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府，堂堂从四品的朝廷命官，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位，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多少学子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寒窗的勤学苦读，方才金榜题名，拿到了做官的金钥匙；又经过多少年来的候补等待，才能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再经过多少年的清正为官，方可一步一步地升迁，戴上这从四品的青金石顶子、穿上这绣上雪雁的从四品补服。

然而，清朝咸丰十年五月（1860年6月）某天，在铜仁府知府衙门内，一个名叫黄楷盛的知府，面对着这官还要做不做下去，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黄楷盛，号正甫，湖南省湘乡人氏，拔贡出身。这拔贡要做官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清朝初年，每隔六年，由各省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考核选拔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进入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但是到了乾隆时，拔贡的选拔更为严格，不仅时间上改为每隔十二年定期（即逢酉岁）选拔一次，名额也加了限制，府学可有二名，州学和县学只能选拔一名进入国子监。然后还要由皇帝特派大臣进行朝考，择优分为一二三等，分别授予京官、知县或教职（如正七品的府学教授或正八品的县学教谕）。三等以下，就卷铺盖回家，俗称“废贡”。

湘乡在清朝时只是一小县，每隔十二年才能选出一个拔贡。湘乡人氏黄楷盛就算机遇再好，等的时间不长就选上了拔贡，而且朝考合格，授予正七品知县，但要从正七品、从六品、正六品、从五品、正五品再升迁到现在从四品的知府，对于善于溜须拍马、投机取巧之流或属易事，但对于“尚慈爱，耻逢迎”的黄楷盛来说，其中艰难苦楚可以想见。

黄楷盛是于清朝咸丰八年下半年来铜仁府出任知府，正值铜仁红军起义，历经三年战乱，百姓日子正处水深火热。

咸丰九年，凤凰人田兴恕任贵州提督，办理全黔军务，在铜仁驻扎几个月，接受了当时铜仁一些庸官提出的一个馊主意：劝老百姓捐钱资助军饷。留下营务处参将熊焕章为劝捐委员，具体办理捐输。

熊焕章乃一“赳赳武夫，阴狠残酷”，在铜仁建行台，凡令不行者，都被抓到铜仁的考院“敲扑”。因其打着“贵州提督”旗号，“挟军门之威，气焰熏灼”，莫说普通百姓，就是地方官员，也不敢违。又加上当时铜仁“二三不肖之为爪牙”，助纣为虐，“恣其博噬”，助其欺负本地乡亲，一时间，铜仁“凡殷实绅民，无不囚首丧面，侪伍罪人”“上户捐至七八百金、中户四五百金、下户一二百金，稍有衣食者，悉被搜捐”。

当时铜仁“境内素本荒瘠，几刮至十万两有奇”。“本无大户，蓄金银者，百中无一。一旦缴此巨款，半从借贷而来，岁月迁延，无力弥补。本实既拔，家随以倾。”后人评价铜仁元气大亏、久而难复的原因，都不是亏于咸丰五年（乙卯年）的红号军起义，而是咸丰十年（庚申年）的捐输。因为发生在咸丰五年的铜仁红号军起义，领头的都是一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像率领红号军起义的徐廷杰、梅济鼎分别是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举人和咸丰元年皇帝登基的辛亥恩科举人，这在农民起义中领头人的文化水平空前未有，而且他们又是本地多少有点名望的知识分子，不愿在家乡留下骂名。所以他们攻进铜仁城后能约束部下，做到“秋毫无犯”。而熊焕章的强令捐输，却使铜仁“富户凋残，贫穷愈无所依，彼此交困”。

铜仁地方上的有心之人，记下了这一段给铜仁造成元气大伤的历史：

铜仁元气之亏，久而难复。不亏于咸丰乙卯之乱，而亏于庚申捐输。乙卯构乱，虽起自教匪，究为本属之人，秋毫无犯……独庚申田军门兴恕入黔接提督事，在铜驻节数月，下令捐输，以资军实……富户凋残，贫穷愈无所依，彼此交困，地方不可为矣。至今父老谈及此事，犹不禁太息深之。

咸丰十年五月，“田军门委员四出，百姓惊惶无措，不堪其扰”。《平黔纪略》记载：贡生卢觐光因一时办不齐银两，熊焕章就同团首杨葆光带了一千多人去漾头抄卢家的家，周围邻居，“同里百余，皆被淫掠”。

对于铜仁百姓的这种遭遇，黄楷盛深表同情。这听说熊焕章所作所为后，更是“隐痛斯民遭此荼毒，方深浩叹”。可接着，官兵又命他就地筹款。

面对着要么讨好上司而向自己管辖下的老百姓敲诈勒索，替官兵敛财伤民，要么为了良心安宁，辞去这来之不易的官职，黄楷盛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长叹不已：吾纵不能惠民，何忍于疮痍未复之地，籍脂膏以媚上也。最后，他毅然以身体多病为由，向上司递交了辞呈。

上司见他态度坚决，知情形不可挽，也只好同意。黄楷盛离铜时，“行李萧然，琴书外无长物”。后来，铜仁的百姓还立了一块碑来纪念这位不愿加重百姓负担、“不以得失介怀”、弃功名如粪土的好官。

做官衣锦还乡，趋炎附势者会趋之若鹜，倘若丢了官回去，任你怎么解释，也难免会有飞短流长——为官多年的黄楷盛深知世态炎凉，因此也不想回到湘乡让“四邻之地，更效递笑”。据说他离开铜仁城后，就来到瓦屋的南坪，见这里山青水碧，便定居下来。若干年后，黄姓子孙在这里繁衍成了一个村寨，为了纪念祖上为民舍官的高风亮节，便把这个寨子叫做“官舍坪”（今碧江区瓦屋侗族乡南坪村官舍坪村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