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季至冬季，贵州省贵阳府贵筑县（今贵阳市）举人蓝泽熙，来到铜仁县任县知事。
篮泽熙（1881年—1917年），字述钦，号子重，原籍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清光绪七年（1881年、辛巳年）生于贵阳府贵筑县。篮泽熙自幼聪明，曾经是清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礼部尚书、戊戌变法领袖、贵州经世学堂主讲李苾园(李端棻)的得意门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篮泽熙在贵阳考取了中国最后一科乡试的举人，曾被派去云南为官，民国后奉调回黔任安顺，铜仁等县知事。
蓝泽熙来到铜仁县任县知事后，发现铜仁的教育事业发展得极为不平衡。
铜仁的小学倒是办得挺不错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廷宣布废除科举，设立学堂，推行新学。同年，铜仁府知府陈廷梁采纳留学日本归来的周锦桐的建议，以旧育婴堂（现逸群小学西面）的房屋，创办了铜仁县的第一所小学堂：“铜仁县第一高初两等小学堂”，因学堂位于城南，老百姓俗称“城南小学”。
铜仁有句老话，叫做“穷不离猪，富不离书”，但凡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入学堂读书，否则，就变成老话讲的：“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了，所以城南创办了小学后，城北的百姓也十分希望能在城北也办一所小学，好让自己的子弟就近入学。
两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卢德橘(号小湘)由日本留学归来，任铜仁县劝学所总董。翌年，应城北父老乡亲之请，创办了“铜仁县第二高初两等小学堂”，学制也是各3年。因学堂位于城北，老百姓俗称“城北小学”。
宣统元年(1909)冬，徐钟藩(号络卿)由京师大学优级师范科毕业归来，任铜仁府劝学所总董，提议创办了铜仁县女子小学堂，首任堂长孙方侨。校址设道坳上三宝宫（以前的老城关镇），次年春招初级班，3年毕业后升高级班。第一期入校新生20名，继后每年招收新生，入学女生踊跃，共有100多人。教师多由城南、城北两校老年教师兼任（1940年，该校并入城南小学，男女同校）。
城南有了城南小学和县女子小学堂，城北却只有一所只收男生的城北小学，城北女子则无校可入。民国二年(1913年)，靠接手当铺起家、热心公益事业的熊雨亭先生，自愿捐资兴学，在其住地当铺巷内创设“私立淑慎女子小学”，招收城北适龄女孩入学，也分高初两级。因校址适中、校舍宽敞，校舍四周有竹林、古树，环境优美，是较好的校园，特别是免收学杂费，并赠送课本，为各界人士所赞誉，当年入学的女学生竟然高达100多人。校门横悬“私立淑慎女子小学”匾额，两侧对联为：“淑慎其身为端仕女，刻苦向学亚赛须眉”。校园内设有礼堂，左为办公室，右为教室，屋前还有运动场（后来女生并入城北小学后，因城北小学没有运动场，熊雨亭之子熊江淮应城北小学校长杨干民、教导主任刘绍勋的求助，将运动场捐赠给城北小学）。
然而从1905年铜仁创办小学起，到1914年蓝泽熙来到铜仁县任县知事时，时间已经将近十年，小学的发展虽然挺不错，男女学生也在逐年增多，然而小学毕业的学生都已经有了两三届了，大量的小学毕业生毕业后却无处深造。家境好并且年龄大一点的，可以去外地的中学就读，比如说周逸群和郭辉卿，就是1914年在城南小学毕业后，考入千里之外的贵阳南明中学的，家庭条件不怎么好且孩子年龄又小的，只好辍学在家，学业就此止步。
蓝泽熙在贵州经世学堂的受业恩师李端棻，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家，他是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首倡者，有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美誉，特别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充军新疆的李端棻遇赦回到贵阳后，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原贵阳学古书院，贵州大学的前身），对推动近代贵州教育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李端棻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蓝泽熙本来就非常重视地方上的教育事业，更何况大量的铜仁子弟小学毕业后，深造无门，不仅铜仁的父老乡亲很忧虑，蓝泽熙也意识到这是他在铜仁县知事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便决心在铜仁办一所中学。
蓝泽熙把自己的想法同铜仁的地方人士余舜钦、周锦桐、徐约庵、黄仲衍、周淑文等人商量，大家都非常支持，纷纷出谋划策，对校舍、师资、办学经费等，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比如说校舍的问题，地方绅士就建议用原来的铜江书院现成的房屋。
铜江书院原来是铜仁县的县衙，光绪九年（1883年），铜仁县搬迁到了大江口，县衙被当年重任铜仁府知府的王宪曾借去作了都司署，到了光绪十七年的仲冬八日（1891年12月8日），知府冯翥鹏重开老东门，同日，兴工移原在傅家山的铜江书院作都司署，以铜仁县所遗旧署，经前守王宪曾借作都司署那些房屋，改为书院。
光绪二十三年，四川成都府华阳县陈廷梁来铜仁府任知府，看到由铜仁县署改建的铜江书院因为年代久远，“摧颓圮芜”，于是便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动工，“沿袭旧址，圭地弗劳。采摭栎棂，不弃杗桷。移改曩陋，葺而新之”，到第二年冬完成，修葺后的铜江书院“计讲堂五楹、诸生斋四十、藏书楼一、崇文祠当其阳，厅、堂、室计十有三，垣墙院阶、门闾窗楹悉新之。”这样规模的房屋，用来办一个中学完全绰绰有余。
正当蓝泽熙积极筹建铜仁的第一所中学大体有了一定眉目时，不料这年冬天，因母亲病故，在那个百善孝为先的时代，蓝泽熙不得不辞掉铜仁县知事的职务，返回贵阳“丁扰”守制。
蓝泽熙离任后，民国四年春季，河北的桂福来接任知事，铜仁的地方人士余舜钦、周锦桐、徐约庵、黄仲衍、周淑文等，纷纷向桂福反映铜仁创办中学的事由，要求县知事向省政务厅申请创办中等学校，并于当年秋获准。于是便将铜江书院改为“贵州省镇远道立第二中学校”(因铜仁属镇远道辖治，镇远已有道立一所中学，故名二中)。道立二中于当年八月，第一次招生，就招到新生六十名。继后，每年招生一班，学制四年，按部颁中等学校课程标准设置课程。
道立二中是铜仁新型中等学校的开端，亦为铜江书院的延续。由于邻县松桃和江口没有中等学校，两县学生多就学于此。道立二中成为铜、松、江三县学子就学的园地。由于她直接关系到三县人才的培养，故集中三县人力和财力，共图发展教育事业，经商得松桃、江口两县同意，办学经费按四、三、三比例分摊，即铜仁四成，松桃、江口各三成，同时把镇远道立第二中学更名为“第三联合中学”，也称铜、松、江三县联中。
民国十六年，省溪县（今万山）自愿把冷风洞矿产产权送给学校，成了由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四县联办的中学，于是，第三联合中学又更名为“贵州第四联合县立中学”。办学经费仍按四、三、三比例分摊，再加上省溪冷风洞矿区收入，经费较前充裕。四县学子共聚一堂，刻苦攻读，互相勉励。教师热心教学，学校兴盛。
正当四县联中发展之际，贵州军阀周西成、李晓炎为争夺政权，于民国十七年发动大规模混战。李军前后三次包围铜仁城达四十余日，周军守城缺少燃料，拆烧学校房屋。将图书、仪器弃之不顾。战后学校一片瓦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战火将经多年努力创立的初具规模的中等学校毁于一旦。后经学校领导多方奔走求援，借得城南小学两间教室复课，使两班六七十名学生幸免辍学。尽管学校复课，而教学设备却一无所有，经费全由铜仁一县负担，“联立”徒具虚名。经费极度困难，教职工薪俸无着。文史课程由本地教师义务任教；理化课程则因无经费聘请教师，只好停课。学校处于艰难之中。
风雨飘摇的联中艰难度日，一直到了1933年，杨柏梅从北京私立朝大归来，被聘任教。至此各科教师初备。但是，教室及办公室设备缺乏与办中学的条件不相适应，于是重建校舍成为当务之急。到民国廿四年张校长委杨干民、杨柏梅和熊江淮为募捐代表，杨干民兼校舍建筑主任。向地方人士发起募捐，得到时任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夫人万淑芬女士捐银一千元，万世炯（字敬章）、蒋德铭各捐银五百元，在原址重建校舍。次年秋落成。新校舍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宽敞明亮。一、二层为教室，教室之间夹以办公室，三楼作学生寝室。
此时在外读大学的徐嗣侨、温美生夫妇以及曾纪烈、黄仲平等相继回到故乡，均被聘任教，后各科设专任教师。于是学生逐渐增多，除四县学子之外，毗邻湖南晃县学生来此就学者为数不少。班级由两班增至六班，并增设女班。教师队伍壮大，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人数大增，学习空气浓厚，学校面貌大为改观，致使联中得到新的发展。
1936年，改由铜仁专署专员熊鋆兼任校长，原任校长张建安以名誉职领薪。实际是由杨干民代理校长，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学校经费经熊鋆出面协商，仍按原定的四、三、三比例由铜、松、江三县分担，冷风洞矿产收入仍归学校所有。
1938年，贵州省教育厅“空降”教育部教育工作团教员胡朝惠来联中任校长，新任铜仁县县长吴星汉，惟恐学校不肯移交，派县保警队随胡去校接任。保警队将学校四面包围，校门设岗，禁止出入。正在上课的学生不知发生什么大事，惶恐万状，有的越窗跳墙外逃，遭到保警阻拦，一时秩序大乱。教师曾纪烈当即拍下现场镜头，作为吴兴汉派兵强行接管学校的证据。
学校发生的事，很快传到社会，引起地方人士和学生家长的愤怒和担心。次日，城区百姓在龙王庙集会，吴星汉被请到现场，群众向吴质问，吴理屈词穷。此时由地方人士掌握的壮丁在北教场鸣枪示威声援，会上提出罢课、罢市进行抗议。次日，铜仁县县党部书记长曾宪文去学校“慰问”，被学生轰出校门。继而学生离校罢课，一场“拒胡”学潮从此开始。
学校为了不误学时，另借城隍庙、东山寺、文笔洞等处的庙宇房屋上课。由原任教师义务执教。复因城隍庙是中区(即城区)区公所驻地，有区长白勉哉保护，又有地方上层人士曾奉卿、杨炳卿、何荆丞等给学校撑腰，吴兴汉未能直接干涉。这种局面持续长达一个多月，胡朝惠在这所空学校里，一无教师，二无学生，三无经费，只好离去，一场风波暂告结束。可是，吴星汉居心叵测，企图以“共产党嫌疑”加害教师，消息泄漏出来，有的教师离开铜仁赴松桃、贵阳等地暂避风险，直到吴星汉调离铜仁才返回学校。
1939年初，地方人士和学校将吴星汉派兵强行接管学校一事，控告到镇远地方法院。杨炳卿和杨干民接法院传票去镇远与吴兴汉对质，杨干民当庭出示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揭示被告的野蛮行为后，法院调解，请省政府将吴兴汉调离。这场官司虽然打赢了，可是不到半年，贵州省教育厅勒令：铜松江省联立中学停办。地方人士不服，于当年秋季将联立中学改为“私立铜江中学”，由李汤丞等人在“济民盐店”基金内，划出二万元作为学校股金，按月计息作为学校经费。1941年，铜仁县政府根据“抗战建国”精神，把学校更名为“铜仁县立中学”，由县教育科直接管理，县财政拨给经费。1950年，铜仁县立中学并入省立铜仁中学，其房屋划归地区司法局、文化局等单位。
铜仁的这第一所中学，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和培养本土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所中学虽然是在蓝泽熙离任后的第二年才成立的，但是铜仁人民没有忘记蓝泽熙为创办这所中学所付出的心血，铜仁县政协文史委根据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在《铜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的《1911年—1949年铜仁历任知府、知事、县长一览表》中，记下了应有的一笔：“任期年限：1914年夏—1914年冬，姓名:蓝泽熙，别号：子重，衔称：知事，籍贯：贵阳，备注：创办道立第二中学，成绩颇著。”我后来在《铜仁市志·政权·民国时期铜仁历任知府、知事、县长名录》中，也记下了：“姓名:蓝泽熙，籍贯：贵州贵阳，职务：知事，备注：创办道立第二中学。”之所以没有照录“成绩颇著”四字，是因为当时受志书不作评价的规定所限制。
蓝泽熙返回贵阳丁忧期间，正值中国的多事之秋，先是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发生了云南首义贵州紧随其后的护国运动，蓝泽熙受戴戡之邀投入到讨袁护国的革命潮流之中，任戴戡领导的“护国右翼军”军法处长，军需处长职。随后又参加了有“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悲壮篇章”之称的护法战争，并与戴戡、军事主官熊其勋等人一起，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时蓝泽熙年仅36岁。
蓝泽熙育有两男三女。长子蓝端禄，早年北大毕业，后返筑先后任贵州省立中学校长，省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时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贵阳时，是他一手经办转移安置的。次子蓝端敬，云南大学外语系毕业。抗战时曾任远征军美军联络处翻译。解放后长期在贵州省水利部门工作，系资深工程师。小女儿蓝淑华，1942年大夏大学毕业，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晚年由贵州科学院以副研究员退休。曾入选中国图书馆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