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笔者以为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充分认识校园文化之自由与必然。不能只讲自由、不讲必然，也不能只讲必然、不讲自由，要坚持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

雅斯贝尔斯认为的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这些要通过文化来实现传递，“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高等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其育人实践同样需要以文化为依托，此处的文化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涵盖高校校园文化。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先天根植性与内在浸润性，自个体生命伊始便持续作用于精神世界的塑造；而校园文化则属于后天建构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场域性与类型化特征。不同类型高校之间以及相同类型高校内部之间的校园文化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具象层面的，从本质与共性层面来看，各高校校园文化都是自由的，即自由的校园文化。雅斯贝尔斯倡导教育通过文化使人自由，并非将自由视作教育的终极结果，而是从始至终赋予文化以意义，这种意义并不能在个别的文化传递行为中找到，而是依托系统性、整体性的文化育人实践逐步生成。

自由的校园文化其实就在于自由的育人氛围与成长环境，在于提供不受桎梏的精神空间。这种自由的氛围，首先体现为学术探索的自由。怀特海认为，由知识通达智慧的前提，是自由。智慧产生于自由的氛围，并且只能在这种氛围中产生。高校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阵地，自由的学术环境是文化传递与个体成长的前提。一方面允许师生突破固有的认知边界，大胆质疑、理性思辨、自主探究，既尊重不同学术观点的多元并存，也鼓励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让知识传授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在自由探索中领悟知识的内涵、彰显生命的价值；另一方面允许没有功利主义目的的、只为追求真理的学术自由。陈先达认为：“独立之人格，是指学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不依附权贵，不依附资本，而是有尊严、有人格地进行学术活动。”高校应宣传坚守学术的本真立场与精神底色，捍卫学者独立人格、保障非功利性学术探索的权利。在这种去功利化的自由文化中，让学者能够摆脱世俗功利的束缚、摒弃短期效益的追逐，以纯粹的治学态度投身真理探寻。其次体现为个体成长的自由。这种氛围拒绝标准化、同质化的育人模式，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包容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教育的终极价值不是别的，而是帮助和促进人的精神的圆满和人格的健全。无论是研究型高校对学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应用型高校对实践能力人才的塑造，还是职业型高校对职业素养人才的培育，始终都要提供自由的校园环境，为个体的自由多元发展提供支撑。即便这种具体的校园文化有差异但并未背离自由校园文化的一般本质，反而让自由的氛围与环境更具针对性，更能贴合不同类型高校的育人目标与满足人的成长需求。因为大学教师传授给学生最宝贵的是精神状态和思想方法的培养，而不是可以靠后天学习弥补的具体知识和科学原理。即纽曼认为的大学教育真正的目的不是学问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不是美德而是智慧。自由的校园文化不强制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遵循统一的思维路径和实践路径，而是引导受教育者在文化浸润中自主明确成长方向，规范自身意志行为，实现“自由生成”教育目标。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使自由人的心灵得到自由的“自由民”教育。最后体现为主体间交往的自由。雷丁斯认为，大学是各抒己见的共同体，这种主体间的自由交往打破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身份壁垒与沟通桎梏，构建起平等、开放、真诚的交往场域。教师不再是权威的唯一持有者，而是作为平等的主体，与学生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情感层面的共鸣，在传递知识的同时，共同探寻真理；学生之间则在自由的交往中相互启发、彼此滋养，碰撞思维的火花，完善自身的认知与人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培育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需要明确的是，校园文化所彰显与坚守的自由，绝非脱离客观规律、脱离现实根基的抽象自由，而是深植于客观必然、充盈理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在校园育人实践、学术探索活动与社会参与过程中，通过深刻认识必然、自觉把握规律、主动运用法则所展现出的自主、自觉、自为的状态，是摆脱盲目随性、超越主观臆断后的理性自觉，而非无边界、无原则、无约束的放任自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这一论断深刻指明，任何形式的自由都不是悬空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受既定社会物质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制约的。自由的边界与实现程度，始终以客观存在的社会条件为根本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在倡导自由的校园文化的同时，也要拥护使这种自由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特别是拥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即必然的校园文化。

必然的校园文化其实就在于必然的育人条件与成长规律，在于提供根本的社会条件与实践场域。这种必然的条件，首先体现为学术探索的必然。学术探索的必然性，是严格限定在学术范畴之内、遵循学术逻辑与学术使命的理性探求，这也为学术探索划定了清晰且不可逾越的界限。一旦脱离学术的固有范畴，逾越边界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与危险泥沼，原本纯粹的学术研究便会偏离正轨，从严谨的学术研究领域越界进入敏感的政治领域，彻底背离学术探索的初衷。除此之外，学术探索还必须恪守学术研究的固有规范与基本准则。坚决抵制虚假合作、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等背离学术本质的行为，始终坚守学术底线，让学术探索回归求真、求实、求理的本真价值。其次体现为个人成长的必然。一方面是主观精神方面的必然性。校园文化虽然带有地域性和类型化的特征，但却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天浸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后天文化。因此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陶冶。这种校园文化浸润出来的人，必定是带有中华儿女独有的精神底色与文化基因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环境正如马克思关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论断所揭示的那样，教育者作为校园文化的引导者与构建者，其自身的文化素养、价值追求必然影响校园文化的导向与质量，而教育者自身也始终处于校园文化的浸润之中，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受教育者作为校园文化的接受者与践行者，其自身的认知水平、成长需求也会反作用于校园文化的完善与发展。我国高校的校园文化中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等内容，必然会内化为个体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实现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国家需求的同频共振。另一方面是客观规律方面的必然性。列宁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通过校园文化对人进行教育要遵循人在成长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人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具体过程。校园文化通过校园环境的营造、文化活动的开展、人际互动的浸润等文化行为让受教育者获得感性认识，再通过引导、反思、实践，将感性认识升华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的理性认同，最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若违背这一规律，脱离感性体验而单纯追求理性灌输，或忽视理性引导而放任感性体验，都会使校园文化难以实现育人功能。最后体现为主体间交往的必然。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是变化的、发展的，故而人的交往是在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一定群体与个人的本质及作用的。因此主体间的交往必然要在既定的社会关系范围之内进行，做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高校校园的交往内容与方式必然要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师生交往中既要体现民主平等，也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尊师重道”的文化基因，形成教学相长、互敬互信的关系；在同学交往中，需摒弃功利化、冷漠化、极端化的倾向，培育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氛围。自由不是放任自流，无止境的自由会导致混乱和堕落，这种边界与导向的必然性，并非对交往自由的束缚，而是为了让其更具价值，避免陷入无序化、低俗化，确保交往活动能够服务于学术提升与个人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校园文化是学校育人的重要资源和载体，具有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重要功能，要坚持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离开自由的必然会走向僵化与封闭，离开必然的自由则易陷入虚无与失序。唯有在把握必然中追求自由、在坚守规范中彰显活力，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校园文化才有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才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校园文化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青年学生精神世界，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与民族复兴筑牢精神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