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粮食关”？“粮食关”这个词，有些人听起来感觉像政治属语，其实那是发生在我国1959年至1961年这一时期因粮食短缺而导致的全国性饥荒，民众被迫以野菜、糠麦充饥。受粮食关的影响，大多数农村的饥饿延续至七十年代末仍然处于困难之中。那个时候我刚好七八岁，正是集体劳动吃大锅饭的时候，父母除管好我们吃早饭后，便和其他村民上坡劳动至太阳落山时才收工。可对于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娃娃们来说正是能跑能跳，长身体的时候，由于家里贫穷，往往身体就是饥肠辘辘，食不果腹，我便把这个时期当成我个人的“粮食关”。因为太饥饿，没有东西能填饱宽大的食肠，便经常做一些“小偷”的勾当，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感到有些可笑而又羞愧。
其实所谓偷，亦不过拣那田间的遗落，树上的残剩而已。记得那个时候我正在上村小一年级，学校离家仅3华里，每天父母吃了早饭就和寨子上其他人上山干活去了，根本管不了家里的孩子。有一次我上午十点就吃了早饭，背着书包往学校赶，学校是早上十一点上课，下午三点半就放学。我每次去上学都要从我堂哥家门前过，他家离我家不远，就住在老油房的旁边。有次我上学从他家后门屋坎上过时发现他家屋后有半亩自留地全栽种了花生，花生长势特别好，绿葱葱的，枝叶繁茂，根部略带蓝色，正值夏秋交替，恰好是花生丰收的季节。第一次看见这么好的花生简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见堂哥家没有人，便直接偷起来，摘了大半书包花生拿到学校里分给我的伙伴们吃。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伙伴们也不知我哪来的花生，很是羡慕我，渐渐地，我身边的好朋友多起来，凝聚力也不断地增强，同学们便管我小名叫“花生大哥”，我很是得意。
堂哥比我大六七岁，他见他家花生被偷得越来越多，十分生气，但又不知是谁偷的，便开始在花生地旁边稻草堆里躲着守护起来。有次正当我把书包里的花生装得满满地时候，他突然窜出来把我擒住，说：“原来是你小子偷我家的花生，我也不打你，走！去给你爸妈说清楚！”堂哥便拉着我去找我父母。这时，我深知自己闯下了大祸，一直向堂哥求饶，我说我错了，再也不敢偷了，他就是不依不饶，他知道我父母管得很严，硬是面无表情的把我拉到了我父母身边，他把我书包里的花生倒出来，给我父母看，说：“大娘，大爷，我家花生被你家小家伙偷了一个土角角了，你们得管一下你家儿子！”，我父母二话没说，也懒得问，抽起木条对我是一顿抽打，双脚留下了许多痕印，我哭得疼痛乱跳，说：“我再也不偷花生了！”，堂哥见我被打得厉害，心里便满意而去，此后，我确实有半年不敢偷东西了。
可那个饥饿年代，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在过了半年后第二年春分时刻，生产队正大规模地种花生，大人们为了不让种下去的花生被放牛的小孩们偷吃，特意对花生种子裹了桐油才种下去，每窝花生放五六粒种子，花生种子放进泥土窝里后再用泥土盖上。但我们一伙小孩天不怕地不怕，有回硬是把牛放在山上吃草就不管了，毫不犹豫地跑进花生地里刨起花生种子，尽管花生米裹了桐油，我们把花生米刨出来，把皮剥掉就直接放进嘴里吃起来，大概刨了几十平方米的花生地，眼看饥肠辘辘的肚子填得差不多了，便才去找牛回家。可第二天除了我的小伙伴二狗没有拉肚子外，我和其余几个小伙伴都拉了肚子，好几天才好。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裹了桐油的花生种子是不能吃的，吃了也会中毒。
最难忘的是偷李子，离我们村小的旁边不远处有个村子，鸡血李树很多，每年到五六月的时候李子结得密密麻麻的，有的李树甚至被果子压弯了腰。有回我和几个伙伴早就对这个村子里结得肥大而又红彤彤的血李嘴馋了，便几人约起趁着村子里大人都上坡劳动时去偷，正当我们几个小子书包里摘得满满的李子准备走时，由于放风的一个伙伴内急上厕所去了，没有人通知我们，便被一个从山上回来挑大粪的村民看见了，他把大粪放在一边，拿着扁担飞跑过来，说：“小兔崽子们，谁也不能跑，谁跑我把谁的大腿打断！”，我们被他气汹汹的气势和骂声吓住了，除了放风的滕胖子上厕所跑掉了外，其余在摘李子的3个伙伴都不敢跑，便被他把我们抓住关进了牛棚，还叫了两个人看守，说等村子里的人放工了回来开我们的批斗会。待我们等到这个寨子里的大人们放工回来时，差不多已是下午6点多，家里人都以为我们玩野了还没回家，也没有过问我们。幸好那个寨子里有个大人认出了我，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刚好是我的亲戚，我管他叫堂姐夫，不一会儿堂姐也来了，见到我们可怜兮兮地，她给寨子里的人说，他们几个小孩是我老家的，是我的亲戚，偷的李子也是在我自家菜园土根上偷的，他们还小，教育教育算了。便把我们几个小伙伴领回了她家，还煮了晚饭让我们吃了又把我们送回家里。我们很是感谢我的堂姐，我想，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若不是遇见堂姐，也不知他们会对我们搞出什么样的批斗和折磨。
还有一次，我和两个小伙伴在我家门口偷李子，门口旁边有家黄果李好吃，树子上的李子结得特别多，树子很高，树子下半身的李子被主人和路过的人摘得差不多了，只有树子上半身的李子摘不着的还比较多，但需要爬到树子上面去摘才摘得到。我叫两个小伙伴在下面用衣肚接，我爬上树去摘，摘着摘着，一些李子掉在房屋的瓦上打得哗哗地响，被在家看屋的瞎太婆听见了，她出来拿着竹竿边骂边往树上捅，我那两个小伙伴看见瞎太婆拿着竹竿乱桶，早就跑得不见踪影，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树上面不敢作声。瞎太婆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她用竹竿从下往上捅，我也不敢下来，我只能往高处爬，我爬得越高，她就越捅不着。可我当时穿的是拖鞋，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一只鞋不小心掉在她家房屋上去了，瞎太婆捅了大约三四十分钟，见没了声音才回屋里。不一会儿，她家里人从山上回来，瞎太婆说有人偷她家的李子，叫她家人去看看，她家里人在李子树边看，发现房屋上的拖鞋是我的，他们便把鞋子提起拿到我家来，说只有我有这种颜色的拖鞋，对我母亲说要我给他们一个说法，我母亲从小家教严。她看见人家找上门来说后，十分生气，一点也没有护着我，把我拖出来就用牛刷条一阵猛打，直到我痛得叫喊不停，他们才说“孩子还小，算了，给他个教训，下次不偷了就行，下次再偷别怪不客气”，才悻悻地走了。
更有次搞笑的是偷黄瓜，黄瓜水多肉多味甜，吃上一根黄瓜，有时能解决肚子短暂的饥饿。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娃娃们，肠子里的空间宽敞得像小木桶似的每天都填不满吃不饱。那个年代总觉得不管什么味道的果子都好吃，再酸的果子吃后都有一种甜甜的滋味，越吃越有味道。记得有回在去读书的路上，要从上寨和下寨中间的菜园旁边路过，见菜园里结了不计其数的长大而又鲜嫩的黄瓜，便和伙伴们商量着偷。可偷黄瓜因为菜园子离寨子近，风险就越高，但因嘴馋得厉害，小伙伴们根本管不了这么多，除叫一个人放风外，其余几个便进菜园里摘黄瓜，摘着摘着，主人家提着篮子来打菜了。放风的伙伴人很胖反应慢，等主人家几乎要到了，他才叫跑已经来不及了，我在惊慌之下，书包带被竹竿挂着了，用力一拉，书包带断了，书包便掉在了菜园地上，我们人跑了一个人也没被抓着，但我的书包被主人家拿走了，我以为没事，书包没了，我心想如果父母问着，我说书包放学校里就是了。可哪知道这个主人家我喊大婆，她家女儿也是读书的，比我大三四岁，认识字，说书包里作业本上写有我名字，晚上还是拿着书包来找我了，毫不分由地说我又被母亲用牛刷条重复了一番教训。这些便是我“粮食关”滋味的点滴琐事。
我的童年充满了艰辛和惊恐，但也充满了快乐。幼小的我几乎是在嘴馋的饥饿中不断犯事和不断重复着母亲牛刷条的教训中成长的，主要是源于那个困难的时代和不懂事的年龄，使我感受到了“粮食关”不一样的滋味。
后来，我在上了初中二年级后，已十三四岁了，我便逐渐懂起事来，父母多次地教诲和良好的家风给了我成长的骨气，我发誓再也不去偷别人的东西了。我开始奋笔疾书，暗暗下定决心，一定用自己的努力和恒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十年寒窗，苦尽甘来，我终于考取了市外包分配的学校，彻底摆脱了“粮食关”饥饿的阴影，在追寻知识的海洋里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时光匆匆不留人，如今过去几十年了，回想起那个年代，偷摘的是刺激，品尝的是甜蜜，留下的是回忆。那时的“偷”，实是饥饿所迫，然而在饥饿之中，竟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那李子的酸，花生的香，黄瓜的脆，混合着冒险的惊惧与得手的欢欣，成了我一生再也难以尝到的好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