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儿响叮当

作者:朱国庆

电视屏幕上,二零二五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激烈进行。山地赛段,极限爬坡,选手们俯身蹬车、迎着阻力向前的模样,瞬间攫住了我,一下子拉我回到年少时光——那声倔强又清亮的叮当铃声,穿透岁月撞入耳畔,脑海里跟着浮现出一群乡村少年在土路上奋力骑行的身影。

那是一九八六年初夏,我终于得偿所愿,骑上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去上学。清晨的雾软软地漫开,像帘子垂下蒙住了土路的尽头,当自行车行进时,它便徐徐掀开。雾的深处,铃声混着鸡鸣,划破了黎明的寂静,我摁响铃铛回应,脚掌用力蹬踏,似在追赶,抑或冲锋。路旁白杨一棵一棵往后掠,临近学校,赶早读的身影越来越多,我蹬得越发卖力,这个时候,得充分展示自行车的先进,即便是爬坡,也不能输给走路的同学。

下午放学路上,几辆自行车你追我赶,谁也不想落后。铃声叮铃铃此起彼伏,轻快时如溪流叮咚,急促处似雨点敲窗。抢得后座的同学一脸得意,哼着改编的歌词:“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骑着洋马儿,晚风轻轻吹……”冲下坡时,车铃愈发清亮,引得走路的同学躲闪呵斥,后座的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朝他们做鬼脸。

只是,那叮叮当当的铃声,也不总是清亮的。

一次放学,牛毛细雨似有似无。土路刚垫了土,蓬松的泥土在雨水的滋润下变得黏稠,泥土粘住车轮,在护轮壳与前叉处越积越多,最终死死困住车轮,不再转动。我不得不停下车,折来木条将它们撬落,木条不够坚硬,扛不住撬,“啪”地折断了,就用手指抠,弄得满手满车都是泥。再往前就学聪明了,专挑泥少的路骑,即便这样,也下车撬了两次泥。摁铃铛时,铃声变得嘶哑,像我不服输的脾气。

晚自习后的夜空,漆黑如墨。几辆自行车仅有一盏头灯,不敢并排行进。没灯的我只能跟在后面,借着头灯的微光和白杨树的暗影往前骑。黑暗编织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一遍遍摁响车铃,本想驱离恐惧,却引来了路边蛰伏的野狗,吠声追着车轮而来,黑暗里仿佛就在身后。我攥紧车把拼命蹬踏,远处的亮光成了指引方向的灯塔。

有月光的夜晚更少不了故事。月色溶溶,下晚自习的我们轻松骑行,兴致盎然地玩起了花样。我炫车技转过身来倒着骑,却不料乐极生悲,一时分不清月光映亮的水田和土路,连人带车栽进了田里,半截身子湿漉漉的,引得同伴开怀大笑,笑完才来帮我。我狼狈爬起来,顾不上泥水,赶忙去拽自行车,拖上路后第一件事便是摁铃铛,一声清亮的“叮”落下来,自己也笑了。

那些年,那辆自行车陪我碾过的,不止那段土路。它还载着我,完成了人生中两次真正的远征。

第一次“远征”,始于一场意外。中考预选后,我们班上线十二人要赴四十公里外的思南县城再次参加考试。临出发的头一天,天降大雨,公路塌方,班车停运,我们不得不另谋“去路”。教室里,大家议论纷纷,骑自行车去成为一个选项,只不过因为路途遥远,没人贸然开口。我的目光扫过众人,握紧双拳举高,断然喊出一声:“敢不敢骑车去!”也许是我的豪情感染了其他人,又或许是他们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露怯,顿时就有三人附和,还有一人追着说:“我可以借一辆车骑。”剩下七个人中有五个人立即向我们靠拢,有的拉手臂,有的搭肩膀,争着叫:“带我,带上我!”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学校碰头后,就开始了四十公里的远征,五辆自行车像五头撒着欢的牛犊,颠着朝县城奔去。

公路上又响起了我们嘹亮的歌声。“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骑着洋马儿,晨风轻轻吹……”链条转动的咔嚓声,飞轮滑动的簌簌声,成了歌曲的伴奏。随着公路向前延伸,歌声渐渐稀落,毕竟后座坐了人,再唱歌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大家只闷头骑车。我俯身蹬踩,看路面像母亲的包头帕一样展开,铺在山的褶皱里。车轮碾过坑洼时的震颤顺着钢架传到手心,是那种握住二锤打铁的手感。遇到上坡路,我扶稳车把发力,身体像坐在锅里的甑子,热烘烘的直冒汗。咬牙爬完那个坡,旷野的风扑面而来,吹得汗水粘着衣服黏在身上,黏糊糊、冰凉凉的,腿肚子还在打颤,但心里却说不完的舒畅。路过塌方处,公路变窄,我们放慢车速,按响铃铛,叮铃铃的车铃声,惊飞了路边的麻雀。到八角岩上坡,我们实在骑不动了,就下车来推着走,后座的同学跳下来帮着推,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和车轮碾过石子的咔嚓声。翻过八角岩下坡,一路飞驰过黎家坝、石门坎至炸药仓库,乌江峡谷的风迎面吹来,像一支强心剂注入我们的身体,肌肉的酸痛得以缓解。当县城的轮廓跃入视野,我们一起摁响铃铛欢庆,清亮的铃声响彻乌江东岸。我们推着车坐轮渡过了江,又骑行一段路来到老师为我们预定的旅社。五个人汗津津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进了房间就一下子瘫软在床上。

中考三天,第一天我就有收获。

那天午饭后,我骑着自行车在县城街道转悠,一块“租书”的牌子忽然映入眼帘,一个急刹车靠边停稳,我锁上车就钻了进去。门边桌上一张红纸写着“借书押金十块”,靠墙的书架上各类书籍琳琅满目,我的目光缓缓移动,其中一本《射雕英雄传》吸住了我的眼球,我抽出来翻了翻,捏在手里实在舍不得放回去,摸了摸内衣荷包里的十块钱伙食费,一狠心递了过去,谨慎地问了一声:“是不是还书的时候退?”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才松了手。

那天下午考完试,我就抱着小说书读了起来,吃晚饭也舍不得放下,至于晚饭钱,就只能先借同学的了。晚饭后,别的同学都在抓紧时间看书复习,我却就着旅社昏黄的灯光读到半夜,郭靖“练降龙十八掌不怕苦”的劲,让我想起白天骑车上坡时,弯腰弓背向前蹬车的喘息,我们都有不服输的少年心性。

第三天考英语,我书还没看完,就把书带进了考场,主动放在监考老师桌上,那时的考场还不像如今这样森严。英语我没基础不会做,凭感觉填完选择题就急着交卷想看书,监考老师说时间没到不能交。我赶紧问:“那能看小说吗?”他看了看面前的《射雕英雄传》,拿起来翻了翻,指着书页上“侠之大者”四个字,轻声说:“别影响别人。”

惊喜在暑假的期待中如愿到来,那年我考上了师范,五科总分刚好超过录取线两分,而其中英语科占了十九分。我好想感谢那位监考英语的老师,感谢他看懂了一个少年心里那点好奇、求知的劲头,没有粗暴地掐灭它。录取通知书拿到手,我骑着自行车,不停地摁响铃铛,铃声像上了发条,一串一串滚过小镇的石板路,连巷口卖红苕麻糖的老人都抬头笑。那个傍晚的饭菜,和过年一样丰盛,我们一家人的脸上都是笑容,那个坡,总算爬过去了。父亲说:“看来这自行车买对了。”

其实,为了爬过中考这个坡,这辆车来得并不容易。

上一年春季学期,我因中考户籍限制,从石阡回到家乡中学上学,本该全力冲刺的日子,却被每日六趟、往返三公里的土路耗尽心力,最终在夏季中考一败涂地。

中考失利后,父亲二话不说押着我打铁。火星溅在手臂上,烙下细碎的红印。我嘟囔着将中考失利归咎于每日奔波,父亲眼神严厉,回我的话斩钉截铁:“明年春上给你买辆自行车。考不上,别怨我。”母亲则默默计划着多种油菜,想攒下那笔钱。

秋季学期,父亲把我重新送进了学校。我沉下心来,除了早晚归家,其余时间都守在学校。寒假里,父亲厚着脸皮从隔壁食品站借了辆旧自行车教我骑,我摔了一次又一次,他却只有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开春后,田埂边的油菜花金灿灿铺向远方,那片绚烂里,藏着我对自行车的满心向往。

油菜收割的季节,我跟着下地。晒干的油菜籽卖了九十块,加上母亲攒了三个月的鸡蛋钱十五块,刚好凑够一百零五块——那是一辆二手永久牌自行车的价钱。

父亲的手指在纸币上轻轻捻过,数了一遍不放心又数一遍,其中一张还沾着油菜籽的黄渍,是粮站找零的痕迹。他将钱郑重地压在李医生掌心,像交出了珍藏的宝贝。“这铃铛可是正宗上海货,要不是工作变动,这车我舍不得卖。”李医生的话落,阳光从叶缝间滑过,落在车铃上晃出银亮的光。我伸出手,轻轻拨了一下。叮——那一声清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一下子落进了心里。父亲拍拍车座,对我说:“试试吧。”我攥着车把绕平坝骑了三圈,一遍遍摁响铃铛,叮当声在平坝上荡出去老远。

欢喜过后,我心底却泛起一丝忧思——县城书屋的书香还在鼻尖萦绕,我渴望再续那份阅读的喜悦,却没有多余的钱。

离开学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一天,一个收药材的熟人来我家小卖部买烟,和我说起隔壁石阡县有几种思南没有的烟,我便记在了心里,盘算起第二次远征。

我把想去石阡开烟的想法,说给看小卖部的大妹听,大妹当即表示支持,许诺一条烟给我两角钱。出发那天早晨,我把大妹准备好的一千三百元,放进贴身的衣袋,留了五元零钱在外衣口袋备用。接着给自行车链条抹了油,又试了试车铃。绑上胶纸就上路了。

去石阡的路有三十七公里,我前两年在那里读书走过。那时不通车,全靠双脚。今年听说修了公路,还没去过,自行车正好派上用场。

不久来到龙底江边,路边一块显眼的木牌拦住了去路,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前方大桥施工,禁止通行。过河请走渡口。”渡口离公路近百米,全是陡坡。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根本下不去,就用肩膀扛起自行车往下走。上了渡船过了河,付了船钱,我又扛起自行车下船往上坡走,身后传来一声:“小伙子厉害。”

到了县城,我倾其所有开了五十条烟,绑在后座上,在路边摊吃了碗面就开始返程。快到思南地界,天突然下起了雨。豆大的雨滴打在我脸上,又疼又凉。我赶紧把防雨的胶纸从后座解下来,全罩在了烟箱上。自己则冒雨继续前行,雨水顺着脸颊下巴往下流,前胸后背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冰凉凉的。铃铛进了水,声音闷闷的。过渡口上坡最难,好想有人帮帮我,可是……最终帮我把重量搬上坡的是上个假期中父亲那严厉的眼神。快到家时,车胎终于不堪重负,“噗”地泄了气。我推着车,艰难走完最后两里地,烟没湿,人却发了两天高烧。病愈上学那天,母亲给我买了件的确良衬衫,她说:“这是你开烟赚的钱买的,去县里读书,总得体面些。”而大妹却不承认母亲把钱拿走买衬衫了,仍然给了我十元钱。

岁月流转,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最终让位给了摩托车,摩托车又让贤小轿车,唯有那枚小小的上海铃铛,被我妥帖珍藏。

电视里的环岛赛已落幕,四名获奖选手站在领奖台上,分别穿着黄衫、绿衫、圆点衫和蓝衫。我知道,穿圆点衫的是爬坡王,而知道我也是爬坡王的,就只有那几个一起远征思南的小伙伴,以及那枚我还珍藏着的上海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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