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铜仁非遗档案》书名，以为只是一部单纯的文献资料集成；读过书稿，却发现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黔东非物质文化难得的著作，并有闻丝竹之声 之感。

我们知道，人之为人，就在于文化。何谓文化？我曾在《文化笔记》一书的《弁言》中说过——“我曾就这一问题千百次地追问过自己。每次我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文化的天空里反复地搜寻，同时借助逻辑推理在文化的两维甚至三维的空间里苦苦探求，企图找到一个能够完全揭示文化真理的定义，结果每次都未能如愿。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在人类的语言里是找不到能够完全揭示文化真理的定义的，就像想找到一架永动机一样，是不可能的。”不过，文化并非不能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亦即文化的本质就是自然的人化。而人的本质则在于对文化的创造。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得好：“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在卡西尔看来，人要成其为人就需要不断地劳作。人类的不断劳作，就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品。人类制造或生产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必然凝结着制造或生产者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审美爱好等文化特点，如殷墟出土的文物、万里长城、北京的四合院、铜仁的苗家木板房、傣族的竹楼、赵州的石拱桥，以及苗族、土家族、侗族等民族服饰及其相关工艺产品，比如安顺的蜡染、松桃的苗绣等都是物质产品类文化的代表。但是，文化都是精神的，其所负载的物质载体本身不是文化，只是文化这个精神印记的负载物，即文化就是人化的精神印记。我们可能都有看到古塔、古堡、古墙、古城等古迹而产生震撼的感觉。不少人就因此认为这些古塔、古堡、古墙、古城等古迹就是文化。其实不然，这些古迹本身并不是文化，而是内含在这些古迹之中的古人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审美意识、认识境界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是文化，真正让你震撼的也是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古塔、古堡、古墙、古城等古迹物质形态本身。当然，也必须承认作为人化的精神印记的文化是离不开物质载体的，即离开物质载体只谈精神文化，就会使文化成为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的东西。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非物质文化是文化百花园中的花朵，当然也是精神的，也是人化的精神印记。这部书稿所记录和介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黔东人民祖祖辈辈不断劳作的结果，就是黔东人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留下的精神的印记。

文化无所谓高低优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也有类似的说法：“人类潜能是一个全弧，每一种文化无论多么微小，多么原始，或多么巨大，多么复杂，都是从人类潜能巨大的弧圈中选择某些特征，朝着自己的特殊方向发展的。”铜仁非物质文化就是黔东各民族人民朝着自己的特殊方向发展留下的精神印记，涵盖了黔东各民族、各群体创造的生活与实践文化，体现了黔东各民族人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具有多元的价值。一是历史价值。铜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历史悠久。比如傩文化，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上古洪荒时代。据古籍典籍记载，傩文化在殷商时期已开始出现。《礼记·月令》曰：“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即命典礼举行大傩，磔牲于国门之旁，并且制土牛来送寒气。及至周代，傩更是被正式纳入宫廷礼仪体系，成为驱邪纳福的庄严仪式。木偶戏的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神秘的宗教仪式与质朴的民间娱乐交融之初。在商周时代的历史典籍中，已隐约透露出以木偶为媒介的表演艺术的雏形。《礼记》中“傀儡”二字，虽笔墨不多，却勾勒出早期木偶戏的朦胧轮廓。阳戏，扎根于本土祭祀的古老传统与外来戏剧的绚烂交融之中。《宋史·蛮夷传》中“西南夷、汉群舸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沙锣以祀神”的生动描述，便是阳戏这一古老习俗的真实写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黔东这块远离中原、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的民风民俗、方言习语、宗教信仰、节日庆典等，为铜仁的地方史、文化史、教育史、经济史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对于认识研究黔东发展变迁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道德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地包含着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比如石阡木偶戏《刘海砍樵》等民间故事，在细腻刻画樵夫质朴生活的同时，歌颂了勤劳、朴实的道德品质；《杨家将》中的潘仁美，其阴险狡诈与卖国求荣的行为，遭到了观众的强烈谴责，引导人们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的忠贞不渝与勇于担当，弘扬了忠孝节义、诚信友爱的传统美德；《梁山伯与祝英台》对忠贞爱情的歌颂与对封建束缚的反抗，将抽象的道德观念具象化，具有明显道德教化的作用。土家族民歌不仅将劳动技艺融入其中，还将规范行为、教化品德作为其重要内容；石阡仡佬族民歌还以弘扬社会道德伦理为标准，如《哭嫁歌》中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涕零、《送嫁歌》中对孝敬公婆和勤俭持家的反复叮咛、《赌钱歌》中对向善向好的耐心劝诫等，都是当地人民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的生动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地包含着的这些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三是审美价值。思南花灯戏的角色塑造，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肥沃土壤，同时巧妙融合了思南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地域风情。石阡的说春，其旋律主要由宫、商、徵、羽四音交织而成，角音则如稀世珍宝，偶尔点缀其间，熠熠生辉，令人陶醉。土家族山歌，高亢激昂，其音乐真挚纯朴、奔放嘹亮，尤其是“滑”“倚”“颤”“喊”“假声”等技法的巧妙运用，与拖腔、衬词、方言、方音完美融合，彰显了鲜明的山地特色与土家族独有的风情。玉屏箫笛精美的雕刻，本色或古铜色相映成趣，尽显艺术之美，其音色优美动听，令人心旷神怡。此外，还有经济价值、科考价值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德国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说：“既然文化形式是历史地创造出来的，它们就不可能由遗传所传递。但是它们必须得到保存：祖先发明的东西必须有益于后代。”这部书稿以文字和图片将具有多元价值的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自然也就有了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具有如此多元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德江傩堂戏老艺人相继谢世，年轻人兴趣缺失，传承链断裂，演出机会锐减，经济来源干涸；石阡木偶戏年轻一代对其的热情逐渐消退，许多师傅因徒弟的匮乏面临技艺失传的困境。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铜仁市在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任重而道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马约尔在《文化遗产与合作》的前言中说：“我们要继续唤醒人们的记忆，因为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这也是我们对未来一代所肩负的责任。”这部书稿将这些困境和难题公诸于世，提示当代，警醒后人，也是在唤醒人们的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像夜空中的流星一旦消失可能就永远消失了，它不仅带走自己的光芒，还将带走人们的记忆。

我还想说的是，我们不仅要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充分利用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文化没有人去实现它就不会存在。但是人没有文化也将是虚无。每一方都对另一方有不可分离的作用。任何把两个相互交错的部分从整体中分离的尝试都必然是不自然的”（兰德曼语）。我相信，《铜仁非遗档案》一书的出版，必然还会在应用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