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读书11年，从事教育14年，在其他地方和单位工作25年，许多书都不慎丢失了，而贵州、铜仁、松桃三部《教育志》却得以保存下来。教育志是我的珍藏家书，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纪念珍品。马年早春时节，有幸收悉崭新的《乌罗教育志》，弥补了我现有志书系列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空白点，弥足珍贵。

志书是官书。《乌罗教育志》内容起源于明代，修志却起源于当代民间。两年前，主编无意间言及，乡贤们便纷纷响应行动起来，其浩然之势出乎意料。有记忆的说故事，有史料的献史料，有图文的献图文，有感召力的奔走相告，有编写能力的欣然起笔，有查阅能力的多处查阅，有集资能力的多方集资……纷纷为《乌罗教育志》出谋划策，殚精竭虑。他们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不论民族，不分行业，不论远近，不论官民，也不管在职与退休，只要在原乌罗区七个公社——现“一乡两镇”范围内生长、生活、工作过的，无一不积极响应献策出力。同心同德的乌罗情结，是这本教育专著得以尽快面世的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

当地领导重视教育，顺应民意，果断决策，毅然担当，或任《乌罗教育志》编委会主任，或奋勇作序，或以镇人民政府名义编辑，或积极申办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一切都显得责无旁贷。终于，变野史民稿为一方基层教育之官书，值得庆幸。

20多年前，我协助当时的行署领导联系方志工作，兼《铜仁年鉴》《政权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和副主编。读过《乌罗教育志》，自然产生一些随感和共鸣。方志是政府百科全书，要求内容面面俱到，机构人员齐全，按期出版年鉴。而作为一个教育基层部门的一部专业志书，搜集编写史料需要更细致、更深入、更具体，专业性更强，但《乌罗教育志》却既无专职人员，亦不备行政组织能力，兼专业人才十分匮乏，足见其意义之非同一般。

本书忠实专业志书的基本属性，两序角度不同，各有侧重：凡例精当，总述全面，内容丰富，环环相扣；后记补充拓展到位，画龙点睛，主编和编写人员情感真挚充沛。全书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

为编好这本教育志，编委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牢牢把握了三个重要环节。其一，力求“专志专贵”，突出教书育人、固本专业的志书特色。大事记中有少数属于县级层面的记载，乡镇是基础重在抓落实，不矛盾。其二，横排门类，纵述明朝乌罗置府六百多年来的教育史实：按建制儒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教育管理、捐助教育和教育人物等共十二个版块，横向分类；又按年代时序展开说明，整个志书的史实脉络和逻辑关系十分清晰和严密。其三，史料翔实，表册精细，图文并茂，一目了然。凡文凡表凡图皆有来处，注解也力求言简意赅。

《乌罗教育志》别具匠心。特约专稿和乡土诗选各有千秋，作家、名师、前辈、专家之作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艺术性、趣味性和权威胜。摄影作品异彩纷呈，琳琅满目，锦上添花，是一代又一代教育人不可磨灭的辉煌记忆。

年代久远，史料遗失，许多当事人见证人已撒手人寰，难能再考证志书的其他内容，不免挂一漏万。短时期内，该教育志的主干史料搜集编辑周全，数十万字沉甸厚重，大开本精美装帧而成，难能可贵，值得礼赞。

存史资治教化，旨在启迪后人，与时俱进，开创未来。

《乌罗教育志》是贵州乡镇教育志的发端，亦堪英秀、翘楚。略古详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乌罗教育事业的发展浓墨重彩。读过这部官书，一股具有浓郁、鲜明、标志性的为民修志气息扑面而来。马年图腾，教育兴，人才兴，则乡村兴。相信读者一定会对历史悠久的黔东名府——乌罗大镇的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