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罗教育志》洋洋洒洒68万余言，主编是李家畅先生。我们知道，许多书籍的主编仅仅是凭着自身的名气、地位等非学术因素挂名而已，实际上并不具体做事，至少不会做太多的具体事。李家畅先生不同。他对《乌罗教育志》，可谓事无巨细、呕心沥血。自从有了编纂本书的想法，他无数次地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人联系，多次返乡，或组织座谈，或登门拜访，搜集资料；撰写人员确定之后，他常常挨个地安排写作任务，强调写作目的，明确写作思路，指导写作方法；从谋篇布局到篇章结构，他反复推敲、精心设计；从大事记、第9-11章到附录，他亲自操刀；书稿汇总后，他对全书内容逐字逐句地修改、打磨加工。由于李家畅先生亲力亲为，艰辛付出，本书才得以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杀青付梓。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本文正标题用的是“写”而非“编”。
李家畅先生是奇人。
李家畅先生1955年8月出生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乌罗镇寨安村寨安坝一个农民家庭，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排行最小，族中晚辈称他为“满叔”“满公”，同学、同事、好友则称他为“家畅”。
家畅自幼体弱多病，三岁才会走路，病到几近夭折。
家畅读中小学那个年代，其学制为“六二二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人民公社时期，松桃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县、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五级管理。那时候，乌罗是区，下辖乌罗、峰岩、高洞、冷水、三阳、谢沟六个公社。家畅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情况是：1962-1969年在乌罗区完小读小学，1969-1971年在乌罗区完小“戴帽中学”读初中，1971-1973年在孟溪中学读高中。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被称作“知青”。习惯上，人们把具有城市居民户口的知青称为“下乡知青”，把家在农村的知青称为“回乡知青”。所谓“回乡知青”，其实就是初中、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务农。1973年7月，家畅从孟溪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寨安坝生产队当“回乡知青”。
1972年9月，松桃苗族自治县召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读小学不出大队，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区”。即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办高中。同乌罗区各公社所有大队一样，乌罗公社寨安大队也办起了小学。乌罗区中小学师资原本就不足，加之层层拔高使用，导致师资严重缺乏，因此，家畅于1973年9月有幸成为乌罗公社寨安小学的民办教师。
按当时招生政策规定，无论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都必须在农村“锻炼”两年以上，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包括各类中等专业学校。1976年夏，家畅在农村“锻炼”近三年后，被推荐到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这届大学生本来应该在9月初入学，由于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因此被推迟到1977年3月才入学。这届大学生虽然被推迟到1977年入学，但仍被称为76级。76级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1978年3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7级入学。1978年9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78级入学。77、78级大学生何等了得！人中龙凤。对76级而言，77、78级的到来，既是压力也是动力。76级大学生同77、78级大学生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应该说，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是实实在在学到一些东西的。
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包分配”。1980年2月，家畅从贵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松桃民族师范学校任教。在该校的教师队伍中，有“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有工农兵大学生，有恢复高考后的本专科毕业生。在这个教师群体中，工农兵大学生的地位有些尴尬，常常成为某些“半瓶子醋”人的调侃对象。这是因为，当时官方对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层次没有一个明确说法。一会儿说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制为三年，其学历应视为专科；一会儿又说工农兵大学生是时代的产物，其学历理应为本科。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1982年4月，家畅和铜仁师专中文科毕业的一个同事一同前往县教育局招生办报名，报考贵州教育学院(今贵州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二年制全日制本科。结果是，同事获准报考，家畅却被拒之门外。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已经是大学毕业，无需再考”。可是到了1985年4月，家畅再次报名，却获准报考。从全国各高校毕业分配回松桃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少说也有百余人，像家畅这样执着而迫切的想改变自己身份的人却少之又少。拿到准考证后，他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终于有了一个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紧张的是教学任务重，无暇复习，担心考不上。当年，铜仁地区东四县一特区(铜仁县、松桃县、江口县、玉屏县、万山特区)的全国成人高考考场设在铜仁三中，考试时间定在6月。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9月，家畅以全县同专业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二年制全日制本科学习。1987年7月，家畅从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回到松桃民族师范学校。次年，被提拔为教务科长。
家畅达观。1988年暑期，家畅在铜仁石灰坡路段发生的客车爆炸事故中险些命丧黄泉。事后，他诙谐地对人说“这是阎王爷不愿过早地收他”。
家畅专业知识扎实，备课认真，授课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其教学效果在学生中口碑极佳，为历届学生所称颂。家畅不修边幅，四十出头，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爱喝酒，喜抽烟，闲暇时不忘搓两把。人无完人。家畅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人是复杂的动物。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甚至把别人的优点当作缺点。有的人将家畅的缺点无限放大，对此，家畅知趣地主动让贤，请辞教务科长。
1992年9月，经人推荐，家畅被借调到铜仁一中任教。对用人单位而言，借调的好处在于对被借用者可作进一步考察。若能用，则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调动；若不能用，则将其退回原单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在借调期间，和家畅一同被借调到铜仁一中的其他几个老师均已陆陆续续正式调动，唯独家畅没有下文。原因不是别的，而是配偶无法随调。
调进铜仁一中无望，又不愿“吃回头草”。路在何方？茫然失措。无奈之下，家畅便只身前往浙江宁波求职。在去宁波的火车上，因钱包被小偷光顾，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时有发生。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宁波市北仑区教委的商调函。拿到商调函后，又担心单位不放人。那时候，没有关系，想调动工作，比登天还难，难就难在单位不放人。正是这个原因，当时铜仁师专、铜仁教育学院、铜仁地区医院等单位的许多人都通过“三不要”途径，南下广东，西去省内其他地方。自甬返铜，家畅拿着商调函去找铜仁地区教委领导，请求放行，如愿。
1993年9月，家畅泪别故土，挈妇将雏，落户在美丽的东海之滨宁波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畅在宁波市北仑区职业高中潜心教学，从此过上了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对此，友人戏称家畅因祸得福，从糠箩跳进了米箩！
古稀之年，满头银发，本应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可他却牵头编纂《乌罗教育志》，精神可嘉，令人感佩。为何要牵头编纂《乌罗教育志》？动因既简单又朴素。作为游子，深感愧对家乡，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以作报答。做点什么呢？作为教育工作者，感觉家乡的教育值得写，应该写。要编纂《乌罗教育志》，就要搜集乌罗乡贤的资料。曾凡斌，乌罗镇黔龙村人，1929年生，1950年参加工作，是解放后乌罗的第一个大学生，曾任铜仁地区科协主席、党组书记，在乌罗绝对算得上名人。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家畅致电曾凡斌之次子曾大立教授(铜仁学院英语教授)，希望能够提供其父亲的资料，没想到曾教授对父亲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身为教授，对父亲的过往知之甚少，这件事对家畅触动很大，从而使他更坚定了编纂《乌罗教育志》的决心。这就是家畅牵头编纂《乌罗教育志》的动因与心路历程。
从回乡知青到民办教师，从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学本科毕业，从黔东小县城到沿海大城市；年逾古稀情系桑梓，家畅其人不可谓不奇。
《乌罗教育志》是奇书。
我国现行地方行政体制，大部分地区为省、市、县、乡(镇)四级行政区，乡镇处于行政区末端。在全国范围内，出版过志书的乡镇不计其数，而出版过教育志的乡镇却少之又少。目前仅有《府谷县墙头教育志》(陕西省府谷县墙头乡)、《马良镇教育志》(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卧龙区蒲山镇教育志》(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金石桥镇教育志》(湖南省隆回县金石桥镇)等少数几本。贵州情况如何？贵州有9个市级行政区(6市3自治州)，88个县级行政区(16市辖区10县级市50县11自治县1特区)，1510个乡级行政区(365个街道831个镇122个乡192个民族乡)。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目前没有听说贵州有任何一个乡镇出版过教育志。如果此说成立，那就意味着《乌罗教育志》是贵州有史以来第一部乡镇教育志。《乌罗教育志》的出版，填补了贵州乡镇教育志的空白。
从前述四部乡镇教育志的断限起止年限看，它们分别是：《府谷县墙头教育志》(明末清初-1999)，《马良镇教育志》(1948-2015)，《卧龙区蒲山镇教育志》(1949-2018)，《金石桥镇教育志》(1949-2022)。《乌罗教育志》上限为1414年，下限为2024年，断限跨度为610年。即便同断限上限最早的《府谷县墙头教育志》相比，《乌罗教育志》也比它早了两百余年。仅凭这一点，《乌罗教育志》就足以令人称奇。
《乌罗教育志》断限上限为1414年，是不是自我拔高？非也。乌罗镇是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28个乡级行政区(5个街道6个乡17个镇)之一，位于县城西部，地处松桃、印江、江口三县交汇处的梵净山北麓，距县城75公里。“乌罗”这个地名，在外人眼里可能寂寂无闻，但只要在对贵州古代史有所了解，却无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乌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唐贞观四年(630年)置乌罗洞，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置乌罗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乌罗府。乌罗府存续时间不长，仅为26年，但在乌罗置府的次年，即永乐十二年十月初五(1414年11月7日)就尊令设置乌罗府儒学。儒学亦称官学。府儒学就是府一级的官学。按明朝学制，府儒学是官办教育机构，既有教学任务，也对辖区内教育负有管理和督导之责。自乌罗府儒学始，乌罗的官学、书院、私塾，直到如今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610年来延绵不断。准确、清晰地记载乌罗教育610年来发展的真实轨迹和重大史实，完整、集中地勾勒出乌罗的教育先贤以及乌罗教育培养的莘莘学子，《乌罗教育志》不可谓不奇。
《乌罗教育志》由方志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由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承印，大16K，印制精美，厚重大气。
《乌罗教育志》除序一、序二、凡例、总述、大事记、附录、后记外，分11章34节7目，含各色图片、照片141幅，表格241份，总计68.6万字，详尽论述了乌罗府儒学、松阳书院、四合院学堂、私塾、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行政管理、学校党群组织建设、社会助学、教师、学生、教育人物等问题，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编排合理、语言朴实、图文并茂，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既为乌罗教育提供了最为全面、真实、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乌罗教育后续改革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向。
《乌罗教育志》是成功的。笔者的专业虽是心理学，但早年间曾对地方教育史颇感兴趣，曾参与编纂《中国书院辞典》，并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州文史丛刊》《贵州高教》等刊物发表过十余篇有关地方教育史的文章。史与志不同，但两者息息相关。笔者正是因为有此学术背景，才敢作这样的判断。当初，当编纂《乌罗教育志》的消息不胫而走，即便是乌罗本地人，也是各说不一，有的人认为“乌罗教育没什么好写的”。悠悠之口，岂能尽封！修志的意义在于存史、资治、教化。《乌罗教育志》的成功，既是对610年来乌罗教育发展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乌罗教育先贤、乌罗教育培养的莘莘学子的一个交代。
编纂《乌罗教育志》几乎无现存资料可查。李家畅、李万育、曾祥光、杨再江等先生及全体编纂者筚路蓝缕地开辟荆荒，不畏艰辛，克服困难，乐于奉献，成就此书。他们的名字，必将为乌罗人所铭记。
毋庸讳言，《乌罗教育志》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篇幅长。造成篇幅长的原因主要是图片多，表格多，材料堆积，叙事冗长。篇幅长导致规模大。《乌罗教育志》有68.6万字，算得上鸿篇巨制。文贵短。把一个乡镇的教育志写成鸿篇巨制，未必恰当。除非经典，大部头著作读来费劲，让人敬而远之。《乌罗教育志》的篇幅要是能够控制在20万字左右，该有多好呀！第二，有越界之嫌。既写乌罗，何谈冷水？还言石梁？不错，在不同历史时期，冷水、石梁的确隶属于乌罗，问题是，自1992年“撤并建”后，乌罗区已不复存在，现在的乌罗镇、冷水溪镇(含三阳、谢沟)、石梁乡是三个互不隶属的平级行政区。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的乌罗教育时，冷水溪镇和石梁乡的教育自然属于其含盖范围，可是，在资料提供人员名单中出现“冷水溪镇”“石梁乡”这样的用语，在目录中出现《冷水溪镇幼儿园选介》《冷水溪镇教育管理机构沿革及人员》这样的节题，这明显不妥。从“大乌罗”角度来谋篇布局，不是不可，关键是不要越界。当年同锅搅食，如今分家立业，插手别人家事，别人未必高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要知道，《乌罗教育志》的责任者是乌罗镇人民政府，并没有冷水溪镇人民政府和石梁乡人民政府。再说，倘若将来冷水溪镇和石梁乡也要编写自己的教育志，不知编纂者将作何处理？《乌罗教育志》虽然存在瑕疵，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笔者并不主张出版乡镇教育志。当然，像乌罗这样文化底蕴深厚和教育历史悠久的乡镇，另当别论。
笔者与家畅是故交。得此便利，在成书过程中，有幸成为部分书稿最早的读者之一，因此对《乌罗教育志》的问世，格外珍视，先睹为快。览全书，工作量之浩大，头绪之繁多，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限于学力，对本书成功之处难以作出全面评价，甚至挂一漏万。在谈到书中不足时，言辞尖锐，望编纂者见谅。絮絮叨叨写了这么多文字，权当作为读后感，仅供编纂者参考，以飨读者！
老来忙，人长寿。愿家畅健康长寿！愿本书能够成为您了解乌罗、乌罗教育的一个窗口！愿本书能为您增知、益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