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作家出版社），聚焦舞台背后的草根人群，关注社会底层里的人性微光，以其平视的视角和悲悯的情怀表现不为常人所知的“装台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小说里的人物，除了主要人物刁顺子是世居西京古都的市民外，其他人，如猴子、三皮、大吊等，都是从偏远贫困的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为了生计，为圆可能常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梦，再苦再累再委屈，也咬紧牙关坚持，抱成一团打拼。他们的人生际遇，很是令人感慨！感慨之余，以自己的阅读经验，潜意识认为，仅仅关注这些人物故事还远远不够。
这样想来，适时出现在小说中的特别“人物”，一下子来到我面前。仔细打量，我顿觉这些“人物”异乎寻常，意蕴深沉，不可或缺。
先是一只小狗，一只跑来主人家里时即有一条腿已断的瘸腿狗。这只瘸腿的小狗是在刁顺子的第二任妻子生病期间跑来的。刁顺子的第二任妻子收养了它，临终前又向丈夫交代，除了要善待她带来的女儿，同时要善待这只可怜的瘸腿狗。刁顺子是重情义的人，没有忘记亡妻的遗言，将养女视同己出，送她上了大学，同时将瘸腿狗差不多当成宠物养，让它伴随自己，不离不弃。
风平浪静的生活是在第三任妻子娶进门后被打破的。亲生女儿刁菊花开始不满父亲，对“入侵者”百般挑剔。表面看似乎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但深入一想，问题又并非如此简单。其实刁菊花并不留恋这个家，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去处，她才赖在这个家中。三十出头了，她刁菊花的爱情仍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荒草离离。这全仗这个家庭所赐——她的长相随父亲，这个家有什么值得她留恋呢！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这是命，刁菊花认命。没有男人爱就没有男人爱吧，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吧，自己就与父亲，与这个破家厮守一生，又有何妨？但想不通的是，自己骨子里瞧不起的父亲，爱情却绵绵不绝。第一任老婆、自己的母亲跟别的男人私奔，几年后父亲又迎娶了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贤淑能干，很快赢得刁菊花的接纳和认可。当时这个家还真呈现幸福的模样来。可惜，这女人命薄，一病不起走了。这个家又恢复如前，只是多了一个非同胞的妹妹和一只瘸了腿的可怜小狗。原以为父亲从此不再考虑再娶——他眼下应该首先考虑我刁菊花的婚事！但他就那么熟视无睹，漠视女儿的终身大事。不闻不问也罢了，谁叫他是一个连女儿我也瞧不起的，不愿叫他爹而是直呼其名的“刁顺子”呢？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不上台面的老男人，居然又领来一个比自家女儿大不了几岁，细看还有些姿色的女人。真是岂有此理！刁菊花心头早已蠢蠢欲动、引而未发的“怪兽”终于憋不住，要冲出来咆哮一通了，要主持人间公道了。
不仅对刁顺子这个“好色之徒”及其恬不知耻的投怀送抱者，要亮明她刁菊花的态度，而且要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让我好活我也不让你好过，惹毛了老娘我刁菊花，谁也没好果子吃！我刁菊花不仅要“直捣黄龙”，收复沦陷之失地，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你刁顺子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一个不是亲闺女却亲她疼她的大学生女儿吗，好吧，老娘我老账新账一起算。
家庭矛盾由此不断升级，推着故事走的恰恰是家中这只瘸腿狗。开始是怎么看都不顺眼，踢她（这狗也是雌性）；见新妈和非同胞妹妹在刁顺子的庇护下，依然无动于衷，刁菊花终于有一天动了残害之心；继而在死狗身上乱戳一通，悬尸于“午门”——挂在非同胞妹妹的闺楼门上。
如此一个杀气腾腾的人，谁不胆战心惊，谁不退避三舍！
读到这里，顿时明白作家的良苦用心，之所以让瘸腿狗出现在小说中，是将“瘸腿狗”作为小说必不可少的“人物”来设置的。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小说也要找一个“支点”，让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小说细节精妙传神。这其实是作家的策略。在《装台》中作家找准了瘸腿狗，借助瘸腿狗推动故事的发展直至高潮，最终让家庭矛盾在不断升级中有了一个合理的走向。尽管刁菊花精心设计假装上吊自尽的戏，差点弄假成真让读者为之捏了一把汗，但故事还是没有再往里走——再走下去，那真是会要了刁顺子的命！这样的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一个自食其力、极普通却有责任感和爱心的人，应该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最起码的家庭和睦、家人平安。这当然不是作家所要的结果，也不是读者所想要的结果。
于是，这个不会说话，却深爱着这个家的一名“家庭成员”——瘸腿狗，作出最无辜的牺牲。这只被主人叫作“好了”的瘸腿狗，她的到来和她的死亡，直接见证和参与刁顺子的一段生命历程，一段家庭的悲喜生活。她是一只残疾的可怜的小狗，多么卑微低贱；又不失狗的品性：忠诚，隐忍，知恩图报。她与这个平凡草根的家庭是多么契合呀！
因此，这只瘸腿狗与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她的不可或缺，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而且还有隐喻和象征的审美意蕴。这是不言而喻的。与之类似的文学作品，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小福子家的狗饿死了，是一种隐喻，让人联想到底层民众的绝望，与主人公祥子的命运形成呼应。又如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弗拉基米尔卡》，写了一只流浪狗，也是一种隐喻，暗示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表现冷漠社会里的孤独无助。
既然提及隐喻与象征，就该说说“蚂蚁”了。蚂蚁是《装台》中除瘸腿狗外的另一特殊“人物”。
刁顺子第三次结婚时，蚂蚁开始出现在小说中，并被新婚妻子最先注意到。家中床上、室内外浩浩荡荡的蚂蚁搬家场景不禁让小说中的当事人觉得蹊跷，也让细心的读者察觉定有所指。在文学作品中，蚂蚁作为一种审美意象，既是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与秩序的象征，又寓意渺小、勤劳及其命运。《红楼梦》中文学家借小说主人公之口道破人世真相：“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随后的家庭矛盾让刁顺子一步步陷于绝望，最终养女与新婚女人被迫离去，再不与这个家有任何牵连。这时才明白，果然，小说之前对蚂蚁搬家场景的描写，并非闲笔，或者说闲笔不闲。
在经过一场家庭“地震”之后，刁顺子变得淡定从容，也变得有主见，有脾性。他想帮助大吊夫妇完成一桩心愿。
大吊是刁顺子的得力助手，他跟随刁顺子干了许多年的装台，竟然干出了感情，干出了“野心”：他索性将农村的妻子和女儿接来一起生活。他让妻子协助装台，以多挣份报酬。原来夫妻俩有个心愿，就是将从小被烫伤毁容的女儿整整容。为了这个心愿，他们断了再生的想法。他们认为，女儿被毁容全是因为他们粗心大意造成的意外，如不让女儿整容，心里就久久不安。终于，大吊的女儿整了第一次容。与此同时，刁顺子的女儿也去韩国整容了。
家里就只有刁顺子一个人了，这期间，为了让大吊一家减少在外租房的开销，刁顺子让大吊一家住在了自己家中。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大吊猝死。在一次生前的谈话中，大吊暗示顺子，身边还是得有个女人，才像个家，才叫过日子。刁顺子说他已断此念，不想再娶，这个家再经不起折腾了，他已心力交瘁。但大吊劝他，有时候你接纳一个女人，有可能是在帮助对方呢。大吊死后，大吊的女人给女儿整容的信念坚如磐石，举目无亲的她决心留在城市继续打工。她认定刁顺子是可以依托终身之人。刁顺子心软，且联想到大吊生前跟他的谈话，就不再多说什么。
心理学上有一概念叫“共情”，是一种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并感同身受的内在能力。我早已过了容易感动的年龄，但我在阅读《装台》的过程中，确实被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这些“装台人”深深感动着。他们不仅勤劳、坚韧，而且重情重义、有责任心；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及家人，虽说有诸多不容易，但他们拒绝不劳而获，不对社会造成负担，还常常无私地向别人伸出援手。他们确实是极其普通甚至卑微的“小人物”，但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方向、生活原则和善良的心性。这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刁顺子原本不想再打拼，决定闲下来过“退休干部生活”，但他又在梦中见到“蚂蚁搬家”。蚂蚁的适时出场，作家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说他刁顺子便是一只蚂蚁吗？谁说不是呢，刁顺子不仅要为自己的生计勤苦操劳一生，片刻不得休息，而且还要为自己搭起的装台团队着想，为别人考虑。推而言之，他的团队就是一个蚁群，个体的渺小，让他们集结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那么，刁顺子能过下去他向往的“退休干部生活”吗？不能，他不得不重操旧业，他的团队不得不抱团打拼。
好了，不想再赘述了，总而言之，瘸腿狗、蚂蚁——小说《装台》中的特别“人物”，不是可有可无的花边点缀，而是带你走进小说深处的重要入口，抑或捷径；是与刁顺子、猴子、三皮、大吊等草根人群命运与共的匍匐者，看似信手拈来，轻描淡写，实则妙手偶得，意蕴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