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安仁，字达（1911-1960年）。出生于梵净山下一个很偏远的名叫三阳溪的小村。1928年随四兄赴南京求学，先考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八期，毕业后因不热衷行武，又于1931年考取官费选派生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大学专攻经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毅然投笔从戎，军从82师转战大江南北。胜利以后改业教育，先任松桃中学校长，1948年当局委命贵州省立铜仁中学校长。
对于这一委命，正如父亲曾在一篇《铜中校友录·序》所说：“当局令长本校，坚辞未获。”为什么他要坚辞呢？因为当时他已深知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结局不堪回首。
1948年春，父亲作为松桃县国大代表，堂伯父吴毓江（与我父亲一道留学日本，时任川大教授）作为秀山县国大代表，一起在南京出席国大会议，对内战成败完全透彻了解。而且国民党当局对当选国大代表人选，要求从政。堂伯父当时与父亲都决定绝不从政，为了避免无妄之灾，堂伯父邀请父亲同赴成都去川大任教。父亲回籍后，赴川一事尚未成行，当局作出不从政罢了，但须去贵州省立铜仁中学担任校长的决定。坚辞未获，只能从命。
父亲任贵州省立铜仁中学校长期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国民党政权前线节节败退，后方乱象丛生。虽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三中改为省级管理，经费仍然由部款开支。但是时逢举国啼饥号寒末日景象，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是穷途末路，自顾不暇了。正如父亲留存文字的贵州省立铜仁中学当时现状所述：“物价不断高涨，经济时虞竭绝，无米之炊，巧妇难为。”贵州省立铜仁中学生死处于一线。但历经抗战八年以来血与火磨砺过来的国立三中及贵州省立铜仁中学，风骨铮铮犹存。最令父亲欣慰和感动的，也就是他当时留存文字里叙写的师生们的表现：“幸赖同仁，风雨同舟，艰苦共济。而求学诸子，潜心研究，以安管弦。私心稍慰。”
作为一介书生，也作为贵州省立铜仁中学的一校之长，为了他的欣慰和感动，他能做的也是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求经济支持，在天下已摆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时候，能让贵州省立铜仁中学这张书桌平静地摆下去，而且平静地摆得越久越好。
由于部款常常短缺，他就多次去贵阳游说省各厅局，特别是省教育厅掌门人。省教育厅长与父亲同是日本留学生，碍于情面也时常给予一些支持。
这里且将当时贵州省立铜仁中学生活导师（后来思中教导主任）吴峰老师亲口叙说的小插曲，兹录于下：大概是1949年春寒料峭的时候，吴达校长让我去省厅将几根金条设法带回铜仁（因为金元卷纸币根本不行了）。当时时局已经相当混乱，路上盗匪很多。我只能将金条放在两胯之间，穿一套叫化子的又脏又破的衣服，不敢宿店，也不敢在大庭广众处张扬，我只好日夜赶路，就这样安全把金条带回，救了学校燃眉之急。吴达校长为此事多次夸奖我。
面对那么艰难的教学处境，他们都尽心尽力了。
1949年初秋以后，国民党败兵开始不断进入黔东各县。父亲知道已经缺了约束的败兵是学校最可怕的罪犯，威胁最为迫切的是女生与校产。这时候的父亲果断做了两件事，一是提前结束学业，要求学校将每个学生的详细联系地址登记在册，以备时局平静学校开学后好通知到人。二是组织老师与铜仁本城自愿参与的高中部男生保护学校校产。
为不让国民党败兵将贵州省立铜仁中学作为栖息场所，避免败兵打砸抢盗学校校产，父亲与当时铜仁临时维持秩序的县长李汤丞多次联系协商，请其地方有限的军警关注。在学校内部，所有男教师、男工友都必须轮流值班守护校门。我记得我们家当时住在傅家山下铜中一进门右侧的那座小楼里。因为每次值班守门的人都在十人以上，为了值班食宿方便，父亲便把我们全部搬到后面办公楼安家。只他一人长住那里，与值班的人一道守门查夜。
这样的辛劳日子一直坚持到解放军进入铜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秩序建立以雷霆之势迅速展开。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入铜仁并西进，贵州解放后，以王立然（新行署第一任专员）为主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铜仁，贵州省立铜仁中学被接管后，更名“贵州省铜仁中学”，简称“铜中”，归铜仁专员公署管理。据父亲生前与我们言及，他对首届铜仁新政府专员王立然的印象相当看好。他说王专员是个军人，也是一介书生。说话温文尔雅，办事雷厉风行。新政权建立不久，王立然专员就来铜中巡视一遍，并与父亲作了情况交谈。王专员见铜仁中学在国民党军队崩溃之际，竟然毫发无损，对学校教职员工大加称赞和敬重。那时，铜仁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务十分繁重，要剿匪要安民要防敌特要救济灾民，但是，对贵州省铜仁中学立即正常复课一事刻不容缓，而且似乎更加重视。一个月不到，几次分别邀约父亲去行署面谈或亲自来校面访，敲定了开学一切事宜。并且立即由铜仁专署下了任命书：专署委命专员王立然为贵州省铜仁中学校长，委命吴达为副校长。当年，如果没有专员的权力声威，在那个曙光初露的混沌时期，要完全顺利开展工作很难。校长王立然专员由于忙于日常政务，学校日常工作常常委托吴达署理。所以贵州省铜仁中学聘任老师、办学计划及老师工薪等级决定等校长权力都归属副校长。这里有两份关于吴峰老师的聘任书，一份是解放前聘任他为生活导师聘书，二是解放初根据他的表现和实力聘任他为教导主任的聘书，都是我父亲私印发出。不同的是第一份是校长吴达印章，第二份是副校长吴达印章。
在那段特殊时期，专员兼贵州省铜仁中学校长的王立然，对学校教学情况、师生情况了解十分清楚。父亲与他配合得十分默契。应该说，那一段时日也是父亲从事教育事业以来，工作最顺利，负担最轻松，工作最愉快的时日。
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组合，确实对贵州省铜仁中学短时间内恢复一切教育秩序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特殊组合对许多接到回校通知而受阻的学生也提供了权力保障。在改天换地的短暂时间，法律不可能完备甚至缺失。一些在省立中学读书的学生许多原来应是出生家道殷实之户，乡村组织阻拦返校继续学业多有其例。我有一个堂兄吴恩农，在贵州省立铜仁中学高一班读书。因为家庭划为地主，接到返校通知后，告知村、乡政府有关人员，政府有关人员都不批准放行。后来反映到区里书记处，一看到是专员校长王立然的大名，立即通知村、乡放行。说专员都要人家读书，你们还和专员唱反调！正是因为王立然专员校长的威名，使许多像我这个堂兄一样的年轻学子，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间才可能继续走进贵州省铜仁中学的大门，然后考进大学，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
很巧合，我父亲吴达任贵州省立铜仁中学校长和贵州省铜仁中学副校长的时间大概四年，两年处于旧世界雪崩时段，两年处于新世界曙光初露时段。雪崩阶段他与全校教职员工一道为省立铜中的平静书桌，尽了他们作为教育者的绵薄之力；曙光初现时段，他与全校教职员工为省立铜仁中学的学生能够返校复读，教学秩序能够恢复一如既往朝气蓬勃的环境，也尽了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绵薄之力。
父亲1960年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我那个在川大任教授的堂伯父吴毓江为此恸哭了一场，并委托他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特意返乡找到我，说了他的哀悼：安仁是个很不错的人才，他的失误是没有立即跟我赴职川大。我在日本求学期间得到他在学业上的帮助甚多。他的英年早逝，是家族的损失，也是地方教育的损失呀！可惜了！——这是我唯一听到的对父亲的评介，一个亲人对另一个亲人的哀惋，一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哀惋。
2026年，铜仁一中88周年华诞之际，以上文字既作为一点三亲资料提供，也是对远去了的所有为铜中和铜仁付出了心血的教育工作者的慰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