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思南县在各种平台，大力宣传其历史文化悠久，地方特色种种，并打出“黔中首郡，乌江明珠”的旗号。“乌江明珠”一词容易理解，而“黔中首郡”引来的则是更多的质疑，地方上学者亦多不甚明了，况普通的旁观者。身边的朋友亦多次以此质于笔者，囿于困惑，笔者经过多方查证，终成拙篇，以期能抛砖引玉。

贵州与黔中

贵州省今天简称“黔”。该名由来已久，秦昭王时即已设黔中郡，治所在今辰州。当时的黔中郡所辖很广，今鄂、湘、蜀、黔都辖有其在。和贵州关系逐渐详细，始自隋立黔安郡，唐置黔中道及黔州都督府，辖湘鄂西、川东及今贵州大部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黔中道，置黔中采访使，治地在黔州。溱、思、费、播、珍、锦、叙、奖诸州皆在其辖，清人张澍在《续黔书》卷三对“黔中”的前世今生有较详细的考据，近人谭其骧先生亦有专著，在此不具。唐之黔中及思南、思州、遵义、黎平、镇远、石阡诸府之地，总的讲，主要在二田播州杨氏所辖地界。因贵州大部分地方在唐代都属黔中道所属的黔州都督府，当时这些地方历来都以“黔中”相称，到了明代，“黔”逐渐成为贵州的专属名称，“黔中”自然而然成为了贵州的别称。因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而今贵州之地尽在其南，故贵州之地又称为“黔南”。部分读书人以南部为阳，又有了“黔阳”别称。唐人陆羽在《茶经》中便有记载，茶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其思、播、费、夷……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这四州皆在贵州境内，可见贵州地区称为“黔中”，是符合历史的。宋人于观在《田祐恭墓志铭》中亦有“维思为州，实古黔中”的说法。贵州巡抚江东之在《抚黔纪略》中存在大量把贵州写作“黔中”者，如《贵阳儒学记》“黔中，古西南徼地，自高帝辟乾肇造”，《赈谷流通议》云“或云黔中山多田少，舟楫不通”，《先中丞诒厥录》云“又抚黔时，而松始有知识，故独存黔中之遗”，江东之自己在贵州的书信，书中称为《黔中手训》。乾隆《贵州通志》在《平越府图说》中称“飞云岩，玲珑诡异，为黔中第一奇境”；在《黎平府图说》称“锦屏，昔楚之铜鼓卫也，自属黔中改而为县”；在《地理志》石阡府下则称“负山枕江，为黔中要地”。关于贵州的方志，则多以“黔”字冠名，如《黔记》《黔书》《黔南识略》等，充分说明明清两朝“黔中、黔南”已成为大众的共识，是贵州的专属名称。故《明神宗实录》所谓的“黔中”，自然讲的是贵州无疑。

省会首郡

“首郡”在普通读者眼中，通常认为的一省之首郡，即为省会所在。思南从有历史至今，一直不曾为省会，何以称“黔中首郡”。这种观点，前人已如是，翻开各种资料，贵州的首郡皆指向贵阳。如江东之《贵阳府学碑记》载：“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辟乾肇造后，遂得列为蕃服，而贵阳为黔省首郡，故牂牁程番地”，这是较早的记录。万历《贵州通志》在记录贵阳府的坊市时，有“黔南首郡坊”，与“汉夷率服坊”共同树立在府前。另《黔省开辟考》载：“隆庆元年（1567年），改程番府为贵阳府……首郡既设，规模冠冕矣”；《贵阳府图说》亦云“自有明隆庆时，易程番府为贵阳，遂为省会之首郡”；《贵阳府志序》云“而贵阳为一省首郡，志乘未修……”。从上见文献可知，持省会为一省首郡之说，由来已久。而思南从有史起，未曾为省会所在，可见古书所云思南为“首郡”，当然不是以此而论。

思南何以首郡

那思南为何会出现“黔中首郡”之说？这其实是近些年县人在翻阅明代文献所见，旧时不见于思南文献。笔者查阅多种史料，确定有此称。今人引用比较广的是《明神宗实录》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九月壬辰当日的一段记录。“思南为黔中首郡，文风渐盛，华民日繁…”，这段文字为今人广为引用。至于为何当时的人会如此记录，研究者则众说纷纭，如持后周置费州宁夷郡之说；宋《方舆胜览》“大观元年，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而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居其首”之说；更有人认为结合上下文，这是为了废水德江长官司设安化县的一个堂皇借口。笔者经过多方查证，认为皆立证不足，其称谓缘故考证当隐于“文风渐盛，华民日繁”数字中。

费州涪川郡

按《嘉靖思南府志》（下称《思南府志》），思南之地，隋在黔中郡境内，后以其地置务川县、庸州，庸州属巴东郡。武德二年（619年）置务州，治今务川。贞观四年（630年）改为思州，天宝间改为宁夷郡，对费州则不及片语。《贵州图经》述武德二年（619年）置务州宁夷郡，贞观四年（630年）改思州宁夷郡，与之相同。《道光思南府续志》内容主要是承袭《康熙思南府志》，书载后周宣政元年（578年）思南府境内置费州，以境内有涪川，故又称涪川郡，隋初属清江郡。武德元年（618年）以涪川、扶阳划思州，贞观四年（630年）涪川、扶阳又重划归费州，同年改务州为思州，贞观八年（634年）思州复以多田、城乐二县归费州。后形成思州辖思邛、务川两县，费州辖涪川、扶阳、多田、城乐四县的局面。《太平寰宇记》对思、费二州记录一致，开皇五年费州置涪川县，贞观四年（630年）黔中划相永、万资二县归费州，十一年（637年）废此两县等，一如《思南府续志》所载。《通典》第一百八十三卷中对古荆州下面的三十三郡府都有详细地记录，其中思州宁夷郡、费州涪川郡在列。书载武德元年（618年）置务州，贞观八年（634年）改为思州，或为宁夷郡；后周始置费州，唐初属务州，贞观初复置费州，或为涪川郡，内容与前书大同小异，此书成书于唐贞元间，由三朝任宰相杜佑所纂，资料更为可信，当以此为准。上述文献可见思、费二州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今人所考二州所辖确实也是以思南府为中心展开。涪川郡是否是黔省设郡最初者，一言难尽，需要查阅更多史料。但从明人所纂《思南府志》《贵州图经》《万历贵州通志》《黔记》《明一统志》等书来看，万历间作者是没有把费州涪川郡归入思南府沿革的，由见当时人笔下的“黔中首郡”，非以这段史料论。

“思居其首”

经查阅《方舆胜览》（下作《胜览》），确有前语，但以此认定是“首郡”来历，则失所据。前人一言一字，多有所来历，不曾轻率下笔。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下作《纪胜》）中对《胜览》多所转录，又有增补，另注明词句来历。《纪胜》载“…而《本朝化外州郡图》，夔路凡十郡，思居其首”，明显较《胜览》更详细，此条下注引《指掌图》，《指掌图》全称《历代地理指掌图》，翻开此书果然寻得此图，在图后有段小引，“宋朝化外州，盖唐羁縻之类，虽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帅府领焉”，下引各路化外州，提及思州则云“夔州路：思、费、播、夷、牂、西高、业、充、庄、琰”，可见夔州路下面确实是“思居其首”。《指掌图》是北宋元符间税安礼所为，时间早于田祐恭筑思州，可见解读为田氏筑思州城早于诸郡，而称“首郡”是不符合实际历史的。至于《本朝化外州郡图》为何将思州排在首位，当是借鉴前人之书。经查《元丰九域志》亦有思州记载，在卷十专列“化外州”，由书可见夔州路下，思州仍然排第一，下面各州顺序一如《本朝化外州郡图》所载，可见此书引自《元丰九域志》。另《新唐书.地理志》对羁縻州情况亦有记录，但书中思、费、播、夷、奖、珍在正州，牂、充、庄、琰在羁縻州。羁縻州是“以夷治夷”，正州又称经制州，实行流官制。从正史及近代发现的各种各样碑铭，思州地区的流官约在北宋初期后便不见文字。《文献通考》认为“宋无此州”，《思州图经序》认为在大历五年（770年）“黔州之地，胥而为夷”，今据《宋史》范廷召在北宋初就曾领费州刺史，可见史料不实，当在北宋初期之后没入蛮荒。

设“安化县”的背景

《明神宗实录》以水德江改县引出“首郡”之语，讨论“首郡”来历，自然少不了研究其事。此事发生在万历间，水德江长官司正长官张镕无子，族人争袭，积讼十数年而不休。思南知府阴镕采郡人言论撤司设县，上奏巡抚郭子章，值杨应龙播州之乱初平，郭子章认为兹事体大，乃进奏朝廷。吏部据郭的奏章进万历皇帝，文中讲按道理“似应于三房张相子孙择其长者袭之以守先绪”“但思南为黔中首郡，文风渐盛，华民日繁，以夷官治华民，体统实不相称”，这里说明了思南当时是“文风渐盛，华民日繁”，《思南府志》对此亦有描述，“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其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多皆宣慰氏之羽翼……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亦渐趋于浮薄”。《广志绎》云：“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四川、江西的人相继入黔，嘉靖间郑晓在《地理述》中称江右人因地贫人繁，里人“不务稼穑，至有弃妻子经营四方，老死不归者”。这才有了吏部所云“以夷官治华民，体制实不相称。抚按二臣，议改土设流，深得用夏变夷之意”。

商业繁荣

今天属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龚滩，在明弘治前属于思南府。《黔记》收录有篇贵州巡抚何起鸣的《龚滩税议》，文载“龚滩本思南府水德司所辖民地，弘治年间被四川叛酋酉阳宣抚司杀占”，正是因龚滩是川盐水路进思南的必经之路，当时商旅云集于此，称思南府最繁华的地方毫不为过。而酉阳宣抚司占据此处后，“将龚滩设立抽分，有过往花盐船只抽取税银，每年获利数万”，然而却“假以该司首领教官柴薪斋膳为名，而入其私囊者十恒八九”。其欲壑难填，继而侵占沿河地界，《明武宗实录》载“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辛未，迁石阡府板桥巡检司于石笋崖，改隶思南府，以便防守砂场故也”，砂场是务川县的朱砂矿，当时作为思南府的两大税收之一，将巡检司迁于此处，显然是有官府多方面思考的。另从本地的多姓族谱可见，这段时间迁入思南者不胜枚举。进士田秋的曾祖父田永富便是这一批人，当时以“地师”游学川黔，最终落业思南；长坝周氏始祖周元旦，弘治间从临江府因商客居长坝；举人敖淳的高祖父敖卓武，从江西新喻商居思南大岩关；云南都御使敖宗庆的曾祖父朂勤公于明正统年间便在贵州做生意，后其子落业思南太平关。正是因为这些外来的商贾、工匠、学者给思南带来了新的思想、拓宽了本地人的眼界，改变了山城的商业，原先的少数民族则融入其中，不辨汉夷。万历间成书的《大明官制》，在“贵州省”下收录有《地理繁简考》一篇，文述“……思州、石阡孤悬一隅，势可隐忧。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贾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萧条”，可想当时商旅如织。

“文风渐盛”

思南府人素来重视教育，在元代以前不得而知。明初田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谷，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民间纵有一二人才，亦囿于时而不得展现。自云南开科后，宣德七年（1432年），务川的勾天禄、印江的周冕同登举人始，人才辈出。如各县申祐正统十一年登进士第，蛮夷司土司后人安康景泰四年中举，到弘治五年（1492年）共十三人考取举人，仅次于贵州宣慰司，名列第二。其中田谷为水德江第一个进入乡贤祠者，其精于易学，“家之子弟，乡之后生，及门受业者甚多”，自田公始，思南士子多以《易经》中式。后面江西来的萧草庵先生在东门一带传馆，“其为教必从小学入，渐及举业”，思南首位解元田时龙，称为名宦的罗廷贤、罗国贤，饶家坝的举人饶才等皆出自其门。府城南门的李渭先生，一心向学，先后问道于天台耿定力兄弟、江西罗近溪、南海湛若水等人，后以王阳明私淑弟子自称，先生采众氏之说，汇于一家，终扬名立万，其学问来历，墓志称“虽由师友得之，非好学发愤不能也”，万历皇帝赠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可谓中的。他的门人弟子遍布西南，甚至远在江西的学子，不远千里来请教。《思南府志》所谓“迩年以来，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益彬彬矣”即此。晏若川先生在《秋江别意卷跋后》中讲其兄晏逸斋学成不售，“欲求友于四方，而益广其所未闻”，若川先生故推荐“黔之思南”，认为其“地广而沃，民淳而富”，“岂徒为货殖图哉！择士之贤者而友之，冀策驽骀而收桑榆之功也”，晏先生认为思南不仅适合做生意，最主要的还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其梅坡敖子，梁川田子、同野李子乎！三子者，思南之望，麓溪子之同志也。顷以麓溪子之故…宏博之学，裨益于我者多矣”。这三人便是“西台四杰”的前三人，后面的萧重望更是李同野先生高弟，难怪时人大力推荐思南，原来是因思南的学风文气。思南人重视教育，在《思南府志》中称思南府儒学“规制巨丽，在贵藩学校称首”，地方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这样看，思南县今天的教育水平居高不下，其文脉渊源是一脉相承的，这样想便没有奇怪了。 “与中州多同”

思南的风俗，《明一统志》引《元一统志》“汉民尚朴，婚娶、礼仪、服食、体制，与中州多同”，足见思南之地受汉文化影响颇早。具体可追溯到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献思州，愿为王民始。思州之地自宋初没入化外，不再受中原统辖，田氏献地意义可谓重大。《舆地碑目》收有篇《思州碑记》，文述夏总干墓志，略示田氏大概，云夏子明为太学名诸生，终老不售，少时遇田祐恭。政和间田氏受召入京，以己为边臣，北阙朝天子，“惧礼文率略，坐不恭”，夏子遂明示以如何，但田氏不知所云，夏子明以其“习诗礼，明识时务”之故再推荐其子。田氏大喜，以子明之子大均行至国门，“有旨朝大庆殿，拜伏进退，不类远人”。宋徽宗异之，田氏对曰：“臣生边远，不知礼节，臣之客夏大均，书生也，实教以朝觐之礼。”徽宗大悦，锡大均为保州文学。田氏自此才知教化之用，绍兴间鸾塘书院落成于今沿河，可见一斑。《方舆胜览》收录《思州图经》章句，称“思南之地，渐被华服。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劲悍之性，靡然变易矣”，《思南府志》在风俗中亦提及“府旧为苖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之后，芟荑殆尽”，可知思南之地早在南宋时已向中原看齐。

归附与改流

《明太祖实录》载乙巳年（1365年）六月己丑置思南宣慰使司。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朱元璋说：“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思州则是乙巳年（1365年）七月乙丑，田仁厚“遣其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滥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务川、功府水（邛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于是命改宣抚司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宣慰使”。贵州诸地以思南归附朱元璋最早，思州次之。田汝成《炎徼纪闻》记录了之后二田为争砂坑自相残杀的一个细节，当时朝廷屡禁不止，“上遣行人蒋廷瓒往勘之，琛从廷瓒入见，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当归之，又数宗鼎罪状”，朱棣讲“思南旧归明玉珍时，汝何不取以自属，乃今言耶？且罪恶在彼，汝何与焉？亟归守尔土，靖尔封疆，慎勿构衅启兵端，再犯，吾磔汝矣”，惜朱棣的话，田琛没听进去，与田宗鼎“仇杀如故，屡禁之，不能止”，这才有了田宗鼎入京告御状，最终二田被斩，朱棣乃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遗孽复踵为乱，其易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易置诸官僚。”遂以二田所辖区域为基础，设贵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这便是民间所讲“先有思南，后有贵州”的来历。清人在《黔南职方纪略》有言“黔省郡县，惟思南属归流最早”，便是讲的这段历史。

“黔中首郡”溯源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思南推官陈尚星在《重修思南府署记》中称“贵藩迤东首郡曰思南”，这便是目前所见最早称思南为“首郡”者。至于为何后来会变成“黔中首郡”，与当时流行的其他书籍有关。据查万历元年坊刻本《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下作《纪要》），孤本现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书中载思南府为“兵备驻扎，地僻饶烦，民夷相安，在贵州之远服，当为首邦”。另查得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所藏进贤堂詹林刊本《新锲华夷一统大明官制》（下称《大明官制》），亦完整收录了前书这段文字，此书原刊于正德四年（1509年），重修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宝善堂刊本《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同样收录此段文字，不过将“在贵州之远服，当为首邦”更为“在贵当为首郡”。《纪要》一书就是《大明一统志》的精简本，当时此书部头巨大，翻阅不便，普通人更是无缘得见，此书主要是为了便于士子官员了解各地实际情况而成书。《大明官制》则是基于前书，增添了一些士相见礼、品阶、官制等内容而成，通过阅读，发现这种书完全就是普通官员的上任指导书，故一经刻成，便流行天下官，几乎人手一本。崇祯十二年（1639年），江南大儒顾炎武先生在编辑《肇域志》时仍引用了这段文字，此书参考书目凡“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而成，阮元评为“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书中在写到思南府时则云“兵备驻扎，考民夷相安，为贵州首郡”，顾先生很明显是借鉴了前面的这些书籍，可知大学者对这些书也不认为是简陋荒疏。故当时吏部的官员在收到郭子章议水德江改土归流的奏折后，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思南想有所了解，查阅这类书籍必然是首选。这便有了“地僻饶烦，民夷相安，在贵州之远服，当为首邦”，在《明神宗实录》的翻版文字“思南为黔中首郡，文风渐盛，华民日繁”。

自田祐恭献思州始，这块地方“渐被华服”，明初田氏首献所辖区域，更是对正统的认可。其经济及教育，藉乌江而生，伴乌江而兴，更是随乌江走贵州，面向全国。对“黔中首郡”来历的重新认识，不仅仅是解开了这个名词的谜团，更是为地方文化增加强有力的自信。去伪存真，让历史更加清晰明了，流言止于事实，历史才能发出它应该有的光芒。相信思南也会在乌江这条厚重河流衬托下，随着时代的潮流，伴着“首郡”的荣光同赴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