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凸显风险意识是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强调：“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需通过强化风险意识，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价值指引与实践方向。

《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此言原本用于劝诫治国者，在天下太平、局势安定之时仍须常怀忧患之心，提前谋划防备，以免祸患猝然降临而措手不及。这一古训所蕴含的辩证智慧并不局限于治国理政，而且可以迁移至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成果，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内容生成能力，深度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新动能、开辟广阔前景，当前正是处在“安”态之下、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时期。马克思在分析现代技术发展的二重性时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这警示我们，在充分看到技术发展积极效能的同时，更要清醒看到潜藏于其中的内生与衍生风险。人工智能的高度运行依赖于海量的社会数据，而数据本身可能携带数据生产主体的主观意向与价值倾向，在算法学习与模型训练过程中，这些带有偏差的价值取向会被算法吸收、内化并进一步放大，使得人工智能难以形成完全客观、中立的判断与理论成果，而且这一深层问题无法依靠单纯的技术迭代实现彻底消解。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常怀风险意识。人工智能会不断发展，但其发展轨迹并非一条直线式的坦途，而是波动起伏、曲线上涨的过程。风险意识时刻伴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过程，必须推动风险意识常态化、全过程化推进，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立足确保人工智能可控的风险意识，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要向实践维度延伸，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教育优势，驾驭并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首先，需打破固有思维，推动风险意识全程贯穿。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中指出“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迭代快、风险隐蔽性强等发展特征，其更新速度往往超出制度调整与人工监督的节奏，而风险又常常潜藏于算法运行、数据流转和模型训练等不易察觉的技术环节之中，难以通过事后观察及时觉察。技术形态的快速演进，使得既有制度框架与监管手段时常面临“跟进不及”的被动局面，而风险在技术系统内部的生成与累积，又并非直观可感，往往要经过一定时间和特定条件才会逐步显现。解决人工智能所拥有的问题，需摒弃事后补救的被动治理模式，将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嵌入技术研发、数据训练等过程的全生命周期。把风险识别与隐患排查作为一项必要的、持续性的工作同步推进，使治理的关口不断前移，使安全要求真正贯穿于技术生长的全过程。其次，健全风险意识制度体系，搭建规范化安全治理框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要实现人工智能的安全可控，需要依靠制度规制这一重要保障，以化解技术快速迭代与制度相对滞后之间的治理张力。面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不断涌现，制度供给因需严谨论证而存在时滞，亟需通过具备前瞻性和规范性的制度设计来填补空白。唯有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方能使人工智能发展的全链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明确技术创新的安全界限，夯实规则基础，确保技术发展始终处于可管可控的良性轨道。最后，通过以技治技、攻防并举是实现风险意识化解人工智能风险、实现安全可控的重要路径。斯蒂格勒曾提出“技术药学（pharmakon）”命题，他认为：技术本身具有二重性，既是毒药，又是解药。技术带来的风险，无法单纯靠抛弃技术解决，而必须依靠技术自身的“疗治力量”去对冲技术带来的毒害。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就内含着正负两面的可能，任何因风险而简单否定技术、回避技术的做法，既不符合技术演进的客观规律，也无法真正消除风险滋生的土壤。唯有正视技术本身的二重性，依托技术进步过程中所积累的认知能力与治理手段，以技术自身的迭代升级来回应技术发展衍生的问题，才能形成对风险的实质性制衡。

发展与安全，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性，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诚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立足新时代的教育视角，我们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底线思维，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应用中治理，方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筑牢坚不可摧的教育安全底线。

（作者系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