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必须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提升，把基层基础夯得更实，把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落到更细处。对铜仁而言，山地地形带来村落分散、治理半径大、公共服务不均衡等现实挑战，同时也拥有红色文化厚重、民族文化多彩、生态资源突出等比较优势。把自治、法治、德治贯通融合，走出一条符合山区特点、彰显群众主体、兼具效率与温度的治理路径，正是铜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激活自治动能，筑牢治理“主阵地”。为把群众参与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在决策形成、参与组织、激励保障三个环节协同发力，推动自治从有形式向有实效跃升。第一，健全议事决策机制。在传承创新“寨老议事”“院坝协商”等传统做法基础上，融入现代治理理念与规范程序，构建权责清晰、流程闭环的自治决策体系。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薅菜村严格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围绕集体资产处置、产业发展等重大事项，坚持按规范流程民主议定并全程公示。2023年，该村依托该机制完成1000万元集体资产挂牌交易，实现村集体经济纯收入146万元，村民分红87.6万元，人均增收1207.1元，相关做法获新华网专题报道。以规范决策保障公开透明，为群众参与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在程序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参与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联动机制，使更多群众能参与、敢监督、会表达。如：玉屏侗族自治县依托清廉村居建设，选聘500余名廉政监督员参与“三资”监管和村务公开监督，推动监督力量向末梢延伸。又如：万山区茶店街道推行“五联模式”，通过“板凳议事会”“田间恳谈会”等载体吸纳群众参与决策，2024年以来开展协商活动60余场，解决群众诉求30余条，进一步夯实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社”的治理格局。多元平台的常态化运行，让自治从“能议事”走向“议得成”。第三，完善激励保障机制。为避免参与热情“一阵风”，必须建立导向鲜明、操作可行的激励机制，把群众的参与行为转化为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创新“积分制管理”，将村民参与公益劳动、支持村务工作等表现量化为可兑换积分，以“积分换认可、以行动促参与”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村容村貌达标率显著提升，逐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激励机制与议事平台相互支撑，进一步巩固了自治的制度化、常态化成果。

筑牢法治根基，拧紧治理“安全阀”。法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只有将乡村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才能实现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一是推动法治力量下沉，提升依法治理的可及性与穿透力。坚持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健全村级法律顾问、法律援助联络、普法宣传等工作链条，推动“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成为基层共识。聚焦婚姻家庭、土地流转、劳务用工、邻里纠纷等问题，通过常态化普法与个案化释法相结合，增强群众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从源头减少矛盾滋生的空间。二是强化重点领域制度约束，规范权力运行，防范基层治理风险。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惠农资金使用、工程项目建设、宅基地管理等关键环节，完善决策程序、财务公开、审计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推动用制度管权、按流程办事、以公开促公正。把清单化管理、痕迹化留存、常态化监督贯通起来，既防止“微腐败”侵蚀基层信任，也避免因程序瑕疵引发群体性矛盾，为乡村治理装上可预警、可纠偏的制度“保险丝”。

厚植德治底蕴，凝聚治理“向心力”。德治是乡村治理的灵魂，能潜移默化型塑群众行为、凝聚治理共识。一是以文化铸魂涵养公共价值，把乡风文明转化为治理共识。乡村治理要行稳致远，必须先在价值层面形成最大公约数。要用好铜仁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教、文明实践和群众性文化活动之中，推动从“讲道理”向“成风气”转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典型评议、文明积分、志愿服务等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受到浸润、在日用中形成自觉。二是以德治促融增信化解矛盾，把人心凝聚转化为治理能力。基层治理的难点往往不在于缺少制度文本，而在于缺少相互信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发挥乡贤能人、寨老族长、党员骨干、网格员等熟人社会力量的桥梁作用，推动矛盾调处从事后处置向事前疏导延伸，把情理法贯通起来，把“解开疙瘩”与“修复关系”结合起来。对土地边界、赡养抚育、邻里口角等传统矛盾，要强化道德评议、亲情劝导和公开议理，做到小事不激化、旧怨不累积。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要以公开公正赢得群众信任，以共同参与增进彼此理解，形成从“各管一摊”到“同守一村”的治理合力，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的向心力和韧性。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