是审美转移么，说不清。也不是说不清，乃是不愿意说。从代廷晴的阅读习惯中，不难感到她对古人的文字有很深的感悟和吸收。其实，以上她例举的小品文，包括后来我们谈论的苏子瞻的所有小品文之类，你要把它们拔高也拔不到哪去——它们确实也没那么高，就是让大家“爱”，不腻，不烦，这就是汉字的魅力。只要组织得当，它就会如履春风，清心悦目，常读常新。代廷晴的行文通常是句子短，用词平实清雅，自由空灵，我以为深得其中妙趣。《梧桐生矣》一文，即可见证。代廷晴写道：“据说《凤梧桐》词牌为柳永所创，不知确否。至于当时他想到是《诗经》里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还是庄子的发于南海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鵷鶵，更是无法考证了。但‘凤梧桐’这个意象美，美过‘鹊踏枝’或‘蝶恋花’。良禽择木而栖啊，即便在民间，也有关于凤和梧关系的说法：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三是思绪自由。我说过，代廷晴常常与她的写作对象共情，无论是人物、动物、昆虫，还是花花草草、各样树木，她总会喜其所喜，悲其所悲，怒其所怒。但并非“情漫于山，意溢于海”，不宣泄，不浓烈，清清淡淡。喜则欢欢快快，悲则凄凄切切，怒则冷冷冽冽，拿捏自如，恰到好处，自自然然。于是，把读者轻轻带入，人物、动物、花草构成了潘家山的世界，构成了代廷晴的散文世界。我们都说，散文的最高境界在于思想。思想，其实来源于思绪中。代廷晴用精短的篇章，简淡的笔法，阐释与构建潘家山的生命哲学。人，动物，植物，在一定的空间中共存，代廷晴正是在与他们和它们的并生中，互换角色，互相观察，你我同构。透过潘家山的细微世界，洞察人与动植物之间的联系，思绪在笔端下自由呈现。积而累之，这种思绪升华为思想。大一点说，她把人引向关于天地万物以及宇宙空间的探索和思考，让人冲出非此即彼的二维空间，从而彰显了大地上的无限可能性。另外，代廷晴的文字，似乎不像很多导师所强调的时代特征。也许是她的写作对象多为自然物象。所谓的时代特征是人类给定的。在植物的身上，所有的时代，都是一个时代。从宇宙起源，到人类诞生，到各种主义盛行，到你方唱罢我登台，到物欲横流……只有人类才有，植物没有。因此，她的自由宽度敞亮，令人神往。代廷晴的散文创作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若说《树上的姑娘》在简淡和美中还有一种拘谨或羞怯，《西窗草语》则更为简淡、醇熟，行文更洒脱、自由。我在《代廷晴散文试读》中指出过，她不善于“谋篇布局”。现在，我反复读《西窗草语》，反观其文路，其格调，其章法，她并没有吸收我的意见。也许，她的坚持是正确的。看多了那些精心设计的散文，长篇大论，史诗一般的，动不动引经据典，貌似捭阖纵横，其实都是陈词滥调，吓唬人，腻味。代廷晴写散文没有这种习气，她的篇幅通常短小，行文简明，读来清新扑面，如沐清风。希望作者不断推出新作，我当毫不犹豫地“再看”。古人诗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我仍在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